你的职业占有了你吗？

“我们并非真的活着。我们仅是存在而已。存在的借口是服事我们的职业，”艾劳不满地埋怨着。

他的上司和午餐同伴，坚尼先生，a颔首同意。“我们都是奴隶。职业占有了我们。”

“请看看我在去年提出的售货纪录。你对这成果认为怎样？你告诉我今年要增加百分之10。”

“啊”，坚尼先生提醒说，“那是无情的公司要我告诉你的。我的工作是要将人利用到最大限度。”

这位老年人想起公司未与庞大的所谓“增长”机构合并以前并没有这种不近人情的非人待遇，面上不禁泛起了忧郁的表情。合并之前这间公司的总裁也是东主。在对人的关系上侧重以个人为基础。凡事留有了解和同情心的余地。可是现在除了自己和少数人如艾劳等还有小许信赖感以外，情形已今非昔比了。甚至这种信赖感也是很肤浅的。在坚尼先生的内心深处，他认为还未可以披肝沥胆。

“我们现在是一个庞大机构的一部分了”，艾劳说，声音满带讥讽。“我们的股票在市场出售。谁有钱就可以买到对我们的发言权。他们投资一元，手也不动就想取回二元。这意味到我们要榨取更多的利润，不择手段而只要牟利，即使唯一的方法是制造劣货充场。”

陷入庞大主义中

许多人均感觉陷入现代商业世界庞大机构的掌中，像艾劳和坚尼先生般真人真事的午餐谈话非常普遍。这是个陷阱，很少人能从其中自拔。坚尼先生的反应很像在商业主义的铁面之前毫无办法地挥着空拳。这副面孔贪婪地刻在一排排的钢铁上，其精神正如美国一间大制钢厂的一个主管人员在《幸运》杂志所披露一般:“我们公司的目的不是制钢，不是造船，也不是建筑大厦。我们的业务目的是赚钱。”

以扩张、合并或任何手段造成的增长乃是通往利上加利的康庄大道。

在一个以增长为手段，以牟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各行业之间拼命互相角逐，互争雄长。以商店为自己王国的小商人，以技术为财产的技工，拥有几亩田地而自给自足的农夫的影响力已消失无余。“现在是集资亿万的大企业时代，”佛烈·曲克在他所著的《堕落了的国家》一书中写道:“随之而来的是，电脑和自动机器时代。……结果不但个人要进入大企业而生存，小企业也迫得要并入大企业中。这段一往无前的冲力造成了庞大无比的支配制度;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时代的特征。”

从1950至1960年已有千间以上的美国大企业合并。这种步骤在1960年代更为加速。今日美国有超过三份之二的工业（运输、制造、开矿、公用事业）仅由数百个机构所操纵。仅是316间制造厂便雇用了美国所有工人的百分之40。正如曲克所评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个人的意志会变得软弱，良心也变成麻木。

在作家伊力·富林看来，这是可怕的倒行逆施:“活着的是组织，机器人成了它们的奴隶而不是它们的主人。”人变成了仅是机器里一只润滑的齿轮:“润滑油便是高薪、红利、设有换气装置的工厂和提高士气的音乐，以及倚靠心理学家和人类关系专家;……他的感情或思想无一是出于自己的;无一是原来的。他无论在政治、宗教、哲学上都没有确定的信仰。……他将自己投入庞大机构中，崇拜它们作为自己人权的真正代表，结果在其中丧失了自己。”

不合道德的行为

许多商人感觉落入陷阱的另一原因是不合道德的行为的强烈趋势。历史家论及古代迦太基人说，“任何事情结果无利可图便被认为可耻。”这话其实也可以代表今日的商业世界。据《哈佛商业观察报》说，在访问过1,700名商业管理人之后，发现每七人中有四人相信公司里的其他管理人在任何时间只要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便会违犯道德法则。每五人中有四人承认他们的公司作过不合道德的行为，如贿赂、雇妓女牢笼顾客、价格不公、宣传失实、破坏反托辣斯法、伪造账目借贷、买卖赃物等。

雇员们也争着在公司里向上爬。一间石抽公司的主管人员承认:“在这间公司里有些人不择手段以求登龙。”他们为了“晋升而尽力钻营，”因而作出种种不合道德的行为，“诡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毫无道德观念。”《堕落了的国家》一书告诉我们，各行商业出尽了明枪暗箭，甚至不惜利用“黑社会的手段”

“一个人可以仅用诚实而稳当的方法获得晋升吗？《现代事务处理》杂志曾询问身为主管人员的读者。差不多全部都回答说“不能”。

非法手段的运用是有传染性的。纽约经营顾问诺文·雅斯本警告说:“在上者若不忠实，这便会好像传染病般蔓延下来。”难怪那些希望避免在道德上患病的人感觉落入陷阱中。

“有计划的残旧”

许多商人在职业上感觉落入陷阱中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随意制造品质优良的产物。现在的趋势是“有计划的残旧。”这便是说，出品商故意将货物制成粗劣，但却不露形迹。因此，货品不久便会残旧，顾客迫得另买新的。这种行为被一位经济学作家形容为“美国经济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通用电机公司使其他企业不胜羡慕，因为它率先在汽车工业上采纳“有计划的残旧”政策，每年推出新型汽车。一位批评家论及汽车制造业先进亨利·福特及其制造汽车可以耐用多年的意见说，“他在今日便会成为对国家的一项威胁了。”

比一切“自由企业”联合起来还要超速的是美国政府在军备上的支出;这被形容为“对消费社会的经济的一项可喜刺激，因为军器过时得这么快，以致必须不断更新。”

“有计划的残旧”结果造成一种循环。商业界鼓励负债，消费者容易以分期付款购物，于是开始了无尽的循环，《商业周刊》称之为“借债。使用。购买。残旧。需要。”

没有独善其身的余地

坚尼先生现在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生了病，也厌倦了他的工作。公司的首脑完全不考虑他反对以劣货推进市场的请愿。因为公司与大机构合并，利用人力和增加出品的联合压力是有增无已的。他周围的同事都是唯唯诺诺的一类人，对公司的政策奉命唯谨以求晋升。在这种尽量利用工人，以解雇为威胁的冷酷无情非人道的企业压力之下，一个人又怎能起而抵抗呢？

他有选择的余地吗？公司在规模较小和独立时，有时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以退到一个宁静安全的固定地位，它是青年人所不羡的。可是现在有一个公司组织一览表悬在总经理的办公室内，表的型式像个金字塔。每个位置都是金字塔的一块石，它们都是强权能干的青年人力争上游的踏脚石。

紧张病

坚尼先生深知自己的神经系统已响起“危机”的讯号。商人们患上溃疡是家常便饭，美其名曰“紧张”。

从公司的心理学家可以获得什么帮助呢？坚尼先生知道他会作这样的劝告:“消除你良心的顾忌，凭它自己的规则作一场商业竞赛吧。”阿尔拔·卡尔在他所著的《商业如竞技》一书中说:“在经济的决策和行动上使个人感情作太多负荷的人往往发现难于忍受商业的紧张。”他劝告商人把良心仅用在日常生活上，因为“商场的战术与私人生活的理想截然不同。”安得烈·克加在一篇题名为“［公司］总裁的养成”的文章中表示同感说:“他对这种挑战［赞成恶劣出品］的反应如何会为上司所留意。”过于拘谨的人不但在“竞赛”上难以成为总裁，而且，正如卡尔补充说:“他若能保持主管人员的职位和有办法避免紧张病便算幸运了。”

满心烦恼的主管人员，在三十和四十岁之间若要生存便得在一个要求成就的世界中竞争。长时期驱策自己要迎头赶上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整个个性。后来他们进入五十岁时便发觉自己无法缓慢放松下来以适应老去的过程。那些不能面对现实的人，正如芝加哥大学的威廉·亨利教授说，“实际上驱策自己到死为止。”

现代商业的紧张往往驱使人在内心怀有种种破坏性的态度——恐惧、憎恨、愤怒、负咎、不安、自疑等。

坚尼先生发现自己不但紧张、神经质和暴躁易怒，而且更糟的是，精疲力竭。这是一种黯淡、忧郁的疲劳状态。他在一日终结回到家里时也无驱除商业烦恼而将其归诸脑外。疲劳从星期一累积起来直至周末，他要借星期六和星期日来休息恢复精神。

跳出企业陷阱的虎口

可是到了五十四岁他还有什么机会在别处找到职业呢？他能在那里找到一个职位有现在的金钱、威望和利益等酬劳呢？诚然，有很多竞争者喜欢雇用像他这样成熟和有资格的人帮助他们打倒他现在任职的公司。但这意味到一样艰难或更难爬上他们的企业金字塔。

首先他必须立下决心——并和家人取得协议——要摆脱职业压力也许须要像买物一般付出代价。代价是什么？可能是较低的生活标准。他必须不再以金钱衡量价值的唯一准则。

坚尼先生知道，对金钱怀有明智看法是重要的。圣经清楚指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6:10。

坚尼先生意识到，若要活得久些就必需作一改变。他自己的身心正在告诉他公爵大学医药中心经过十五年研究之后所获得的结论;满意的工作是长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典艾劳共进午餐之后一星期，坚尼先生一声不响地提出辞呈。

两个月后，他担任一间较小公司的独立顾问，每周工作三至四天，薪水自然没有以前那么高。他也失去一些有价值的红利如集体保险等。这便是他摆脱职业压力的代价。这是值得的吗？

他的内心说，是的。“我感到无比的精神快乐。我从企业的陷阱中自拔出来。现在我有时间作消遣，研读和内省，有时间运用自己的思考能力了。现在我为了生活而工作。我希望永不再为工作而生活。”

这位美国商人的真实生活记录对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职业占有了你吗？

［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