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寻求社会公平

拉菲路·薛伦奴自述

所有人都获得公平的待遇！这是社会幻想吗？由于追求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我曾入狱十次，加入又退出共产党，从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陋室里以至被派往外国执行外交任务。时间一共费了五十年，但现在我已找到了答案。

一九一零年我出生于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我们的简朴住宅居住着一个大家庭，包括从事记者工作的祖父在内。他给我的是“耳提面命”的训练。父亲把公余时间全花在与朋友交游之上。男子们——亲戚、邻人或客人——都自夸是反对教会的自由思想者；妇女们则谈论天主和耶稣。

甚至在那时候，我已察觉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别。社会的风貌以赤脚阶级和居住在陋室的贫民阶级为多。少数特权阶级乃是拥有可可园的富豪欧洲人，而赤脚的工人则在骄阳如火的街上为他们曝晒那些“黄金种子”。

当时黄热病和黑死病蹂躏瓜亚基尔，以致当地居民苦不堪言。疟疾和结核病乃是惯见的疾病。那时我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因此朋友和教师们都预料我会早死。可是我热爱生命，至今仍是这样。

反抗社会不平的斗士

在中学时候我已感到社会不平的压力。由于不是出身贵族家庭，我受到许多挫折。因此我开始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反抗社会不平的斗士。

我获知人类的悲惨历史，例如流血战争、宗教分裂、十字军与异端裁判所等，各种祸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达到最高潮。这些惨事主要发生于基督教国中。大部分人类生活于悲惨的痛苦中。工人、乡民和贫民都受富人所奴役，落后国家乃是工业国的原料仓库。这些工业国家发展得非常繁荣，而我们却继续过着原始的简单生活。各处的人都纷纷高喊：“社会不平！”

虽然我很喜欢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但我在中学毕业之后却投考法律系，因为这最容易考进。可是当时的大学有许多缺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有势力的学生受到特殊待遇。教授方法也非常落后。

我记得一位教授的教学方法只是坐在位上叫我们朗诵法律学的资料。有一天我们决定要求他给我们机会讨论，因为资料我们早已读过了。谁是全班的代言人呢？是我。

开始上课时我提出要求：“博士，先生，我们请求你别只叫我们朗诵课文，因为我们已经……”

“住嘴！”他喊叫说，“我有权决定这里采用什么教授方法。”

“我们只是请求你……”

“离开课室！”

“我没有离开的必要，”我答道。

“我们两人当中有一个在这里是多余的，”愤怒的教师回答。

“多余的人不是我！”我反驳说，周围掌声雷动。

那位教授一去不回，我们的斗争于是开始了。五个月之后有十六位学生被逐出校，并且也失去在基多和吉安加进入大学的权利。不少劳工和佃农组成派系来支持我们，数月之后，我才十九岁便被投入狱中。

那时在监狱内是禁止宗教活动的。可是，有一个星期日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前来要主持弥撒。我们一群政治囚犯鼓动别人提出抗议，激昂的群众焚烧宗教纪念章和铸像，监狱主任下令将一位抗议者拖出室外剥去衣服，在监房之前加以毒打。我们受到警告，倘若事情泄漏给记者知道，我们就要受处分。但翌日瓜亚基尔各大报章纷纷登载这项新闻。我们于是受到单独关禁的处分。可是城里的反应不佳，以致监狱主任被政府革职。我们后来逐一获得释放。由于我的态度最顽强，我是最后获得释放的人。

投向共产主义

那时我决心投向共产主义。“这样我就能够反抗社会不平了，”我想。我于是详细研究马克斯、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组织第一批共产党徒在厄瓜多尔公开活动，但在那些日子，成为共产党员便意味到为人所弃。我被逐出家庭，家人也不再和我说话。我在一艘船上作加油工人和助理机工，许多时挨饥抵饿。

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七年间，我们共产党员对社会主义者、骑警队和共产党的温和派展开斗争。当时的骑警队长是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我常在他家作客。“拉菲路，”他对我说，“在我家里你是我的子侄辈；但你若在街上示威时被我抓着，我会鞭打你像鞭打其他叛徒一样。”

“谢谢你，队长，”我答道，“同样地，你若来搜捕我们，我们也会向你掷石。”事实果然，有一晚他在马上被人用石掷至几乎死去。那是一场示威暴动，但我并没有参加。

我在研究马克斯学说时发现许多矛盾之处和没有答案的问题。例如马克斯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共党宣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在同时，列宁却说，由“军队、警察和监狱组成的”国家乃是用来压迫无产阶级的“棍棒”。“物质的本性是不断进行的，”恩格斯说。可是，它怎样进行呢？向那里进行呢？进行是有次序的吗？共产主义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提出解释。结果，我认为社会不平的解决方法并不能在共产主义中找到。

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了。这段婚姻维持了四年，已有两个女儿诞生。脱离了共产党三年之后，我在一九三九年结识现时的妻子奥嘉。她是一位诚恳的学校教师兼热心的天主教徒，我很尊重她的信仰。我们一共有七个儿女。

各方面的不平

我返回学校时，当地的大学已改变了许多。其中有不少优良导师，他们使我专心向学。此外，我现时的希望是学业成功。在这方面我是成功了。

我在一九四二年修完了法学博士学位。这时我察觉到法律条文在理论上是一回事，但实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居于高位的财雄势大之辈可以在暗中利用贿赂去改变大多数法官的判决。倘若有一位“大人物”被牵涉在一宗公款大骗案中，它就会变成只是“错误”或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但普通平民若是偷窃金钱或粮食（也算是偷盗），就要被判入狱，我希望自己能够以律师身分帮助穷人。

一九四四年，瓜亚基尔爆发了一场政治暴动，它很快就蔓延到全国。我突然发觉自己有生命危险。尽管我已脱离了从前的左派活动，有些人却害怕我会复出而夺去他们的权位。他们声称在他们当中有“人民公敌”存在。邻人告知我这项阴谋，于是为了自保，我决定重登政坛。

在这次造反中，我发现有些人为了“利益”而从事暴行、迫害、刑罚和甚至以私刑加诸无辜牺牲者；这使我大感震惊。乘时而起的领袖们假“人民”之名步步高升，贪赃枉法以中饱私囊。一九四四年的造反有带来社会公平吗？绝没有！

重登政坛之后，我的生活经历到显著的差别。在一九四六年，我以政府的官式代表身分前往墨西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在盛大的酒会中我看到数千位来自多国的嘉宾竞尚奢华：身上挂着许多奖章的苏联将领；英国元帅；美国将军；著名影星等。但在同一晚上，墨西哥市的气温降至冰点以下。警察们在翌晨发现十多具尸体——营养不足的人挨不住严寒的天气而死去。由于被迫露宿街上，他们冻死了。我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所见的一切使我对这种生活方式深感厌恶。

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一年间，在“民主的”总统主持的政府之下，我入狱了一年。那时我正充任国会议员，但被剥夺了豁免权。我和外间失去联络六天，褫夺了法律权利，几乎被人用私刑吊死。原因何在？因为我与一群政客积极反对一班富有地主的所谓民主政制；在这些地主的土地上，印第安人过着最赤贫的非人生活。

在拘留期间我开始想到社会公平只能来自上帝。后来有一位耶和华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阿尔拔·荷夫曼，前来监中探访，留给我一本名为《以上帝为真实》的书。这件事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后来阿尔拔和我又再度见面。

后来在一九五三年，由于充任共和国总统的亲密助手，我受命以大使身分出席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会议。在会议席上我看到另一位代表故意反对任何有利于拉丁美洲落后地区的提案，有国际规模的社会公平存在吗？没有，甚至在联合国——看来仅是在各超级大国的压力下才团结起来的——中也没有。

我记得有一天厄瓜多尔的总统对我说：“薛伦奴博士，你曾是一位真正的斗士。你需要一些东西去完成你的锦绣前程，最好出国过几年外交生活。”

我回答说，“总统先生，这的确是一种光荣，可是无功不受禄，为了这缘故我谢绝你的提议。我坚决谢绝是因为我是个斗士。我不愿过舒适的外交生活。我喜欢和大众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命运，感谢之至。”我拒绝了他的建议。

我记得从圣经读到，耶稣看见许多人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马太福音9:36）那时少数特权阶级还是剥削群众以自肥。我依然在找寻消除这种不平的方法。

更努力寻求

一九五六年，我脱离了所有政治活动。何以故？因为在此之前两年我成为国内所有政党的猛烈攻击目标，我所主持的厄瓜多尔社会安全局曾获得将近一百八十万平方米的土地，打算划分来兴建廉价屋，地价低至每方米十二厄元（约四十美仙）。我的政敌控诉我个人曾从卖方收受一千四百万厄元的额外款项！我被诬蔑为恶人。

关于这点，我决定出版一本称为《真理》的周刊予以还击。创刊号一经面世便使政敌沉默下来，这使我感到惊异。怎会这样呢？我开始毫不含糊地将事实的真相讲出来。

可是，我以赊帐方式购置的印刷厂和我用社会福利金作抵押的房屋，现在都成为法律禁制的对象，仇敌企图将我毁去，但他们却失败了，我感到公平只能来自上帝。

我说服家人与我一起每周研读圣经一小时，我们都深受耶稣的言行所感动，虽然圣经里有许多事是我想向儿女解释而力有不逮的，但我们却清楚看出真正的公平只能来自上帝。

一九五八年十月的一个早晨，有一位面貌和蔼的男子前来拍门。阿尔拔·荷夫曼再来探访我们！我意识到他就是我不知不觉地等候着的人，我们于是开始以《这就是永生》这本辅助读物研究圣经。

我开始意识到圣经是生命之道的宝库，是来自慈爱的造物主的恩赐。其中有些经文使我深受感动，例如约翰福音3:16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完美的生活，包括所有人都获得真正公平的待遇在内！

向人宣扬公平

与阿尔拔研究圣经一年之后，我将自己的一生呈献给耶和华上帝。自那时起，我以圣经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帮助别人了解到只能来自耶和华上帝的真正公平。

我曾获得权利对所有阶层的人士宣讲耶和华的公平，从国中的卸任总统至卑微的劳工不等。有些人能凭着圣经的启迪看出什么是真正的公平，有些人则不予理会。

可是，我最大的喜乐是帮助自己的妻子儿女，并且看到他们献身给耶和华。

我终于改变了自己的狭隘观点，获知真正的公平只可能来自耶和华上帝。唯有他能察看人心和除去人的自私心，而自私乃是造成社会不平的基本因素。他应许在地上创建一个完全新的规制，受他那绝无偏私的属天政府所直接统治。我多么高兴获知在将临的新规制里，各人会在自己园里栽种和收获，并且居住在自建的房屋里。人人会受慷慨之心而非卑鄙的自私所推动。——参看以赛亚书65:21,23。

经验和快乐

由于我是法理学博士，七年之前我被提名出任高等法庭的法官。我判案时总是留意以法律和公平为根据。在法官任内，我更深深了解到人类公平与耶和华的真正公平有如天渊之别。我在一九八零年申请退休。

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完美的情况中，真正的社会公平还未尝到，可是，甚至在目前，我们在耶和华见证人当中，已经历到颇大程度的社会公平。种族、社会或经济隔离的情形在他们当中极为罕见。

一九八一年八月，我已达到七十岁高龄。虽然我保持忙碌，我仍有时间以想念耶和华所应许的事物为乐。我想象到自己置身于新规制里，重晤复活了的先祖，仁慈地与祖父分享圣经真理，像他在幼时教导我一般。我也渴望届时能进一步认识耶和华的伟大，并且与其他所有人团结一致地赞美这位慈爱公平的上帝，直至永远。

［第17页的精选语句］

‘我在狱中开始想到，社会公平只能来自上帝’

［第18页的精选语句］

‘我获知上帝已应许为地球创建一个全新的政府’

［第16页的图片］

在我作政治领袖期间，我拥护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