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原因何在？
你曾纳罕各国何以要打仗吗？我们若找出问题的答案，也许同时会找出和平的要诀。
或者你对政治学教授斯托辛格(John Stoessinger)的话怀有同感，他说：“我读到战争的原因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联盟制度、经济因素或其他我所不能明白的冷血抽象概念。……我怀疑这是否属实。……毕竟，战争是人所发动的。可是，在谈论战争的传统书籍中，人性的重要很少受到适当的重视。”（楷书另排。）显然，在战争方面，人的因素是无法忽略的。
在《战争的进化》一书中，作者奥特拜因(Otterbein)教授作出类似的结论，声称“战争是由人的决策所促成；那些人乃是组织的成员，不论它们是军事组织抑或政府组织。”但战争的动机是什么？据这位作家的研究所得，基本的动机脱离不了：政治控制、疆土问题、以强凌弱、建立威望、自卫和报复。
战争——在我们的遗传因子里？
解释战争原因的理论很多。例如，相信进化学说的人认为人类仅是较高形式的生物，仍然保留着动物世界所反映的侵略性和自卫性。他们辩称侵略是人的天性，早已存在于遗传因子里。动物学家埃布斯法特(Eibl-Eibesfeldt)在《和平与战争的生物学》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最近亲属——大猿——具有颇高的侵略潜质，而且领土观念颇重。……这种有力的证据显示我们人类的侵略性也许是古代原始的遗传。”
现代行为学（对动物行为所作的研究）创立者奥国人洛伦茨(Konrad Lorenz)坚称人所具有的侵略性乃是“驱使人从事战争的最有力推动本能。”——《论侵略》(On Aggression)。
另一方面，历史教授曼斯菲尔德(Sue Mansfield)对这项结论提出挑战，说：“虽然在历史上大多数文化曾经从事战争，但大多数人类都不是参战者。”各政府倚靠义务兵役使人参军这件事实足以表明，侵略和残杀不应被看作一般人所热心从事的行为，也不能看作是不由自主的反应。曼斯菲尔德教授补充说：“的确，历史记录表明战争通常只是少数人的经历而已。”
在较近的时代，少数人曾经受到高度训练和预先灌输观念。此外，由于大炮、炸弹和飞弹的进步，战争和残杀越来越无须亲力亲为。与古代的战争相反，特别训练的少数人能杀人于千里之外而不必亲自看见，更不用说认识被杀者了。可是，他们若不认识敌人，又怎会被推动去作战呢？
宣传所担任的角色
邻人有时彼此争吵，但很少导致流血。原因是，当地法律禁止打斗和谋杀市民同胞。但在战时，人们不将这项禁令应用在敌国人民身上，即使一般人其实并不认识他们的“敌人”。他们对于敌人所知的一切无非是政治所控制的传播媒介蓄意叫他们去相信的。
这就是在各国中活生生的事实。关于这点，埃布斯法特写道：“大众的意见是受利益集团（政客、军火制造商、军方）所模塑的，利益集团借着给予选民以虚假或片面的情报而欺骗他们。”历史家巴恩斯(H. E. Barnes)对此表示同感，他写道：“自法国大革命的各场战争以来……冗长和富于强迫性的宣传不断发出，而且大量增加，以期鼓吹战争及对抗流行的异议、反对以及对争论的事实分析。”
结果，“事实上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说服和操纵，以致或多或少地自愿落入一种若不杀人就得战死的情势中。”（《战争》，戴尔着）是故，由于操有政治或经济上的权力，“特殊人物”可以操纵传播媒介，发动大群人作浴血战。
纳粹统治阶层的特殊人物，希特拉和戈培尔，深知控制和欺骗群众思想的重要性。1939年8月24日，希特拉向一群高官解释他进侵波兰的计划说：“我将为发动战争提出一项宣传家的理由，理由是否可信并不要紧。……在发动和从事战争方面，重要的不是正义而是胜利。”
显然，若要使一国起而攻击另一国，发出推动力是必要的。可是，引发战争热狂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谁作出决定？
奥国经济学家舒姆彼得写道：“决定迈向战争之途固然受统治阶层本身的利益所助长，但同时受到所有从主战坐收渔人之利的人士所影响，不论利益是经济上抑或社会上的。”这些统治阶层便是“社会上的特殊人物，［他们］一直企图操纵民众的活动范围或大众情绪以期巩固本身的权位。”——《何以会有战争？》，纳尔逊和奥林教授合著。
每个国家均有自己的统治阶层，虽然这个阶层也许分成不同的政治派系。可是，不少人观察到，在各国之中，军方特殊人物的权力是不容低估的。美国退职大使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把军事机构描述为“权力高于一切的政府自治机关”。他继续说：“军方权力不但包括重大的权力来源，而且拥有……执行权力的一切工具。……在我们这时代，这种权力比其他任何势力更令大众感到严重的不安。”
加尔布雷思以美国军事机构为例去说明这点。美国军事机构拥有的财产资源“远超于任何类似的权力来源；它们不但拥有可用的武装服务和民军设备，且有大量资源流向武器工业。”同样的情况无疑存在于苏联和许多国家之中。这种潜在的危险可能导致互相大屠杀的战争——倘若军方权力高于政治的话。
宗教对战争有什么影响？
虽然宗教在若干国家中已日趋式微，教士却可以被包括在决策群体的特殊人物之内。此外，宗教在某些战争背后仍然具有推动力。属于什叶派回教的伊朗和属于正统派回教的伊拉克之战便是个明显的例证。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中。斯托辛格教授声称：“历史上最残酷的宗教战争不是基督教的十字军与回教之战，也不是天主教对抗基督新教的三十年战争，而是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之战。”什么激发了这种难解难分的仇恨呢？起因便是1947年印、巴两国建立界限。首先的影响是“大量人口迁移，也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700多万印度教徒害怕在巴基斯坦受到迫害，疯狂地相率逃往印度，同等数目的回教徒则逃往巴基斯坦求庇。在此次人口互迁中发生了大量的暴力和流血事件，它们都是宗教仇恨所促成的。”——《各国战争的原因》（Why Nations Go to War)。
历史显示，教士阶级甘愿成为统治阶层特殊人物的同谋者。宗教领袖们在战时虔诚地祝福武器和军队，交战双方均奉神的名义这样行，而且许多时双方都自称属于同一宗教。这种亵渎已使许多人离弃宗教和上帝。
使人分裂的国家主义——“神圣的利己主义”
有时人民未必喜欢战争。那么，统治者凭什么去说服民众支持他们的目标呢？这便是美国在越南所面对的难题。那么，统治阶层的特殊人物怎样行呢？加尔布雷思答道：“在对社会灌输观念［调整大众意见］方面，越战在美国产生了现代最广泛的努力。为了使美国大众觉得战争是必需和可以接受的，所作的努力可说是无孔不入。”这指向使国民顺服地投入战争的一项最佳工具。这工具是什么？
加尔布雷思教授再度提出答案，说：“所有国家的学校都倡导爱国精神的原则。……这种灌输观念要求所有人归于旗下，使人民顺服军方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尤其重要。”这种有系统的灌输观念在共产国家和西方国家中同样流行。
美国外交部和国务院的老前辈约斯特(Charles Yost)解释说：“使各国持续不安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于各国最引以自豪的事物——至高无上的独立主权、‘神圣的利己主义’、不服从任何比自己更广泛或更高的权益。”这种“神圣的利己主义”亦即使人分裂的国家主义；在这种有害的主张影响之下，任何一国都自以为比其他所有国家优越。
历史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写道：“国家精神乃是民主新酒在部落主义旧瓶里的酸性发酵。”在《权力和不朽》一书中，雷耶(Lopez-Reyes)博士写道：“国家主权乃是当代战争的主要原因；……除非加以更改，否则这种国家至上制度将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强调国家主义和国家主权其实否认了一项基本观念，那便是，尽管有言语或文化的差异，我们所有人都同属一个人类大家庭。否认这件事实乃是战争的导火线。
不错，专家们可以提出各种解释，试图说明人何以要有系统地毁灭自己的同类。但有一项主要因素却被大多数评论家所忽视。
隐藏不露的战争因素
在考虑战争的历史及其原因时，我们不应把一场对人类具有深远影响的巨大冲突置之度外。圣经曾清楚地表明这点。这本古老的书指出，一个能力高强但却受自私野心所驱使的灵体起而与上帝对抗。（约伯记1:6-12；2:1-7）他在天上发动叛变，而且在地上把忤逆、不完美、罪与死亡引进人类家庭之中。（创世记3:1-7）因此，耶稣在地上时可以对他的宗教敌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8:44。
这个反叛的灵体生物——撒但（意思是敌对者）魔鬼（意思是毁谤者）——统治列国及使其继续分裂已有数千年之久。他凭借政治势力对各国作无形的控制。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呢？事实上，当撒但试探耶稣时，他能够向耶稣指出“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然后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并没有否认撒但控制“世上的万国”。他拒绝撒但的诱惑，说：“当拜主［耶和华］你的上帝，单要事奉他。”——马太福音4:1,8-10。
借着种种诈术与离间，撒但使人类远离导致和平的唯一真正途径。大多数人类均效忠于各种彼此敌对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不会亦不能为人类建立真正的和平，因为它们均受错误之神——‘迷惑普天下的恶者’撒但——所操纵。结果，它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拒绝接受导致和平的唯一真正途径。——启示录12:9；哥林多后书4:4。
可是，你也许会问，‘实现和平的真正途径是什么呢？什么会带来这样的改观？我必须做些什么才能享有和平？’以下的文章会讨论这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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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纳粹政权的头号宣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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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图书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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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仍然促成战争，伊朗和伊拉克之战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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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I. Shateri/Gamma-Lia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