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断不能制止我们！”
那是一个陌生人的家门。我敲过门后，站在那里双膝不断发颤，但愿屋内没有人就好了。那时我还年轻，只有21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逐户传道工作。时维1934年11月，希特勒严禁人在德国进行任何传道活动。我隶属一个人数不多的会众，负责主持聚会的传道员宣布有关传讲好消息的安排时，我心里暗想，“他不可能指派我吧！”毕竟，我还未受浸呢，况且我只晓得一节经文。但我却错了，他的确委派我。这就是我站在那门口的原因。
屋里真的没有人！我感到如释重负。在下一个门口，同样无人应门，但我却听到屋内有声音传出，我于是推开了门。一个妇人正在清洗一些食具，她看见我时显得有点惊慌。虽然我亦张皇失措，但仍然开始解释我惟一熟悉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4:14。她却一直定睛瞪着我。（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失聪的。）突然之间，一个男子在我身旁出现。我还以为他就是那女子的丈夫，于是继续我的传道话题，不料肋旁已经被一根手枪压住了。原来他是个纳粹军官！我那位在马路对面的传道同伴刚刚探访了这个男子的家，却被踢下了门阶。纳粹军官心想，他已经成功制止了这位弟兄当日的传道工作，不料又随即发现我也是跟他一伙的。他走过来逮捕我，我的同伴乘机逃之夭夭，继续他的传道工作去了。我却被捕入狱四个月。我的传道生涯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了！
往集中营去！
我重获自由后，得到弟兄的信任，获派协助地下的见证工作。纳粹党对我的一举一动毫不放松，不久我又再次被捕。当地的警员把我带到盖世太保那里，我听到判决时不禁感到心寒，“往集中营去！”我被送到埃斯特韦根的集中营。在那里我们大概有120位见证人，而党卫军则决心要破坏我们的忠诚。
那里有一位警官，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铁汉古斯塔夫”，他扬言要使我们在信仰上妥协。在八月的一个炎炎夏日，他强迫所有见证人整日毫不间断地从事剧烈的体力劳动。经过一日的辛劳后，晚上已有半数弟兄若非虚脱晕倒便是病重入医疗室。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位会众的监督竟软弱下来，签署了那份“妥协文件”，与他同属一个会众的12位弟兄也都跟着签署了这些文件。
“铁汉古斯塔夫”见他所施的折磨伎俩看来奏效，便自鸣得意，满怀自信地保证说：“明天你们人人都会乖乖地在这信上签名，休想耶和华会帮助你们。”你可以想象，我们当夜多么热切地向耶和华祷告求助。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直在等候“铁汉古斯塔夫”露面。我们等了很久，最后遵照指示回到营里去。古斯塔夫仍然没有出现！后来我们终于找出事情的真相。原来那天早上“铁汉古斯塔夫”在回营途中，从痛苦的经验学得教训，就是他根本不是什么铁人。他驾驶的摩托车失事，撞在营地入口侧面的一根石柱上，而入口本身其实有9米多阔！送院时，他的前额裂开，手臂折断。两个月后我们终于再见到他，他向我们大声叫嚷：“都是你们的耶和华干的好事！”那一刻我们的确对耶和华的保护深信不疑。
往荷兰去
1935年12月，他们把我释放，通知我要加入德国军队。但我却决定经荷兰往西班牙去继续从事见证工作。我一抵达荷兰，便四处寻找见证人，当地的见证人极力劝我在荷兰留下来。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参加基督徒聚会，并再次自由地传道真是莫大的喜乐！我们骑着自行车走遍荷兰的乡镇，日间从事传道工作，晚上则栖宿于帐篷中。我们每月平均的传道时间是200至220小时。
那时我们并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和支付其他开销。我清楚记得一位农夫见到我们晚上的食物实在不足以果腹，遂邀请我们与他和家人同进晚餐。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满桌子佳肴美食！从那时起，这个仁慈慷慨的家庭一直照料我们在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牛油、鸡蛋、乳酪和面包，甚至替我们洗濯衣服。这家人后来都成为见证人，在日后的传道活动上担任主要的联络角色。
1936年，守望台社在瑞士的伯尔尼举行大会。当时的社长约瑟夫·F.卢述福在大会中发表演讲。经过一段全时传道员的生活体验后，我终于在那个大会中受浸！
海牙
我被委派到海牙的地区服务。在那里有很多家庭接受上帝话语的真理。直至现在我还与其中一些家庭保持联络。1939年，荷兰的警察把我逮捕，理由是我充当纳粹间谍，真是岂有此理！即使我身陷囹圄，明知那位法官会检视我所寄出的全部信件，我仍竭尽所能借着通信作见证。在过了五个月的牢狱生涯，其中最后两个月是单独监禁之后，我重获自由。我返回海牙的家之后只不过数天，德国的空军便开始轰炸这个地区！我知道盖世太保会很快伙随入侵的军队而来。这是我要转回地下活动的时候了。
但是，我怎样可以出入自如而又避过侦察呢？一位经营自行车店的弟兄为我安装了一部特别的自行车，就跟秘密警察用的那种一样，同一种特别的颜色，有高把手和可以用来夹着一把佩刀的夹子。秘密警察看见我时还以为我是他们一分子，甚至跟我打招呼！可是有一天，我正在自行车径上骑着自行车，那里有一道篱笆将公路分隔开来，两个在对面公路上踏着自行车的警察却通过篱笆间的缝隙发现了我。他们认出我是个逃犯。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拼命向前踏！虽然他们穷追不舍，我终于摆脱了他们的追捕。
绝处逢生
如今警察已经知道我在海牙。为了安全起见我遂开始在不同的家庭里留宿。有一次，我住在一个有三个小孩子的家庭里。跟往常一样，我将衣物预备好，万一遇上突击检查时，我也能及时把衣服穿上。此外，我也让两个小孩子睡在一起，我若离去便会将其中一个放在我的空床上。这样，纳粹党徒便不会发现一张温暖而空置的床了。
那天早上五时许，这些预防措施证明有效。屋外忽然传来了一阵阵猛力的敲门声。我刚来得及把那个九岁的男孩抱在我的床上，把衣服塞进行李箱，穿上大衣，带上帽子，赤着脚从后窗跳到雪地里。幸好他们没有预先派人在后院驻守。我跑到一位我跟他们一家人研究圣经的人的家里去。即使当时是清晨5时30分，寒冷的冬天还未拂晓，这位男子却一言不发将我藏起来。他一家三口后来都成为见证人。
盖世太保在我离去后随即盘问那个家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年幼男孩之上，甚至用金钱利诱他，要他供出曾经在最近到访的一位“叔叔”。孩子告诉他们：“有呀，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多久？他说不知道。他们无功而退，茫无头绪。后来，孩子的母亲问他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他实在知道“汤姆叔叔”（我的暗号）曾在家中过夜。他回答说：“二十四小时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分钟了。”他并没有说谎！
我的下一个委派是格罗宁根。这个城市的见证人由于恐惧人而畏缩不前，以致传道工作实际陷于停顿。可是不久，弟兄便再度表现大无畏的精神，再也不怕那些残暴的荷兰籍盖世太保了。1942年的一个晚上，我们甚至参与一项“突击行动”，在预定的短短十分钟内将成千上万的圣经单张分发到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各份报章都不约而同报道说，英国皇家空军为耶和华见证人空投了数以百万计的单张！我们已经让盖世太保知道我们还活得蛮好。纳粹党断不能制止我们，永远不能！
战争延续下去，以致在街道上行走变得愈来愈危险了。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弟兄参加完在希尔弗瑟姆举行的秘密聚会，归家途中竟然有人从后面撞向我身上，一件东西砰的一声跌在地上，就在我的脚前。我拾起它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德军的头盔！它的主人正站在自行车旁，用手电筒向我面上照射过来。我走近他时，他从我手上夺回头盔，拔出左轮手枪，大声说；“你已被捕了！”
我浑身发抖。他若逮捕我，我的一生很可能就此完了。我立刻向耶和华祷告求助。过路的人听到骚动之声便聚集成群。当我留意到那个士兵的身躯摇摆不定，才晓得他原来是喝醉了酒。情急智生，我想起德军的规则准许军官穿着便服出巡。于是我大步迈向那士兵，鼓足勇气，满有威严地大声喝道：“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那士兵大吃一惊，立即轻拍头盔向我致敬！他以为自己对上司无礼，蹑手蹑足地在黑夜中逃之夭夭。围观者也就一哄而散。我连忙向耶和华致谢，因为他使我再次化险为夷。
在比利时的地下活动
我的下一个委派是在另一个国家：比利时。我在安特卫普担任主持监督。由于传道活动被禁止，我主持的小型聚会每周都在不同的家里举行。我也担当信使的工作，有分参与当年整个奇妙连系的一部分运作，使灵粮的供应在那艰辛的岁月里不致中断。
我们从荷兰边境偷运书刊的会合点是一间餐馆。它是一幢坐落于比利时境内的建筑物，但是它的花园却处于荷兰的国境上，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在那里我与接头的弟兄交换公事包。餐馆的主人以为我们是英国的情报人员，跟我们通力合作。他甚至告诉警察不要干涉我们的行动。可是有一天，一个新来兼且不认识我的巡警当值，他是个满脑子纳粹思想的比利时人。当他看见我拿着一个大公事包，便坚持要我打开给他检查。我拒绝让他检查，毕竟，它里面载满了三、四百本《守望台》杂志。于是他将我送到警察局去。负责的警官说他会亲自处理而着令巡警离开。然后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不会看公事包里的东西。不过，下次请你带个小一点的公事包。”我再一次衷心感谢耶和华！
盟军大攻击日（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进攻比利时，战火直达安特卫普。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双方的炮弹从城市两旁飞越市中心，传道工作和参加聚会已成为了很大的挑战。战事将近结束时，分社仆人以为我不用再从事地下工作，可是他却估计错误。即使一位善意的警长劝告我，不要太早表露自己的身分，我却遵照分社仆人的指示而行。在随后的十一个月里，我经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遭遇。当地政府不相信我的供词，认定我是个为盖世太保工作的间谍，把我囚禁在一个我前所未见、惨无人道的监牢中。在这将近一年的牢狱生涯里，我看见许多比我年轻的男子未老先衰，甚至死在狱中。后来我终于获释，但我的健康已经全面崩溃。
继续忠贞的服务
经过一次复一次令人心力交瘁的险阻、审问和监禁，我终于能够重返德国——自从我离开的那日起计，已有十年之久了！我得以与母亲团聚，她是个忠心的见证人，我们彼此都有很多经验，互相分享。我的身体逐渐康复过来，于是我再次开始在施韦因富特从事全时的见证工作。后来我有特权协助筹备战后的第一个大会，这的确是莫大的喜乐，地点就是希特勒曾经在这里意气风发，检阅军队的纽伦堡！之后，守望台基列学校接纳我的申请。能够在美国接受训练作海外传道员，这真教我雀跃不已。
在快要离开基列的时候，我在一个交往的场合结识了莉莲·戈比塔斯。这位姊妹在美国争取宗教自由和向美国国旗敬礼的争论中，曾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她赞赏我在交往中所作的独唱，我仅报以微笑，因为我压根儿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我一直在笑，而她却不断地说下去。我们终于结为夫妇！这当然是在我们于基列毕业，被派往奥地利作海外传道员之后的事了。
随着时间过去，由于健康的难题，我们不得不返回美国。后来我们育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一男一女。见到他们接受真理教我们欣喜不已。随着我的健康好转，我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几个会众里服务。既然工作尚未完成，我们乐于尽力而为。昔日地下工作的岁月，如今我仍回味无穷。纳粹党断不能制止我们，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显然他仍然在祝福这项工作，任何人也无法阻止，直至耶和华认为大功告成为止！——欧文·克洛泽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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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克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