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生活漫无目的，如今已找到人生意义
一个大清早，我突然被两名魁梧的男子惊醒，他们搜遍了我的睡房。想象当时我是多么惊恐张皇。母亲呆望着他们，脸色苍白，茫然无助，显然她是受惊过度。这两名男子原来是密探。
我即时便晓得他们要找什么。虽然我外表装腔作势，其实却心惊肉跳。我知道警察正在大举搜捕我们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党青年窃贼。密探们粗暴地着令我换过衣服，然后把我押返警署盘问。
我何以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事情的经过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在我十余岁的时候，我已觉得自己是个积重难返、无可救药的少年罪犯。1960年代，许多青年都将无理性的反叛行为视为“洒脱”，而我亦人云亦云。我16岁便开始经常在邻近的桌球室流连，后来我就读的中学开除了我的学籍。不久，我便跟一些青年纠党盗窃。经过几次盗窃都顺利得手之后，我觉得既兴奋，又刺激。每次行窃之后都自鸣得意。
我们一党青年一连九个月多次入屋盗窃。对象特别是一些专业机构的办公室，因为这些地方通常都会存放大笔款项。由于一次又一次都能够逍遥法外，我们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最后，我们决定行劫县立银行的一所分行。
这回我们首次尝到失手的苦果。虽然当晚我们可以顺利偷进银行里，但却无法偷走大笔金钱，因为我们只能开启现金出纳机。而更遭的是，我们惊动了联邦调查局（FBI）。FBI在追查之下，很快便将我们一网成擒。
行差踏错带来的苦果
我被控触犯78项行窃罪名，法庭公开把这些罪名一一宣读出来，这使我感到无地自容。加上我们的罪行更被当地报章大事报道，这使父母受到沉重的打击。我的确丢尽了他们的面子，但当时我完全不会体恤他们的感受。我被判入教导所一段时期，意味到要被拘禁至21岁为止。可是，在律师的有力协助下，我得以改判入特别的少年管教所。
虽然我避过了囚禁的刑罚，但却规定要跟社区和所有旧相识隔离。为了这缘故，我被送往纽瓦克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书。这是一所专门收容像我一般有难题青年的学校。再者，我每周还需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原来这一切都是由父母安排的，他们为此花上了巨量的金钱。
竭力改邪归正
由于这项判决受到广泛宣传，在我家乡的报章于是出现了一则社论，标题是“姑息足以养奸”，这篇文章旨在批评不法分子竟然受到从轻发落一事。这篇社论首次打动了我的良心。所以我将该段社论从报章上剪下来；并向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补偿自己为父母所带来的一切痛苦、难堪和金钱损失。
我要向父母证明自己会改过自新的其中一个方法便是，完成我原本正在攻读的中学课程。自此我便努力读书，我一生从未试过这么用功。结果在学期结束时，我在感化官陪同下再次被提到原审法官面前。他看见我学期成绩平均都达乙上，所以在严肃的面孔上不禁也露出微笑。于是我得以返回原校读书，并在翌年毕业。
漫无目的的生活持续下去
当时是1966年，我的同学纷纷到越南参战，而我则在西弗吉尼亚州入读协同学院。在修读期间，我被诱吸毒，加入和平集会和接受一套全新的文化观念，我不禁对传统价值观发生怀疑。我一直在寻索一些东西，但又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在感恩节假期里我没有回家；相反，我乘便车向南部进发，越过蓝岭山脉前往佛罗里达州去。
我从未试过到这么远的地方去。这次我的确有机会游历四方，看见许多新奇的事物。就在感恩节那日，我被控以游荡罪名而在代托纳比奇被拘禁起来。我感到无颜再见父母，但监狱当局却替我通知他们。这回父亲再次替我支付大笔罚款，使我不致系身囹圄。
自此，我便没有继续读书。我突然渴望再次外游，于是便拿着一个行李箱，乘便车漫无目的地在美国东部沿海一带地方流浪，做一些粗重的工作来维持生计。虽然我不时会探望父母，但他们却对我的行踪全不知情。但奇怪的是，他们每次见到我，看来总是很欢喜似的，但我却很难安顿下来。
我没有再继续读书，也就无法再以学生资格申请延迟服役。这时我在入伍轮候名册的排名已排到前头位置，所以随时都会被召入伍。但一想到要过着严格的纪律化生活和失去目前的自由，就感到不寒而栗。所以我决定乘船离开美国。其间，我有机会投身新的事业。这使我终于找着人生的真正意义吗？
当雇佣海员
我家的一个老朋友是美国商船队的一位船长。他告诉我，他们最近设立了一项训练轮机员的课程。我欣然接受了这项为期两年的浓缩课程。这样行有两个好处，一则可以拖延入伍时间，二则有机会考获一个轮机员的学位。我在1969年毕业，并获颁发文凭。我于是在三藩市首次签约成为一艘轮船的三级轮机工程师。这艘船随即载着大批弹药前往越南。航程一路平安无事。到达新加坡时，我辞去了该船的工作。
在新加坡，我再受聘在一艘所谓的“逃舰”上工作。它之得名是因为船上雇用的全是结集在码头附近的非公会劳工。这艘船行走越南沿海附近的非军事地带区域，由南部的金兰湾至北部的岘港。这里枪炮声连绵不绝。但在经济方面，这航线的确使人赚取丰厚收入。由于有可能面对战火袭击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获得一些额外的补偿金，这使我每年收入超过3万5000美元。尽管我入息丰裕，但仍感觉空虚茫然。我纳罕人生究竟有什么目的？我究竟何去何从？
人生意义的曙光渐露
有一次，我们受到敌军炮火猛烈袭击，后来锅炉服务员艾伯特告诉我，上帝行将会怎样为地球带来和平。我很留心听他谈及这个不寻常的信息。我们在返回新加坡时，艾伯特又告诉我，他原本是个耶和华见证人，但现在已没有跟他们交往。于是我们一起尝试寻找在新加坡的耶和华见证人。但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所在。可是，就在我们出航的前一个晚上，艾伯特在一家酒店的大堂找到了一本《守望台》杂志，上面印有一个地址。但我们已没有时间按址寻访了。可是，船只在翌日清晨驶往日本的佐世保，在那里停航两星期以便进行维修。
我们支付了所有船员的薪金，然后才离船上岸，艾伯特辞去船上的工作。但一星期后，我惊讶地收到一封来自他的电报。他通知我耶和华见证人会于该周末在佐世保举行大会。我决定出席这个大会看个究竟。
当日——即1970年8月8日——的确令我永志难忘。我乘计程车前往举行大会的地点，步入数以千计的日本人群之中，他们全都衣履整洁。虽然他们大多都不懂英语，但似乎所有人都想跟我握手。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所以虽然我完全听不懂日语节目的内容，我仍决定再次出席第二日的大会，看看会否受到同样的欢迎。情形果然一如所料！
我们雇用了一批新船员之后一星期，便出发前往新加坡去。我抵步后第一件事便是乘计程车前往印在《守望台》杂志上的地址。一位友善的妇人出来应门，问我需要获得什么帮助。我拿出印有地址的《守望台》杂志来，她立即邀请我入屋，并且介绍我认识她的丈夫。他们原来是从澳大利亚来的海外传道员，诺曼和格拉迪丝·贝洛特。我解释自己怎样得到这个地址。他们热诚地款待我，解答了我许多问题。最后我带着一大购物袋的圣经书刊离去。在接着的几个月，我在越南沿海一带航行时读过了许多书刊，包括《导至永生的真理》一书。
至此，我一生首次觉得自己有真正的目的和方向。所以在回到新加坡时，我便辞去我的航海工作。
尽兴而回，败兴而去
现在我首次有真正想家的感觉。所以几星期后，我便带着兴奋的心情返家，一心想将所有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事告诉父母。可是他们却反应冷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的劣根性实在令他们反感。回家仅数星期，我已因为大发脾气而在当地的夜总会捣乱。清醒过来时我已身在狱中。
自那时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已无药可救，更遑论要控制自己暴烈的脾气了。可能由于我反叛任性，所以觉得不能再久留家中，我于是再度离家。几日后，我便乘挪威货船往英国去。
在英国攻读戏剧
我喜欢英国，但当地社会人浮于事。我决定碰碰运气，前往各所戏剧学校去试音。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竟被伦敦戏剧艺术学院录取了。我在伦敦的两年时间都耽溺于醉酒和社交，当然也吸食各种毒品。
我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回美国探望一下自己的家人。但你可以想象这回我的可怕容貌会怎样将他们吓得一跳？我披着一件印有两个金狮头的黑色披肩，颈前有一条金链子将其连接起来；还有一件红色丝绒背心和镶有皮边的黑色丝绒裤，藏在高筒靴内。父母看见我这个样子，当然大为不满。我觉得自己身处这样保守的环境，跟他们简直格格不入！所以我决定返回英国去。1972年，我考获戏剧艺术文凭。至此我又达到了另一目标。但一个恼人的问题仍不断萦绕脑际。我究竟何去何从？我仍然觉得人生需要有真正的目的。
告别漫无目的的生活
此后不久，我终于在生活上稍觉安定下来。因为我认识了一位邻舍卡罗琳。她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教师。她性格保守稳重，跟我迥然有别。我们相识了两年，但并没有涉及儿女私情。她后来要往美国三个月。由于我们交情甚笃，所以我安排她在父母家中暂住数星期。父母也可能纳罕为什么她会跟我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来往。
卡罗琳离开不久，我告诉朋友我也想回家去。他们于是为我安排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返回美国，我只是去了伦敦的南肯辛顿。在那里租了一所地下室住宅，然后便致电给伦敦耶和华见证人的分社办事处。我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在生活上采取什么途径。不出一星期，一对和蔼可亲的夫妇前来探我，立即跟我安排一个固定的圣经研究。由于我已读过见证人的刊物，所以我满腔热诚，要求他们跟我每周研读两次。鲍勃看见我这么热心，很快便邀请我到王国聚会所参加聚会。我也很快便出席每周的所有聚会。
我获悉耶和华见证人是不吸烟的，所以我决心立即戒除这恶习。我的仪容又如何？我再不想自己标奇立异，于是买了一件衬衫、一条领带和一套西服。我很快便符合资格从事逐户的传道活动。虽然起初十分紧张，但却渐渐很喜欢这件工作。
我猜想卡罗琳回来时，一定会惊讶不已。结果她的反应比我想象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根本不相信我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出这样的改变，包括打扮、仪容和许多其他方面。我向她解释，研读圣经怎样帮助我，并邀请她也开始研究圣经。起初她有点戒心，最后也同意了，但声明只跟我一起研究。我很高兴看见她很快便响应和体会圣经的真理。
几个月之后，卡罗琳决定返回澳大利亚去。她在悉尼恢复研究圣经。我则继续留在伦敦直至七个月后受浸为止。这时我再次渴望返回美国的家乡探望家人。这次我决心要痛改前非。
家人刮目相看
我的父母都在半信半疑，他们想知道我这次又在玩什么把戏，但我看来的确举止端正得体！我很欣慰这次真正 觉得回到家中。虽然父母很自然会对我所作的戏剧性转变感到疑惑，他们却十分机巧，而且也对我表现一贯的仁慈和忍耐。在随后的几个月，我有特权与他们主持一个圣经研究。我也开始跟两个姊姊研读圣经。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使她们对圣经深信不疑。真的，这次我真正 重投家庭的怀抱！
1973年8月，我跟随卡罗琳一起到澳大利亚去；并且很高兴看见她在1973年耶和华见证人举行的国际大会跟另外的1200人一起受浸。我们于接着的周末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结婚。自此我在那里从事全时传道工作20年；并以长老身分在当地的会众服务了14年。
我非常感激内子，在她协助下，我们很高兴养育了三个孩子，托比、安伯和乔纳森。虽然我们也会面对一般的家庭难题，但我仍然可以一方面以先驱身分从事全时的传道服务，同时又可以照顾家人的物质需要。
说到美国的家乡，父母如今已是耶和华手下献了身的仆人。他们俩虽年届80高龄，仍继续参与公开宣扬王国的工作。父亲是当地会众的服事仆人。我的两个姊姊也热心为耶和华服务。
我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生活终于已成过去，我的确深深感激耶和华。他不但帮助我以最佳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生命；他也祝福我，使我有一个温暖团结、相亲相爱的家庭。——大卫·朱·帕特里克君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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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和他的妻子卡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