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找到了独一的真神

1921年，我在英格兰克罗伊登出生。我们家有三个女孩，两个男孩，我是长女。我三岁时，家里有几个孩子染上白喉。我住了院，弟弟约翰尼死了。由于他并没有领洗，圣公会不允为他举行葬礼。 父亲对这件事很不满。他请求一个牧师在约翰尼下葬时作个祷告，竟也受到拒绝。

据母亲说，这件事以后，父亲就完全摈弃了宗教。她却怕我和妹妹们会遭到不幸，于是私下带我们到教堂领洗。后来，父亲成了个活跃的共产党员。他鼓励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阅读赫胥黎、列宁和马克思的作品。除了父亲有时会强调世界上根本没有神外，“神”这个名词基本上已经在我们家消失了。

1931年，我大约十岁。有时候，我会徒步去祖父母那儿探望他们。人人都批评我祖父。可是，他一双蓝眼睛不但炯炯有神，而且从不愁眉苦脸。我回家时，他多半给我些糖果吃，也给我一两本读物看看。糖我一定吃，书我就随手扔掉。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说祖父的不是。

我十几岁时加入了青年共产党员联盟，后来更当上联盟的秘书。我有时候在市政厅发表演讲，有时候上街分发《挑战》这份报刊。那时，法西斯组织黑衫党十分活跃，党员对共产主义大肆攻击。我还清楚记得，每当我站在人行道上向途人介绍《挑战》时，黑衫党党员就会过来和我交谈。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阳光”。后来，我所属的共党组织内一些资深成员收到风声，知道法西斯分子打算带上指节铜套把我毒打一顿，于是派专人护送我工作，确保安全。

有一次，我们获悉法西斯分子计划在伦敦东区（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游行。大家收到指示，要在游行当天与他们正面对抗。我们也要带备充足的弹子，一旦警察挥舞警棍驱散对立的群众，就把弹子往他们骑的马的蹄下扔。那天，很多人被捕，我却由于临时决定不去而“幸免于难”。

良心“发现”

后来有一次，我收到指示，要在一个公开集会上发表一些明知不真确的资料。我由于拒绝这样做而受到非议。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不过是表达观点罢了，资料对不对根本不重要。”从那时起，我的良心一直有点不安，我也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

我十来岁时，母亲有一次叫我试试上教堂，看看做礼拜是怎样的。我还记得，当时有人吩咐我到祭坛那儿忏悔。忏悔时，我发现祭坛复毯上的刺绣是三个互相交错的环圈。我问那是代表什么的。他们回答说，环圈代表的是“圣三一，也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神”。我心想：“这就怪了，他们相信三个神，父亲却说一个也没有。”我就这件事再三追问时，他们解释道，圣三一就像鸡蛋那样，虽然有三个部分，合起来却只有一个鸡蛋。我不满意这个答案。于是，他们说我实在问得太多了。回家后，我跟母亲说，我再也不想上教堂了。我果然没有再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已经没有参加青年共产党员联盟的活动。我嫁了个在军队服役的加拿大人，生了个儿子。我们的第一个住所在伦敦。有一天，我和儿子在家时，一枚V－1火箭刚好掉在我家门外。幸好，我们虽然家财尽失，埋身瓦砾，却总算把命捡了回来。那时，我丈夫正在法国诺曼底作战。

记得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和两个青年女子交谈。我问她们：“上帝如果存在，为什么容许人受苦呢？”她们指出撒但是这个世界的神。我心想：“哦，又是个没听说过的神！”后来，一个小伙子加入我们的讨论。我对他质疑问难，毫不留情，他就跟我说，他来是要找绵羊，不是找山羊。由于对耶稣的喻例并不熟悉，我于是问他到底是个传道人还是个农夫。过了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丈夫也回了家。他隶属的萨斯卡通轻步兵团有百分之95的士兵战死沙场。我们在克罗伊登找了所房子，在那儿定居。

见证人到访

一个星期天，两个耶和华见证人按我家的门铃。我丈夫应门，和他们讨论了很久。他在大战期间目睹宗教的伪善，早已愤懑难抑，因此对见证人在战争中严守中立一事很感动。他告诉我，已经邀请了见证人再来讨论圣经。我感到很担心，于是问父亲该怎么办。他叫我千万不要参加讨论，如果我丈夫坚持和这个疯狂的宗教来往，就跟他离婚算了。

然而，我还是决定做个旁听生，以便了解他们到底讨论些什么。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后，那位见证人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搂着一头狮子，就像搂着一只小狗那样容易。”我心想：“父亲没错，他们果然是疯子。”就这样，他们后来还谈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听不进耳。等他们走后，我跟丈夫说，我不想见证人再来我们家。我们为这件事吵了很久，边吵边哭，差点儿就要闹离婚。

过了不久，另一个见证人到访。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个环务监督，正在探访当地的会众，知道了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我对他印象难忘。他有一双蓝眼睛，为人既仁慈又有耐心，就像我祖父那样。我把预先写好的32条问题拿出来，他说：“不用急，我们一条条来。”这样，他使我看出，要彻底明白圣经，必须勤加阅读、深入钻研。他提议我们定期同一位见证人研读圣经，我答应了。

随着对造物主耶和华上帝的认识日渐加深，我深受感动，不禁泫然泪下。我走进卧室，向他祷告求宽恕，希望他帮助我明白圣经，认识他的旨意。我丈夫，我儿子和我都在1951年受了浸。父亲大为震怒。他说，他情愿我死去，也不想看见我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在需要较大的地区服务

我丈夫决定回加拿大定居。1952年，我们举家迁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父亲不肯跟我们道别。自此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也没了他的消息。几年后，社方呼吁传道员前往需要较大的地区服务。当时，某些地区特别需要传道员服务。以魁北克省为例，省总理杜普莱西对见证人肆意迫害，敌视态度就与希特勒无疑。

1958年，我们把所有“家产”搬上车，前往纽约参加国际大会。大会完了后，我们再从纽约前往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在雅克卡蒂埃市的一个法语会众服务。在魁北克省服务期间，发生了不少趣事。有一次，在一个叫玛各的地方，有人把我们的车子推翻，向我们扔石头，还有一个女人拿着一条水管向我们猛喷水。

又一次，我和同伴经过一所教堂时，人们正鱼贯而出。有人认出我们来，大叫：“她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于是，群众在教士带领下，跟我们展开了一场追逐战，但终于还是给我们逃掉了。我们曾多次被捕。然而，我也帮助过不少人事奉耶和华，大部分至今仍然保持忠贞。

60年代初期，我丈夫被调派到洛杉矶工作。我们在当地一个会众服务了30多年。从世界各地移居洛杉矶的人很多，向他们传讲真理是个宝贵的经验。我曾经同来自黎巴嫩、埃及、中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人讨论圣经。有一次，我碰到个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年轻女子。还好，她丈夫懂得一点英语。于是，我们夫妇两人和他们俩一块儿读圣经。过了些时候，我们分开讨论。我跟这个女子研读英语版的《“以上帝为真实”》这本书。她先用自己的汉语圣经查阅经文，然后用汉语回答问题。这时，我就教她用英语把答案说一遍。结果，她说得一口流利而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她和丈夫现在都已献了身给耶和华。

最近，我们迁到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在这儿最叫人高兴的，就是可以整家人一起事奉耶和华，连我们的曾孙也正受到教导，同伟大的创造者培养亲密的关系。

对了，还有件叫人兴奋的事情。我从克罗伊登的弟兄那儿知道，我那目光灼灼的祖父原来是个耶和华见证人。——卡西·布赖特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