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牺牲决心事奉上帝
若昂·曼科卡口述
1961年6月25日，在安哥拉的罗安达，当我们正举行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士兵闯了进来。我们有30人被捕入狱，惨遭毒打，士兵半小时回来一次，看看有没有人死去。我们听见有些士兵说，我们的上帝必定是真神，因为我们全都活下来，没有一个人丧生。
我被他们打了以后，继续在圣保罗监狱逗留了五个月。在之后的九年间，我被送到一个又一个的监狱，饱受拷打、挨饥抵饿、反复盘问。我在1970年获释，但不久再遭逮捕。这次他们将我送进臭名远播的圣尼古拉（现称本蒂亚巴）死亡营。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半。
你也许会问，一个奉公守法的市民，为什么只因为向别人谈论基于圣经的信仰，就被捕入狱呢？我是在哪里首次获知上帝王国的好消息的呢？
有幸接受良好教育
1925年10月，我在安哥拉北部的马克拉杜宗布镇附近出生。父亲在1932年去世以后，母亲就送我到比属刚果（现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舅父那里住。母亲其实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她实在没有能力抚养我。
我舅父是浸信会信徒，他鼓励我看圣经。我虽然加入了舅父的教会，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却满足不了我的灵性饥饿，也不足以推动我去事奉上帝。不过因为舅父送我上学，我受到良好的教育，学会讲法语，后来也学会讲葡萄牙语。毕业以后，我在利奥波特维尔（金沙萨的旧称）的中央无线电收发站找到工作，做无线电电报员。我在20岁那年娶了玛丽·波瓦为妻。
新宗教运动
结婚的同一年，也就是1946年，我受到一个学识渊博的安哥拉合唱团指挥的影响，他也是浸信会信徒。这个人热衷于教育安哥拉北部说刚果语的人民，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获得了一份《王国——世界的希望》英语小册子的葡萄牙语译文；这本册子是守望台圣经书社出版的，由耶和华见证人分发出去。
合唱团指挥将小册子翻译成刚果语，用来跟我们这些在比属刚果工作的安哥拉人作每星期一次的圣经讨论。后来，合唱团指挥写信给守望台圣经书社的美国总部，索取了更多书刊。不过，他的主张掺杂了各教会的教义，所以当时我分不清什么是纯真的基督教信仰，什么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教会主张。
不过，我的确留意到，守望台社刊物中所含的圣经信息，跟我在浸信会里听到的道理完全不同。例如，我获知圣经非常重视上帝的私有名字耶和华，真基督徒自称耶和华见证人是再适当不过的事。（诗篇83:18；以赛亚书43:10-12）另外，圣经说忠心事奉耶和华的人会有希望在地上的乐园里享永生；这个应许令我大感振奋。——诗篇37:29；启示录21:3-5。
我虽然对圣经真理所知有限，却怀有像预言者耶利米一般的感觉；我热切渴望跟别人谈论耶和华。（耶利米书20:9）圣经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跟我一起逐家逐户向人传道。我更在舅父家的院子里举行公众聚会，用打字机制作单张邀请人前来聆听。有一次，出席的听众有78人之多。于是，在安哥拉合唱团指挥的带领下，我们展开了一个新宗教运动。
初次入狱
我当时不知道，原来凡是跟守望台社有关的活动，在比属刚果都是受禁制的。结果在1949年10月22日，我们有些人被逮捕。审讯开始之前，法官私下对我说，因为我是公务员，他会设法释放我。不过如果我要恢复自由，就必须作出声明，跟我们的传道工作所发起的宗教运动一刀两断。我拒绝这样做。
当局将我们监禁了两个半月以后，决定将我们当中的安哥拉人遣回本国。可是我们回到安哥拉，葡萄牙殖民地政府也对我们的活动起了疑心，于是限制我们的自由。有越来越多加入了这运动的人从比属刚果回国，最后我们的数目超过了1000人，散布在安哥拉各地。
后来，著名宗教领袖西蒙·金邦加的跟从者也加入了我们的运动。这些人没有兴趣研读守望台社的刊物，因为他们相信圣经只能由灵媒来解释。我们的运动中大部分人都支持这种见解，合唱团指挥也一样；当时我们仍然把他视为领袖。我热切祷告，求耶和华使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个真正的守望台社代表。我希望这样的接触能够说服运动的全体成员接受真理，摒弃各种没有圣经根据的习俗。
运动中有某些成员讨厌我们传道，于是出卖我们，向当局诬告我们领导一场政治运动。结果在1952年2月，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逮捕，包括卡洛斯·阿戈什蒂纽·卡迪和萨拉·拉莫斯·菲莱蒙。警方将我们关进没有窗户的牢房里。不过有一个狱警对我们很好，他把我们的妻子做的食物带给我们，还给了我们一台打字机，好让我们复制更多守望台社的册子。
三个星期以后，我们被解到安哥拉南部一处不毛之地，称为蒂格雷斯港。我们的妻子也跟我们一起到这里来。我们被判四年劳改，要替一家捕鱼公司工作。蒂格雷斯港没有给渔船停泊的码头，我们的妻子于是要从早到晚往来涉水，将沉甸甸的渔获从小船搬到岸上。
我们在这个拘禁营里找到运动的其他成员，想说服他们继续研读圣经，但是他们却宁愿追随合唱团的指挥托科。后来别人开始把他们叫做托科派。
期待已久的会面
我们在蒂格雷斯港的时候，发现了守望台社北罗德西亚（即现今的赞比亚）分社的地址，于是去信请求协助。我们的信给转送到南非分社，分社回信询问我们是怎样开始对圣经感兴趣的。守望台社在美国的总部知道关于我们的消息后，就派了一位特别代表跟我们接触。那个人就是约翰·库克，一个曾在外地服务多年的海外传道员。
库克弟兄到达安哥拉以后，等了好几个星期，葡萄牙当局才批准他探访我们。他在1955年3月21日到达蒂格雷斯港，并且获准跟我们相处五天。他对圣经的解释使我们非常满意，我确信他就是耶和华上帝唯一纯真组织的代表。库克弟兄在探访的最后一天发表公众演讲，题目是“这王国的好消息”，共有82人出席，其中包括蒂格雷斯港的总主管。每个与会者都得到一份讲词。
库克弟兄在安哥拉逗留了五个月，其间他接触过若干托科派分子，也接触过托科派的领袖，可惜大部分人都没有兴趣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于是我和同伴都觉得必须向当局澄清我们的立场。我们写了一封公函，发信日期是1956年6月6日，收件人是“木萨米迪什区总督阁下”。我们在信中表明跟托科的追随者再无瓜葛，外界应该将我们视为“耶和华见证人社团的成员”。我们请求当局让我们享有崇拜自由，可是当局不但没有缩减我们的刑期，反而延长了两年。
受浸前的事件
我们终于在1958年8月获释。回到罗安达以后，我们发现那里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小组。这个小组是默文·帕斯洛在一年前组织起来的。他是个海外传道员，社方本来派他到安哥拉接替约翰·库克，可是当我们回到罗安达的时候，他已经被驱逐出境了。后来在1959年，另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哈利·阿诺特到访。不过他一下飞机就给逮捕了，我们三个等候接机的人也同时被捕。
被捕的另外两个人——曼努埃尔·贡萨尔维斯和贝尔塔·特谢拉——都是受浸不久的葡萄牙裔见证人。当局警告他们不可再举行任何聚会，就释放了他们。阿诺特弟兄被驱逐出境。当局警告我说，除非我签署文件，声明自己不再是耶和华见证人，否则他们会将我送返蒂格雷斯港。他们盘问了我七个小时以后，就将我释放了，我也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一个星期后，我终于受了浸，我的朋友卡洛斯·卡迪和萨拉·菲莱蒙也一起受浸。我们在罗安达市郊的穆塞克桑比赞加租了一个房间，在这里成立了安哥拉第一群耶和华见证人会众。
迫害浪潮再起
有越来越多感兴趣的人开始参加聚会。有些人本来是来窥探我们的，但他们却很喜欢我们的聚会，后来更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政治情势不断转变。1961年2月4日，民族主义派发动叛乱，之后我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诋毁我们的谎言四处流传，我们依然能在3月30日举行基督受难纪念聚会，共有130人参加。
同年6月，我正在主持《守望台》研究班的时候，军警闯进来打断了聚会。他们将妇孺释放了，但正如本文在起头提及，他们带走了30个男子。我们被木棍不停拷打了两个小时。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我一直吐血。我肯定自己活不下去了；事实上，拷打我的人恐吓我说，我一定活不下去。其他被拷打的人，大部分只是还没有受浸的新圣经学生。我为他们恳切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看顾你的羊。”
全赖耶和华，他们没有一个人死去；军警们都非常惊讶。有些士兵禁不住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他们说是上帝保全我们性命的。大部分圣经学生后来都受浸成为见证人，有些现在是基督徒长老，其中一个人，西尔韦斯特雷·西芒，现在是安哥拉分社委员会的成员。
九年苦难
正如我在开始的时候提到，在接着的九年间，我受到不同形式的折磨，被人调到一个又一个的监狱或劳改营。在这些地方，我都能向政治犯作见证，其中有许多人现已受浸成为见证人。我的妻子玛丽和儿女获准跟我在一起。
我们在塞尔帕平托劳改营的时候，有四个政治犯偷走失败。狱警在所有囚犯面前将他们折磨至死；这样做是要恐吓其他人，使他们不敢有偷走的念头。劳改营的司令官当着玛丽和我们儿女的面恐吓我说：“如果我再发现你传道，你的下场就会像这些逃犯一样。”
最后，在1966年11月，我们被解到有恐怖死亡营之称的圣尼古拉营。抵达那里的时候，我发觉圣尼古拉营的主管是锡德先生。我禁不住心寒起来，原来他就是在圣保罗监狱差点儿把我打死的那个人！这里每个月都有几十人被有计划地杀害，我们一家被迫要观看囚犯被虐杀的经过。结果玛丽精神崩溃，至今还未完全康复。最后我获准将她和孩子送回罗安达，由两个大女儿特雷莎和若阿娜照顾他们。
重获自由，又再遭监禁
次年，我在1970年9月获释，回到罗安达跟家人和弟兄团聚。我看到在我离开的九年期间传道工作的进展，不禁热泪盈眶。我在1961年被带去坐牢的时候，罗安达的会众只有四个小组，现在城里却有四群人数众多的会众了。每个会众都井井有条，而且每六个月就有耶和华组织的周游代表前来探访协助。我为恢复自由而心花怒放，可惜我的自由却维持不了很久。
有一天，国防调查警察部（简称国警，这组织现已解散）的总指挥官召我去见他。他在我的女儿若阿娜面前奉承我，然后叫我在一份文件上签名。文件说我被征召为国警提供情报，并保证我有丰厚的物质酬报。我不肯签名，他便威胁要将我送回圣尼古拉营，还说这次我进去就永远不会再恢复自由了。
1971年1月，我享受了不到四个月的自由以后，总指挥官的威胁兑现了。罗安达一共有37个基督徒长老被捕，给送到圣尼古拉营去。我们一直被监禁在那里，直到1973年8月。
获得释放，却仍受迫害
1974年葡萄牙宣布人民可享有宗教自由，后来这种自由伸展到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去。1975年11月11日，安哥拉获准脱离葡萄牙独立。当年3月，我们在自由的气氛中举行了第一轮的环务大会，实在兴奋极了！当时我有荣幸在罗安达的体育馆里向一群喜乐的听众发表公众演讲。
可是，新政府反对我们的中立立场，加上内战蔓延安哥拉全境，当时的情况实在险峻，以致白种见证人不得不逃亡国外。我们三个本地弟兄奉派在耶和华见证人葡萄牙分社指挥之下督导安哥拉的传道工作。
不久，我的名字开始在报章和无线电广播上出现。他们指控我是国际帝国主义的特工，说我煽动安哥拉的见证人拒绝参与军事活动。结果我被传召去见罗安达省的第一任省长。我恭敬地向他解释，全世界的耶和华见证人都严守中立，与耶稣基督早期门徒的立场一样。（以赛亚书2:4；马太福音26:52）我向他指出，殖民地时代我在监狱和劳改营里度过了17年有多的岁月，于是省长决定不逮捕我。
在那段日子，在安哥拉以见证人的身份事奉耶和华，确实需要有勇气才行。由于我的家成为监视目标，我们不得不停止在家里举行聚会。但正如保罗说：“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致身陷绝境。”（哥林多后书4:8）我们从来没有在服事职务上松懈下来。我继续参与传道工作，以周游监督的身份服务，强化本格拉、威拉和万博三个省份的各群会众。当时我使用另一个名字——菲莱蒙弟兄。
1978年3月，我们的传道工作再次遭禁止。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获知，革命狂热分子想杀死我。于是我逃到一个见证人的家中避难，他是尼日利亚驻安哥拉大使馆的职员。一个月后，局势平静下来，于是我继续从事环务监督的工作，为弟兄服务。
尽管工作受禁，且有内战进行，数以千计的安哥拉人仍然响应我们的传道工作。由于见证人的数目有良好的增长，社方设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在葡萄牙分社指挥之下照顾安哥拉的传道工作。在这段时期中，我去过葡萄牙几次，在那里受到资深服事者的训练，同时接受所需的医疗。
终于享有传道自由！
我在劳改营的时候，政治犯时常取笑我，说如果我继续传道，就永远不会重获自由了。但我回答说：“现在还不是耶和华把门打开的时候；不过只要他一把门打开，就没有人能够关得上了。”（哥林多前书16:9；启示录3:8）1991年苏联倒台以来，传道的机会之门打开得越来越大，我们在安哥拉也享有越来越多的崇拜自由。1992年，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正式受到政府认可。最后在1996年，耶和华见证人在安哥拉成立了分社，我受任命成为分社委员会的成员。
在我坐牢的许多年间，我的家庭一直不乏人照顾。我有六个孩子，五个仍然在世。亲爱的若阿娜去年因癌症去世，剩下的孩子有四个是已受浸的见证人，只有一个还未采取受浸的步骤。
库克弟兄在1955年探访我们的时候，国内一共有四个安哥拉人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今天全国有超过3万8000个王国宣扬者，每月主持6万7000个圣经研究。在这群传道员当中，有许多曾在以前迫害过我们。耶和华保全了我的生命，使我能够实现心中如火的热望，向人宣扬他的话语。这是多么美好的报酬！多么宏大的恩典！——以赛亚书43:12；马太福音24:14。
［第20,21页 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刚果民主共和国
金沙萨
安哥拉
马克拉杜宗布
罗安达
圣尼古拉（现今称为本蒂亚巴）
木萨米迪什（现今称为纳米贝）
蒂格雷斯港
塞尔帕平托（现今称为梅农盖）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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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3页 的图片］
下：1955年与约翰·库克合照。左边的是萨拉·菲莱蒙
右：42年后与约翰·库克重聚
［第23页的图片］
与内子玛丽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