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由摩德·姚尔（Maude Yuille）君述。
古代的一位智者写道:“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10:22）经验告诉我这句话的确是真的。
在我诞生的那天，面包店老板的儿子雅斯顿·姚尔（Alston Yuille）把面包送到我家里来，但是我们一直到二十年后当他在亚拉巴马州的模比城当政府工程师而我也在该城作中学教员时才彼此结识。他的兄弟从一位“圣经推销员”那里买了三本题名为《圣经的研讨》（Studies in the Scriptures）的书，但后来把它们送给他的母亲。她又把这些书转送给雅斯顿。当他阅读时，他觉得如此激动不安以致未读完就把它们丢在一旁。但他却无法忘记其中的内容。最后，他决定甚至不信赖任何经文汇编（Concordance）而把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读一遍以便把其中有关人在死后仍然生存的一切经文抄录下来。当他查考完毕之后，他才相信阴间原来就是坟墓。当我认识他之后他在灵性的问题上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我年幼时已十分虔诚，我觉得上帝是个实体而渴望对他认识得更清楚。我在十二岁时加入了浸信会；但我对圣经的知识并没有加深。当我发生疑问时，浸信会神学院的朋友总是说我的信心不够。他们的布道大会所强调的都是人而不是神。事实上当我在亚拉巴马州立大学攻读时，我已完全没有兴趣参加主日学或教会的聚会了。
一九一三年九月廿四日，在这“人类历史上正常时期的最后一年，”雅斯顿跟我结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翌年爆发，接着有一场热带风暴来到使我们的财产化为乌有而只剩下农场抵押的款项。一九一七年二月雅斯顿被派到加利福尼亚州工作，一个星期日早上他经过圣经学生的聚会所，看见门前所挂的“时代的图表”（Chart of the Ages）便好奇地走进去；他结识了在其中聚集的圣经学生。并且开始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不久之后他写信特别要求我将《圣经的研讨》读一遍。
我又如何呢？我在1914年听过罗素弟兄所作关于“哈米吉多顿”的演讲和看过《创世影剧》这部电影。它们的简明与诚恳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但当时我太忙了。可是现在情势已转变了；我在心里不断想道:“基督教已经失败了。”最后我下了决心将雅斯顿提及的书读一遍。我在一天晚上开始看，一直读到天亮才将书放下。对我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启示！失败的乃是基督教国而非基督教。我立刻写信告诉雅斯顿我十分喜欢这套书。当我后来搬到加省的史德顿城跟他会合时，我们经常一同参加圣经学生的聚会。这个小组里的弟兄们友爱地帮助我开始从事逐家逐户的传道工作！
先驱传道工作
一九一七十二月廿五日我们决定献身给耶和华，接着在一九一八年耶稣受难纪念前的星期日受了浸。为了从事向政府请愿释放被囚在大西洋城联邦监狱里的弟兄的工作以及受到《守望台》杂志里一项通告的鼓励，我决定申请参加先驱传道工作。我开始这件工作是在1919年的十月，即《黄金时代》杂志首次出版的同一个月。那时我们先把杂志的样本留给别人，然后在一星期后回去探访他们。第一个向我订阅杂志的是一个长老会的教友。她对圣经很感兴趣，我继续回访她，她后来接受了真理而至今仍然保持忠心。起初我觉得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做先驱传道员相当困难，但习惯之后就觉得容易了。
1922年我们在杉树角（Cedar Point）首次参加大会，然后在亚拉巴马州做了一年的先驱传道工作。我们所得的快乐经验一再证明“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这句话的真确性。有一天晚上我们疲乏地抵达一个小镇，找到一间舒适的小客店过夜。晚饭后，当我帮助客店的女主人洗碗碟时，我谈起我们的工作。当时他们的教会正发生纠纷以致他们的信心受到很大打击。洗扫完毕后他们夫妇到我们的房间里和我们交谈，结果我们向他们作见证差不多直至深夜。他们十分感兴趣而热切地接受了一套书籍，最后还免了我们一晚住食的费用。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地区里有一个城镇对传道工作相当冷淡和仇视，但既然它在我们的工作地区里，我们遂照样向当地的居民传道。他们甚至连一本免费的书籍也不肯接受。当我们返家时，我们连买汽油的钱也不够，晚餐更不用说了。在途中我们停下来回访一个善意的人。他买了一本圣经和我们所有的书籍，还订了两份杂志。其后我们回到三藩市继续从事先驱传道工作。这是一段快乐的日子，因为雅斯顿能够再次以全部时间和我一同从事传道工作。
凭着耶和华的恩典，我们得以参加1923年之后在美国举行的所有划时代的大会。其中特出的如1931年在俄亥俄州哥伦布斯城举行的大会我们开始采用“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1935在华盛顿举行的大会首次提及“大群人。”这些大会都非常令人振奋；它们好像使我们心灵的电池得以重新充电一般。
1931年是个特别的年份。在采用“耶和华见证人”的名字之后，我们开始在街头上分派“上帝的王国，世界的希望”这本小册子。起初我们觉得站在三藩市热闹的大街上对人喊道“上帝的王国，世界的希望——每本五分钱”未免有点尴尬，但不久我们便习惯了。跟着有一项特别的活动，那便是把这本小册子分派给所有的政治家，资本家和教士。我的任务是向资本家作见证。我起初觉得有点怀疑我怎能够接触到所有这些人，但“耶和华所赐的福”使这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而且给了我不少愉快的经验。有一次当我向一位高大的绅士介绍这本小册子时，他说:“五分钱！这就是我全部的义务吗？”结果他给了我两个五角的银币。另一个人当我探访他时他不在家，我留下一本小册子和我的名片。不久之后他寄给我一封道谢的短简，并且附上五块钱的支票。
后来我们开始了广播的工作。三藩市的弟兄拥有一个电台KFWM（后来改为KROW）。每星期日这电台有一小时的宗教节目，包括演讲，问答，和音乐等。在周日中则有十五分钟以《黄金时代》的资料为话题的“短谈”。先驱传道员则负责采访所有对这节目感兴趣的人。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件工作上尽一份微力。
后来的“突击运动”无疑充满了刺激性。当我们发动突击时，广大地区中所有的传道员都集中起来向一个我们的工作受到当局禁止反对的市镇进发。像蝗虫一样我们进侵这个市镇。在工作未开始之前我们先通知警察局，然后分别探访每一家人将我们的工作目的告诉他们。我们从集合地点分头乘车出发，像上战场一样，各人到所指定的地区沉静地工作。借着这些运动我们向人作了一个有力的见证。
日子匆匆地过去，但每天都充满愉快的经验。当卢述福法官在三藩市的公民大会堂演讲之后，我被派往探访对演讲感兴趣的人。其中一个是在联合广场工作的园丁。起先我找不到他，于是我便离去了。但在半途中我的良心责备我说，这儿有一个对真理感兴趣的人，我却没有耐心地找寻他，反而像约拿一样逃避责任将上帝的羊丢下不顾。于是我转头回去再找，终于在放工具的小房子里找到他，他向我订购社方出版的全部书籍，并且订了两份杂志。当我把书籍送给他时，他正在向另一个感兴趣的人谈论，于是后者也向我们订购书籍。后来这个园丁成为我们的弟兄，而他的朋友罗素尼弟兄则成为一个热心的先驱传道员。在三藩市我们一起工作而有过很多愉快的经验，后来他更到夏威夷，菲律宾，亚拉斯加，西班牙，意大利各地工作，并且在葡萄牙被政府驱逐出境。最后由于健康的关系，他不得不返回三藩市。他把真理传给他的按摩师彼得·加比路。彼得和他的太太后来从基列圣经学校毕业而被派到巴西作海外传道员，现今在里约热内卢的伯特利之家从事环务工作。我自己并没有孩子，但是上帝赐给我的这些属灵的“儿孙”却是一个喜乐的补偿。
到巴西去
1936年三月，当我们正计划建筑一架拖车以便到各地传道时，我们接到社方的信邀请雅斯顿到南美去工作。我们从未想过这件事，但是我们愿意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为上帝工作。我们在五月卅一日从纽奥连乘船穿过墨西哥湾到里约热内卢，然后搭火车到分社的所在地圣保罗。
当时在巴西约有六十个传道员。虽然起初我对巴西的弟兄们只能微笑，我在他们中间却并不感到陌生。一位姐妹的女儿是个教师，她开始教我当地的语言。晚上邻近的孩子喜欢跑到我们屋前的石阶上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同时也回答我的发问。我的葡萄牙文常常惹他们发笑，但是我却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不少东西。
我们到巴西之后大约一个月，社方在圣保罗开了一个大会。这是在巴西举行的第一次大会。我们以播音车到处向人宣传，结果参加公众演讲的听众有一百一十人。大会的精神正如任何较大的聚会一样热烈。
我们带了一批留声机到巴西。在我学习当地语言的期间，我很高兴能够得到它们的帮助。我们的汽车也装有播音的设备，我们在圣保罗时曾有效地利用这种设备。各处的群众聚拢来听我们播出的演讲，广播完毕之后我们分派了不少的书籍和杂志。
迫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黑暗的日子中我们也受到迫害。巴西人有百分之九十是天主教徒，它的政治发言人将它称为“世上最大的天主教国家。”由于教廷的反对，在许多小城中先驱传道员的书籍被没收，他们受到诬蔑，而且敌人们企图利用一些其实对我们并不适用的法令禁止我们工作。特别遭受攻击的是我们的广播车。
有一次在一个小镇当我们在中午的时分播出最后的一个演讲时，教士指使民众向我们发动袭击，但当地的镇长和警察也在场。镇长说我们绝对有权传道。于是他们留在那儿直至演讲完毕为止。一个受教士指使而来的妇人说:“这才是真理。”演讲结束后我们向镇长致谢，并且送了一本称为“财富”的书给他，然后我们继续到别一个城镇去。
迫害变得愈来愈厉害。每隔几个星期政府便派人来“调查”我们。由于检查的严厉，我们跟总社的通讯变成相当困难。当局告诉雅斯顿他若返回美国他们便会扣留他的护照。他们恐吓要将分社解散。雅斯顿既不能离开，他便遣我回美国参加1940在底特律举行的大会，并且把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告诉社方及班赫特先生，后者是当时美国众议院的主席和雅斯顿在大学时代的一个老朋友。当时我以为社方会派一个布洛克林总部的弟兄到华盛顿交涉，但卢述福弟兄却来信叫我去。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怎样能够负起这样重大的责任呢？但“耶和华所赐的福”为我打开了道路，我呈递了我的文件，回答了一些询问，然后在当晚便乘机经纽奥连返回巴西去。1941年卢述福弟兄把分社迁移到里约热内卢去，希望在那里迫害可以减少一点。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在里约热内卢
在整整一年中，我们无法租到一所房子，最后社方借着当地弟兄的帮助在郊区火车总站的附近购置了一座房子。上帝祝福我们，现在这所房子的价值已比原价高出许多倍了。1953年我们在房子后面加建了一座两层的办事处和工场。现在社方正在房子前面兴筑一间美丽的伯特利之家。我亲眼见到多么大的改变！
1945年诺尔弟兄首次探访我们。我们多么热切地期望社长的探访！他和社方其他的负责人，例如法兰兹弟兄及韩素尔弟兄的探访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喜乐和给予当地的工作一个莫大的鼓励。接着在基列圣经学校受过训练的毕业生开始被派到巴西工作，有些取不到永久居留的许可，但大部分至今仍与我们并肩工作而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1946年诺尔弟兄邀请所有的分社仆人及妻子到布洛克林的伯特利之家渡过我毕生难忘的六个月，然后参加基列的第七届毕业典礼和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城举行的“万民的喜乐”大会。我们乘巴西国营的来巴西公司的轮船山德令号返纽约。船上满载着咖啡而非常稳定。在途中每天下午我跟船上的医生研究圣经。有一位打算赴古巴履新的西班牙领事突然在船上逝世，船上的医生便请我跟他的夫人谈谈。她说西班牙文，我则说葡萄牙文。但我们却可以彼此明白。我送了一本西班牙文的“真理能使你自由”给她，她表示感觉兴趣。后来当她回到乌拉圭时，有一位海外传道员曾探访过她。那时正好是一个分派小册子的月份；由于我们向船长和每一个水手及乘客传道，结果我们两人都派出远超过定额100本的数目。
我永不会忘记星期一晚上在伯特利之家的《守望台》研读。当时有几个从英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弟兄在那里。他们对圣经是何等熟悉！他们引用一节复一节的经文来支持一段中的各要点。我觉得星期一晚上的《守望台》研读可说是伯特利之家的真正生活中心。
这时雅斯顿的健康恶化得如此厉害以致有些朋友认为他应该向诺尔弟兄请求留在美国。有一天我问他如果诺尔弟兄决定让我们留在美国，他会有什么感想。他立刻回答说:“我是被派到巴西去的。你呢？”我也是！在十月我们便返回巴西去。1948年耶稣受难纪念之前的星期日，刚巧在他受浸后的第三十年，雅斯顿安然逝世了。1947年十二月的工作报告表明巴西的传道员已超过1000人。这使他感到无比的快慰。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因他的逝世而中断。他死于星期日早上，星期一早上当我们进早餐时，社方宣布迪拉·李高已被派继任分社仆人。
充满了活动的快乐日子一年复一年地过去。在我的一生中参加1953和1958年在杨基运动场举行的大会都是里程碑，但在前年举行的“联合崇拜者”大会特别可纪念。我曾多次凝视着日历上的基列学校新校舍，希望有一天我能有机会参观它。料不到在大会举行的期间我竟有机会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而大会更给予我无可比拟的喜乐！
离开纽约之后我到赫士顿参加另一个大会，然后我对我的家人作了一次短暂的探访和带给他们在大会中刚发行的《新世界圣经译本》。接着我便乘机返回巴西协助筹备下月在圣保罗举行的“联合崇拜者”大会。
巴西的弟兄是我所深爱的。廿五年前我们只有60弟兄，现在却有2400个！我感到何等的富足！巴西人的性格非常喜客，热情和容易亲近。向他们传道和跟他们研究圣经真是一件乐事。
在假期的时候，我喜欢带一位年轻的姐妹到孤立的地区做两个星期的先驱传道工作。这件工作能够使我感到满足和治疗我的思乡病。伯特利之家的生活是无可比拟的，我不愿为世上的任何东西放弃这种生活。
当我回忆过去的一切时，我可以衷诚地说:“这是一项不断的喜乐，”而且我确信将来也会一样喜乐。耶和华所祝福的全部时间的传道员是何等的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