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的政府——会有一天实现吗？
你曾听过有人谈及本国的情形说:“假如我的集团执政，我们便有办法改善情况”吗？你认识任何将政府推翻，然后成为本国执政者之一的人吗？以下是一位曾有如此经历的人所叙述的事迹。可是，正如你会读到，他发觉建立一个好政府绝不容易。
当时是1960年十月二十五日，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国行将获得一个新的政府，我们的叛乱行动在晚上十时开始。
一队兵士包围了佐西·马里亚·李密斯总统的私邸，并告诉他我们已经得势。他去打电话，但发觉已经失灵——我们的人已控制了国家通讯中心。
数哩外，在艾沙普堡总统官邸对面我的办公室中，我迅速地指示手下军官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然后，我从联络室急忙致电话给国内各路军队的将领。我解释谁已加入我们的阵线，并问对方:“你同意吗？”仅有一名重要的上校反对我们。我提醒他我们可以将他消灭。因此他别无他法，唯有同意我们所作的事。
当时我是驻在艾沙普堡的副司令。我的司令并不赞成这次反叛行动。他在半夜回到军营，但我的一名手下守着门口，劝他立即返家。他知趣地照办而一去不返。
翌晨六时，全体将领及新政府的成员均来到堡中我的总部聚集。我们的政变成功了，无需流出一滴血。于是我们鸣炮庆祝，电台向人民宣布一个由六人组成的新政府——我们称之为“执政团”——已经执掌大权。当时真令人兴奋！
我们何以推翻政府
萨尔瓦多是中美洲最细小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当时一份报章也称之为“中美洲各共和国中最高度工业化及兴盛繁荣的国家”。我们相信它需要一项彻底的改变，一个较好的政府，别人亦都同意。在我们接管后不久，1960年十一月五日的纽约《时报》评论说:
“甚至那些恐惧将李密斯总统推翻会导致不良后果的人也同意，他的政权变得愈来愈独裁和暴虐，以致引起了温和派以及自由派人士的憎恨。”
我们体会到人民这样的感觉，因此我们所发表的文告指出，李密斯“不依法治国，藐视宪法和公民权利，从事非法行为及造成普遍的不满情绪。”
在他统治之下，示威的学生曾在街上遭射杀。报章报导妇女在狱中被强奸。他曾用我属下军团的枪械作假证据以逮捕一名被控超量藏械的男子。李密斯宣布国家在紧急状态之下而施行变相的戒严。
我认为军事行动可以解决这些难题而带来较好的情况。他若知道我的背境，便可以较为了解何以我有这样感觉。
军人背境
我生于1925年，是萨尔瓦多巴拉苏奥索利奥一个有七名子女的农家中排行第三的孩子。十五岁的时候我在本国的（Escuela）军校开始接受为期四年半的训练，在1945年结业。我学会严格的纪律——服从与施令——拉丁美洲军队的传统方式。
我在十九岁成为军官，廿一岁任中尉，廿五岁任上尉。我前往墨西哥，在该国的参谋学校进修三年。在那里我学会如何组织及督导军事训练。
我回到萨尔瓦多之后接获命令:“我们需要一间步兵学校。”于是，我获得授权去设立一间这样的学校。我在1954年协助创办了萨尔瓦多的步兵学校。稍后，在1958年，我设立了萨尔瓦多的炮兵学校。
此外，我也是巴拿马运河区美国第504野战炮兵团司令部的观察员。身为萨尔瓦多国防部长的副官，我到过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巴拿马。
正如你可以见到，我的军人事业十分顺利而有过不少成就。因此，当时我很自然地认为军事改变可以为我国带来一个较好的政府。
新政府
我的朋友——想推翻李密斯政府的各政治领袖——曾与我联络。至于我自己，我并不是政客，但获得政权的机会却合我的心意。我怀有崇高的理想，并且觉得自己为人忠实;我认为我有能力促成所需的改变。我同意成为新政府的一员，条件是我有全权策划和执行政变的军事部门。
我们的政府会由六个人组成:三位文官，两位上校和我本人。我是一名中校，但我在艾沙普堡的职位却使我处于一个深具战略性的地位。我们策划细节达八个月之久。然后在1960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一切有关人士均依计行事。
我们公开宣布会承认所有政党，采纳民主政治，留在西方国家集团之内及掌权仅至下次总统大选为止。我们的确认为我们可以有助于使萨尔瓦多的情形好转。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们所期。我们当权后不久，大主教打电话给我。他说想和执政团私下谈谈，谈话内容则应保守秘密。
大主教在实际告诉我们:“你们是个新政府，而我有能力从讲坛上支持这个政府。反过来，你们也可以支持我们。”
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从我们可稽的记录知道各天主教团体一向从以前的政府获得经济支持。大主教显然希望见到我们的新政府继续这样照顾教会。
我是一名天主教徒，但我明白这种优待是不应当和不合乎宪法的。执政团的其他人也同意。因此我们六人拒绝给予教会经济上的支持。大主教勃然变色，并暗示我们一定会后悔所作的决定。
不久，教士们从教堂讲坛上开始了一项运动。教士们声称我们的政府亲卡斯特罗和亲共产党。我们录有这些演讲的声带，因此我们知道，确有其事。但我们认为镇压这项运动会有损无益，因为教会对大众操有强大的势力。
指控属实吗？
我们的政府不久便开始蒙受不利的影响。我们的政治趋势受到怀疑。美国对此感觉担心而拒绝承认我们。但实情究竟如何呢？
教会所作的指控终于显明是没有根据的，美国遂给予我们承认。1960年十二月一日的纽约《时报》说:
“将拉丁美洲每项政治及社会改变均想象为共产主义和新兴的‘亲卡斯特罗主义’是危险的。……
“执政团中三位民政官员纵使受到‘亲卡斯特罗主义’的不确指控，其实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六个人均矢志跟从民主路线，他们值得给予充分机会去证明他们的善意。”
尽管真相大白，教会所发动的诽谤运动已大大损毁了我们的声誉。但还有其他势力在暗中活动以破坏我们的政府。
希望被粉碎
军队并不满意我们。我们打算将军队置于政治圈之外，但军队却不想丧失他们的特权。正当我们计划向军队建议让其保留特权之际，另一个曾经计划政变的集团遂乘机游说各军官加入他们的阵营。
显然他们与各部队将领商议过，正如我所为一般。1961年一月二十五日，一名副官来到我家告知通讯中心已被占领。我立即前往总统府。我的手下说:“我们支持你甘愿为你而死。”
当然，我们没有人想死。即使该区受到包围，我仍横过马路去到艾沙普堡，军官让我入内。我着手组织防御行动。我的手下服从我的命令，我感到自己的力量足够抵抗新的政变。
一位与我有交情的上校被派来通知我情况非常严重。他说:“你若投降便不会有事。否则这里必定会动干戈。”他保证我的安全之后，我遂同意投降。
我被带到新集团的总部，执政团就此完了。别的团员已经被逮捕。我可以听见街上有喊叫声和机关枪声。报章说有不少人丧生。据报一名青年以自己的血在街上涂写:“自由是以鲜血写成的”。
三天后我被放逐国外。我留在墨西哥至十二月，然后秘密返回萨尔瓦多。我在那里再度活动，试图进行建立一个新政府。次年九月当局迫令我去国，不然便会丧生。在这种威胁之下，我遂前来美国，在1962年十月七日抵达此地。
新生活的挑战
我们在加里福尼亚州洛杉矶定居下来。在三十七岁的年纪，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这里的生活习惯大为不同，而我又不懂当地语言。在物质上我可说是一无所有。我拥有的仅是自己的家人:妻子玛丽亚和我们的四个孩子，十三岁的鲁宾，十一岁的美莉安，九岁的佐治和七岁的古士特和。
1960年十一月二日，在抵达洛杉矶之后不及一个月，我在白坚士搬迁公司获得一份司机助手的差事。我对那些推翻我们政府的人仍然怀恨在心而切望复仇。但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要维持家人的生活。因此我辛勤工作及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结果，我与家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亲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可以见到环境的突然改变使我反而因祸得福。后来发生的事改变了我的思想，最后更改变了我原来的品格。我所怀恨与复仇之心开始消退。搬迁公司出版的一份报章，《白坚新闻》，在1972年春季刊一篇题名为“曾治理一国的货仓管理员”的文章中如此论及我说:
“他学习英语与货仓管理既快且佳。他在1969年升为比华利山与圣大蒙尼加区维赛大马路货仓的工头。……
“分区经理汤姆福勒说，‘鲁宾具备效率良好、谦恭有礼及幽默感等良好品质而赢得顾客好感。看来与他交易过的人都喜欢他。我们选他为今年最佳货仓管理员，这足以证明他的优良工作记录。’”
仅在数年之前便没有人可以如此称赞我。我在以往傲慢自大，而且生活放荡。身为军队将领，我的威望与权势使我有机会与许多异性发生苟且关系。我在早年种种经历促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正如后来我那截然不同的经历促成了我在品格上的急剧改变一般。
宗教影响
我曾是个天主教徒，正如萨尔瓦多大多数人一般，但这并没有制止我在妻子之外与数名女子有染。对拉丁美洲的男子说来，这种情形是很普遍的。教士们本身通常立下恶劣榜样。在我以前所居住的高佐达比市，我知有位神父与一名女子同居。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她还替他养了几个儿子。‘我们又何需与教士不同呢？’这种想法正是我为自己辩护的借口。
但并非仅是教士们所犯的性不道德而已。他们那违反道德的行为——大主教企图与我们政府作台下交易便是一个例证——也令人大起反感。此外，我也获悉大主教持有一个外交人员护照——虽然他根本无权享有这样的特权。因此，到我们执政时，我们取消了他的外交护照。我必须承认，从我目睹眼见的各事，我对宗教毫不尊重。
事实上，我对圣经一无所知。我从来未读过圣经。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圣经。萨尔瓦多的天主教会从不鼓励人读圣经。我读过《要理问答》，并领受了首次圣餐礼。母亲曾向我传授若干教义，诸如教皇万无谬误、炼狱、地狱永火，三位一体等等。但这些教导绝没有促使我想进一步认识上帝。你由此可以明白，何以在我们移居美国后，宗教并非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份。
儿子影响我
一天，令我颇感意外地，当时约十七岁的鲁宾问道:“父亲，倘若我研究圣经，你会介意吗？”他的一位同学正与耶和华见证人研读圣经，而他对鲁宾谈及过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反对。鲁宾很快便对圣经发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终于他想成为一名见证人。
我对此绝不高兴。我希望鲁宾进大学，在日后“干一番事业”。但他却想用自己的时间与别人分享他的新信仰。他坚守他的信念，而我则开始极力反对他。可是，见证人们劝告他服从我，因为我是他的父亲，他遂遵嘱而行。他仍继续花大量时间传道。
鲁宾的行为开始感动我，并开始使我对他的新宗教感到好奇。一件事深印在我脑海之中。有一天我告诉鲁宾如果我的朋友某君打电话来，便告诉对方我不在家。但他说他的良心不容许他说谎，这使我大感诧异，也深受感动。鲁宾有时带朋友到家里来，终于我答允与其中一位研究圣经。
圣经是合理的
打动我的乃是圣经的教训如此合乎情理。教堂有很多道理，例如炼狱、地狱永火和三位一体等，从来不使我觉得有多大意义。但现在我开始明白原来圣经根本没有提倡这些主张。我发觉我们的研究极有趣味，尤其在讨论到涉及政府及管理世上事务等切合实际的问题时。
由于我的背境，我体会到人民需要一个具有能力执行公义律法的廉洁政府。我们曾希望为萨尔瓦多的人民设立一个这样的政府。但如今我可以清楚看出，若不依赖上帝的帮助，世人根本没有能力本领管理人类同胞。圣经的话的确不错:“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利米书10:23。
人的一切努力，无论怀有多么好的用意，从未能导至公正与和平，这岂不是事实吗？人已尝试过数千年泛久;他们设立过很多形式的政府。但时常一个人的好意，却被其他怀具不同主张的党派所压倒，结果不平依然存在。正如圣经说得不错:“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传道书8:9）但何以是这样呢？
一个基本原因是人的不完美。人不仅会生病和衰老，还具有骄傲和自私的倾向。这正是贤良政府的真正障碍。我对圣经所作的研究使我开始明白人类这个基本缺陷的因由。原因是第一对男女反叛上帝的统治，因而丧失了他们与上帝的宝贵关系。这不仅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一切未出生的后代，带来了不完美和最终的死亡。（罗马书5:12）但我开始体会到人类在自治方面所作的努力何以失败的另一个理由。
人类的第一对祖先被一个叛徒所诱而背叛上帝的统治权。这叛徒是上帝的一个灵体儿子。为了解决这场反叛所引起的争论，上帝容许灵界的这个反对者任意而行一段时期。他有如此大的行动自由，以致圣经称之为“这世界的王”。圣经也说:“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翰福音12:31;14:30;哥林多后书4:4;约翰一书5:19）我可以看出，由于这种超人的邪恶影响，甚至用心良苦的人也无法带来贤良的政府。那末，我们有什么希望呢？
这正是圣经真正令人信服之处。自幼我学会“主祷文”，耶稣在其中教导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10）我们开始研读之后，我可看出上帝的王国乃是基督传道的主题，不错，正是圣经本身的主题！我清楚体会到这王国是一个以基督为主要统治者的政府。终于我确信上帝的王国乃是为世界带来贤良政府的唯一希望。但这个政府会如何接管统治世界的权柄呢？
大部份人类对于上帝的政府并无真正兴趣。他们被蒙蔽得如此厉害，甚至达到反对它的地步。因此圣经说:“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属人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2:44。
在你听来这也许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我最初听见这件事时便有这样的感觉。我无法相信上帝会真正铲除地上的一切政府，然后设立他自己的政府。但我愈研究便愈觉得圣经的这项教训言之成理。后来有些事发生使我深信其真确性。
稳确的希望
我与龙伟伦研读了约一年之久才终于接受他的邀请前往参加王国聚会所的一个聚会。我深受那友善的欢迎所感动。那种绝无歧见的情形简直令人惊异。我受到感动而经常赴会。
何以这些人如此团结、快乐及和睦呢？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出答案，而我所肯定的答案是:他们依照上帝的律法而生活，而将来一切生活在上帝王国治下的人均会受这些律法所管理。当上帝的王国毁灭了一切现存的人为政府之后，这些人会蒙耶和华上帝保全下来，形成地上一个新的人类社会。——约翰一书2:17。
我想成为这个团结一致的基督徒大家庭的份子。于是在1969年八月，我借水浸礼象征我献身事奉上帝。我很高兴见到我的整家人，以及有些在萨尔瓦多的亲戚，与我联袂一同事奉我们仁爱的造物主，耶和华。我多么快乐得以获悉，不久全地便会在上帝王国统治之下享有一个贤良的政府！——外稿，由鲁宾·罗沙利士君作。”
［第9页的精选语句］
“我可以听见街上有喊叫声和机械枪声”
［第11页的精选语句］
圣经说:“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第5页鲁宾·罗沙利士君的图片］
［第7页的图片］
“执政团”——组成我们政府的六人
［第8页的图片］
大主教要我们的政府内阁在私下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