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求上帝的国”——我们一家人的目标
由斯坦和吉姆·伍德伯恩(Stan and Jim Woodburn)君叙述
“这个信息从我手上夺去了整家人！”现今我回顾过去差不多50年的时间，发觉并不难明白我们教会的牧师何以这么苦恼。住在英国怀特黑文镇的伍德伯恩一家七个兄弟姊妹，全部在短期之内相继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事情首先由长兄约翰·伍德伯恩开始。他从艾达·埃克尔斯——现今仍忠心地在黑泽一带传道的一位全时传道员（先驱）——手中购得两本书，其中之一称为《上帝的竖琴》。约翰立即开始参加见证人的聚会。1936年，我们兄弟——约翰、汤姆和我自己（斯坦）——一行三人驱车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去聆听当时守望台社的社长卢述福以哈米吉多顿为题所作的演讲。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大会，我们却与另外70名志愿人员在卢述福弟兄的公众演讲中担任招待员之职。
参加全时服务——然后大战爆发！
1937年，一位年仅26岁的热心弟兄自布洛克林总社抵达英国奉命负责照料伦敦的分社办事处。他便是今日耶和华见证人治理机构成员之一的史劳德弟兄。对我们这些渴望成为全时传道员的年轻人来说，他是个多么大的鼓励！1939年初，我们三兄弟尚未成家，也没有家庭责任要照料，于是接受了先驱的呼召。
当时的世界局势瞬息万变。1939年9月3日英国向德国宣战。政府大施压力要制止我们的传道工作进行。不久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基督徒中立的争论。
由于我的良心我拒绝参战，我被召到法庭受审。但由七人组成的陪审团却支持我的立场，怒形于色的主审法官只好批准我继续传道。汤姆也得以幸免。可是，约翰、吉姆和我另一个兄弟马丁却没有那么侥幸。他们全部被判入狱。
在大战期间我们各人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经验，其中一些颇为有趣。有一次，一名警员把头伸进播音车的窗口，通知我村民投诉我在播送及收听纳粹敌军的信息！可是他随即发觉车里只有一副设有扩音器的留声机而已，甚至连无线电收听器也没有！
这时，吉姆向南迁到内陆工业区的伯明罕去。他在那里受到作先驱的良好训练。他与资深的传道员艾伯特．劳埃德并肩工作，一起探访当地的商行。伯明罕经常受到空袭，敌军把位于市中心的聚会所炸毁。可是王国传道工作却继续扩展。在市外的地区有许多小组纷纷建立起来。
当弟兄们在地区里向人提出属灵安慰之际，他们曾多次有理由因所受的保护而感谢上帝。当地的需要是多么大！宣战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正在威尔斯一个细小的乡村向公众人士播放“世界末日”的唱片。群众迅速聚集起来，并向我购取书刊。不一会儿，我便分派了38本书！难怪从1939年至1945年，见证人在英伦三岛的数目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到战争结束时达到1万3150人的高峰。
分道扬镳
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我离开英国，到美国纽约州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接受第八届海外传道员的训练课程。那时吉姆和马丁已被任命为环务监督，他们继续在英国享有服务的权利。1947年，我从基列圣经学校毕业之后被派返英伦三岛担任区务监督之职。有五年的时间，我周游全国，差不多在每一个周末主持环务大会。在这段日子中，我、吉姆和马丁的足迹遍及全国。
可是在1950年，吉姆被召前往基列圣经学校接受第15届的训练课程，我们遂开始分道扬镳。1950年7月30日，吉姆在耶和华见证人“神治国的扩展”国际大会中毕业，然后被派往南美的厄瓜多尔服务。现在他会叙述他自己的经历。
厄瓜多尔与海外传道工作
在厄瓜多尔从事海外传道工作是一项挑战。虽然当地的气候令人吃不消，风俗习惯又迥异，我们却有权利目睹许多新的弟兄姊妹拥进组织里。但是我们也经历不少艰辛。例如有一次在瓜亚基尔，我们没有钱举办第一个环务大会。于是所有海外传道员出外传道，把分派书刊所得的全部捐款集合起来。结果，我们有足够的钱去支付大会的一切开销。
1959年，我很高兴社方把我调到拉利伯德去。该地已有一名海外传道员，弗朗西丝·克尔住在那里。弗朗西丝继承了她母亲的先驱精神，后者从1919年以来一直从事先驱服务。我跟弗朗西丝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在1959年结为夫妇。
首批海外传道员抵达拉利伯德时，当地并没有任何见证人。但现今该地已有三个欣欣向荣的小组。事情转变得很迅速，我们接获多项不同的委派，例如在基多、安巴托和曼达各地传道。在这段期间，我们有权利帮助147位新人献身事奉耶和华，而且也有机会强化其他许多人。
因病返回英国
在当地工作了20年之后，厄瓜多尔俨然成了我们的家乡。可是，由于弗朗西丝亟需接受特别的医疗，我们在1971年依依不舍地离开厄瓜多尔返回英国。可是，我决心要继续从事全时传道而不再恢复全时的世俗工作。幸好在伦敦西部柏定敦一带有许多说西班牙语的人聚居，结果我们得以在英国建立了第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小组。
对于一般希望在商店、办公室和旅店传道的见证人来说，伦敦一向是一项挑战。他们在这里会遇到许多不同国籍的人。有六年之久，这便是我们奉派的传道地区。我们做遍伦敦的一个广大地区，包括康登、恰斯、肯辛顿、米尔山、柏定敦和斯塔普尼。在这段期间，我们分派了超过7000本圣经和圣经辅助读物。有一次，一间旅店的厨师在大饭堂内把厨房的全部工人召集起来，使我们有机会作了一个为时15分钟的演讲。这些工人包括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从未见过圣经。他们的反应异常热烈。
有一天，我在伦敦商业中心的各办公室从事探访活动。我来到一间著名的银行门前，从门外往里面张望，看见一个身材高大、衣着整齐、仪表出众的男子。我消极地想道，他必定会拒绝听我所传的信息。虽然如此，我却作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走上前去。这名男子一言不发地走往他的书桌，从其中拿出一部绿色的圣经和一本《守望台》杂志来。他说，“我也是个耶和华见证人。”我从这次经验学得一个教训——切勿事先妄下判断。
在学校作见证
我们时常渴望能够返回厄瓜多尔去。到1977年，弗朗西丝的健康完全恢复过来了，于是我们便得偿所愿。我们感到多大的喜乐！我们的首项委派是到多明哥科罗拉多去。在那里，我们开始发展另一条活动的途径。一天早上，我们从事逐户传道时发觉大部分人都不在家。但那地区却有三所学校，这向我们提供了广大的活动范围——何不试试探访学校？我们为这件事作过祷告之后，便前往会晤学校的教师。我们带备《尽量善用你的青春》和《人从进化抑或创造而来？》这两种书刊。成绩竟然出人意表！
我们发现教师与学生都对这两本精装书爱不释手。其中一间学校的校长是个天主教教士，他竟向我们订购两种精装书各一百本，以便使三班的学生每人均有一本。在另一所中学，校监读过这两本书之后很希望学生也有机会读读它们。这所中学有超过3,000名学生，因此我们要前往该校三次才能接触到每个课室内的学生。我们在这间学校里派发了超过一千本书！
在另一所天主教学校，校长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教士。他读过《进化》书之后表示十分赏识，于是允准我们到每一间课室作一个简短的演讲。我们把带来的书刊全部派完，以致不得不再次回去。后来我们获悉教师们曾吩咐学生，对《青春》书里有关吸毒的一章加以研究。看来在该校吸毒是个日益严重的难题。这一次我们分派了超过400本书。
我们的下一个委派是被白雪皑皑的山脉所环绕的安巴托市。我们在这里再次有机会探访一所天主教师范学院以及另外一些学校，并且获得良好的成绩。在其中一所学校里，我们遍访每一间课室，结果分派了438本《青春》书。有些教师对这本书十分赏识；他们亲自把书内每一章的题目读出来，并且代我们向学生作了大部分的讲解。他们告诉学生人人都应当买一本《青春》书而非花钱买一些毫无价值的书本。
回顾以往，我们享有很大的喜乐，能够跟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数以百计的教师交谈，并且分派了超过1万1,000本圣经辅助刊物。这些人当中有些住在僻远的森林地区，甚至汽车也无法到达。的确，在厄瓜多尔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光阴似箭，随着生了一次大病之后，现今我们已返回伦敦。在这段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耶和华一直以他的圣灵支持我们。从少年时期开始，我们一直能够运用一生为耶和华服务，耶和华对我们表现了多么丰厚的额外恩典！（传道书12:1）现在，让斯坦告诉你们其余的经历吧。
在爱尔兰从事传道工作
1949年，传道工作在爱尔兰受到很大的反对。当时爱尔兰的见证工作是由守望台社伦敦分社办事处负责照料的。我们所作的露天圣经演讲引起了北爱尔兰浸信会主任牧师的注意。他提出挑战，要耶和华见证人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为题跟他辩论。社方委派我以区务监督的身分接受这项任务。辩论会在波塔敦镇举行，该区当时只有一个人数不多但却十分活跃的小组。
辩论会举行的那天晚上，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看来浸信会在几个小时之前把会堂租下来供举行祈祷会之用。他们的人数包括来自各区的一千名教友以及大约70名教士，远比耶和华见证人为多。浸信会的牧师仅利用教徒对宗教所怀的强烈感情去煽动群众反对我们。经过两小时的辩论之后，浸信会的牧师拒绝解释彼得前书3:18以及其他证明耶稣复活成为灵体的经文。
最后，我提醒他们使徒行传5:34-39所载迦玛列的劝告，指出他们也许正与上帝为敌。至此，浸信会的牧师勃然大怒，高声喊道，“不要理睬他们！不理睬魔鬼是对的！”可是，听众当中有些人却能够看出谁拥有真理。结果牧师手下有些羊脱离了教会。那个周末，人数不多的波塔敦小组出外传道时，他们所分派的书刊比他们在过去六个月所派的总数更多！现在该镇已有一个人数颇多的小组，并且有一座宽敞美观的王国聚会所。此外还有许多小组在邻近的市镇建立起来。
保持先驱的精神
1952年，我娶了伦敦伯特利之家的成员乔伊斯·卡特尔为妻。1957年，我们获得一项出乎意料的喜乐——一个女儿，简茵。这次意外为我们的生活模式带来了改变。我无可奈何地出外找寻一份世俗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把王国事务置于生活上的首位。我们体验到大卫在他那首深受人喜爱的诗篇中所表达的心声的真确性：“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诗篇16:8。
随后数年，我们迁往多个需要较大的地区服务，并且不时参加辅助先驱工作。弟兄们仁慈地帮助我寻得工作。但我竭力抗拒引诱，避免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人生的首要目标。只要我愿作，找寻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并不困难。我为自己能够保持这种先驱精神感到快乐。
前往南非、爱尔兰，然后返回英国
在英伦三岛各处的许多地方，包括遥远的海布里地外群岛，作过服务之后，我们在60年代的后期迁往南非去。我们在黑人地区中工作，并很高兴能够目睹当地仅由5名见证人组成的细小研经班增加到61人。（哥林多前书3:6-9）1974年，由于健康的缘故，我们返回北爱尔兰去。我们在恐怖分子活跃的边境地带服务。
1975年，我从事部分时间的送货工作。有一天，我驾车越过边境送货时，三名蒙着脸的恐怖分子把我的汽车截停，并且吩咐我走出汽车来。他们询问我是谁，和正在做什么。我立刻说，“我是个耶和华见证人。”在确定我并非为英国刺探的间谍之后，他们把我释放了。我得以继续上路，并对耶和华予我的保护深怀感激。——箴言18:10。
1977年我们返回英格兰去。然后，我们获得一项喜出望外的权利。我在62岁的高龄接获社方的邀请再次从事环务工作！这时我们那20岁的女儿简茵已是一名经常先驱而能够照顾自己。于是，我们把仅有的物业卖去。经过两年的环务工作之后，我有权利再次担任区务工作，负责照料在英国北部曼彻斯特大会堂所举行的大会。无疑，我们又再次经历到诗篇16篇的实现，特别第6节以优美的言词说：“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现今，我们正喜乐地在我多年前曾探访过的地区从事环务工作。可是，现在情形已多么不同！不错，我们遇到一些认识已多年的忠心年长弟兄，但王国工作的扩展已产生了数以千计的传道员及有更多小组建立起来。
虽然原来的伍德伯恩一家七个成员中有三个已经去世，其余的分子——80岁的贝恩、现今已78岁的汤姆，以及吉姆和我——仍继续事奉耶和华。我的兄弟马丁在从事全时传道工作34年之后于1973年忠心地完成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遗孀玛丽则仍然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活跃地传道。
我们是一个享有何等伟大权利的家庭！数算一下所有的儿女和孙儿女，我们一共有35人献身事奉耶和华。许多亲爱的弟兄所表现的爱心和仁慈，以及耶和华亲自予以我们的仁爱保护和祝福，足以向我们所有人证明在我们的日子，“先求上帝的国”的确是最安全和最明智的途径。——马太福音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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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吉姆和马丁·伍德伯恩在1950年均是全时的传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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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和弗朗西丝·伍德伯恩在厄瓜多尔从事海外传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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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伍德伯恩在妻子乔伊斯陪伴之下在英国从事全时的环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