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乃我自幼所赖

巴兹尔·察托斯口述

年代是1920年；地点是希腊美丽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山区。我卧病在床，奄奄一息，因为染上了当时正在环球各地肆虐的可怕西班牙流行性感冒。

每次教堂鸣钟，我就意识到又有一个受害人丧生了。下一个会是我吗？值得庆幸的是，我结果康复过来，但千百万的人却不然。当时我不过八岁大，但这个可怕的经历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早期的属灵兴趣

不久，外祖父去世。还记得葬礼过后，我和妹妹站在阳台上，母亲走到我们跟前，看来想安慰我们。她平静地说：“孩子，我们人人都会老，都要死的。”

母亲的话虽然说来轻柔柔的，却使我忐忑不安。我心里想：‘那太可悲了！太不公平了！’但母亲接着所说的话使我和妹妹都开朗起来，她说：“主来到的时候，他会使死去的人复活，人也不再会死亡！”这段话给我多大的安慰！

自那时以来，我热切渴望知道这个快乐的日子何时来到。我曾向许多人寻问，但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看来甚至没有人愿意讨论这个问题。

我接近12岁那年，有一天，侨居美国的伯父给父亲寄来了一本书，书名是《上帝的竖琴》，是守望台圣经书社出版的。我查看目录，瞥见“主的复临”一章，顿时眼前一亮。我兴致勃勃地把书阅读，可惜书里并没有提及基督复临的年份。不过，书的内容却表明这个日子不会很远了。

不久，我开始上中学，于是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学业上。伯父不时从美国寄来《守望台》，而我也喜欢阅读这些杂志。每个星期天我都上主日学，那时，主教很多时会上前来跟我们交谈。

某个星期天，主教气冲冲地说：“有些游客正在把异教书刊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接着，他拿起一本《守望台》，高声喊道：“如果你们发现家里有这样的刊物，要把它们带到教堂来，我要把它们通通烧掉。”

主教的语调本已令我心神不安，但他的报复精神使我更感惊惶。所以我没有照他的吩咐去做。不过，我倒写了封信给伯父，请他不要再把守望台刊物寄来。但我依然继续沉思基督复临的问题。

属灵食欲增加

暑假到了，我把手提箱拿出来，好收拾衣服。这时，我发现箱底有三本守望台社印制的册子。不知怎的，我以前竟没有留意到，其中一本册子称为《死者在哪里？》。

‘这本册子看来颇吸引人。’我心里想。我虽然记得主教的警告，却决定仔细读读这些册子，希望找出它们的错处来。我满以为必定会有所发现。我拿起铅笔，小心翼翼地展开搜索。出乎我意料，册子的内容看来合情合理，头头是道。每项陈述都举出经文加以支持，让读者可以亲自查考圣经。

既然我们没有圣经，我怀疑册子列举的经文是否被作者误用了，一心要达成他自己的目的。我于是写信给伯父，请他把一部整本的圣经寄给我。伯父立即把圣经寄来。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两遍。虽然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我并不明白，但我对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却特别感兴趣。我渴望了解其中的预言，只可惜那时没有人能够给我帮助。

我在1929年离开学校。不久之后，在美国的伯父再次把《守望台》寄来给我。我越看越感兴趣，于是请伯父经常把杂志寄给我。我也开始向别人谈及我从杂志获悉的未来希望。随后，我的生活经历到巨大的转变。

在缅甸灵性不断进步

舅父举家移居缅甸。家人认为，如果我跟他们一起，也许会使我增广见闻，甚至可能为我打开做生意的机会。东方向来是个令我着迷的地方，因此我也向往到东方去。在缅甸，我仍然不断收到伯父寄来的《守望台》，不过，我自己却从未遇见当时称为圣经研究者的耶和华见证人。

有一天，我在《守望台》读到一项宣布，有一套合共两册、称为《光》的书出版，内容是解释圣经的启示录的。此外我还获悉，圣经研究者在缅甸的活动是由守望台社设在孟买的印度分社照料的。我于是立即写信给印度分社索取《光》这套书，同时请他们把当地的圣经研究者派到缅甸来传道。

这套书很快就寄来了。大约一周之后，有些缅甸本地的圣经研究者前来探访我。我很高兴获悉，在缅甸的首都仰光，即我当时居住的地方，就有一小群圣经研究者。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经常举行的圣经研究班，还鼓励我跟他们一起逐户传道。起初我有点犹豫不决，但很快我就爱上了这份工作，努力将圣经知识与佛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主流派的基督徒分享。

印度分社派了两位全时传道员（称为先驱）到仰光来，他们是尤尔特·弗朗西斯和兰德尔·霍普莱。他们二人原本来自英国，在印度服务了好几年。他们给我很大的鼓励。1934年，我受浸象征我献身事奉耶和华。

勇敢的见证人

后来，印度分社把更多先驱派到缅甸来，其中包括格罗第·高特文和罗恩·蒂平。他们二人在火车站从事探访，跟站长悉尼·库特交谈。站长接受了若干书刊，并且把它们读了一遍。他开始写信给住在曼德勒的已婚姐姐戴西·德苏扎。戴西也对那些书刊大感兴趣，于是索取更多书刊。

戴西是个虔信的天主教徒；她性格刚毅、敢作敢为。她开始探访邻舍，把自己学得的事告诉他们。教区神父上门探访她，问她为什么不再上教堂。戴西指出，因为神父所提倡的主张，例如地狱永火，根本没有圣经根据。

最后，神父问她说：“许多年来我一直告诉人有个烈火熊熊的地狱，现在我怎可能对他们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如果我这样做，就再没有人会上教堂了。”

戴西回答说：“如果你是基督的忠实门徒，不论后果如何，你都要把真理教导人。”接着，她补充说：“要是你不愿意，让我来做好了！”她果然这样做。

迪克和戴西，以及他们两个较年长的女儿，与我同一时期在仰光受浸。三年后，1937年，我娶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菲利斯。

撤到印度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侵缅甸。1942年3月8日，仰光沦陷。外侨被迫仓皇疏散。数以百计的人试图越过森林，撤到印度去。有不少人死在途中。我恰巧认识负责撤退的军官，弄到几张从仰光开往加尔各答的货轮船票，这是几艘最后撤走的货船其中一艘。对大家来说，要仓猝抛弃大部分财产离开家园，的确令人伤感。日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占领缅甸。

我们抵达印度的时候，经济相当拮据，而且当时找职业也并不容易。这使我们的信心受到颇大考验。我遇见一名英国军官，他给我介绍一份收入可观的非战斗人员的工作。不过，这份工作需要我在军事机构中服务。结果，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婉拒了这份工作，从而保全了基督徒的清白良心。（以赛亚书2:2-4）此外，我们也在其他方面感受到耶和华的仁爱援手。

我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定居下来。人如果要在当地找个地方居住，机会本可说是微乎其微，可是，我们却在市中心找到一所宽敞的公寓。它有一间阔大的休息室，而且有自己的入口。在随后几年，这个房间权充耶和华见证人德里会众的王国聚会所。1941年，印度当局把守望台社的出版物列为禁制品，因此我们无法再获得圣经书刊供应。

解禁经过

1943年某个星期天，上德里各教堂做礼拜的人都收到一份传单，是由13位来自不同教堂的教士联名签署的。传单提出警告说：“德里居民要提防耶和华见证人”。教士们指控我们为了政治理由在印度遭受禁制。

我们获得孟买分社办事处的批准，迅速印制了一份传单向人分发，把教士的阴谋揭发出来。既然我是会众的主持监督，我的名字和地址就印在措辞严厉的单张底部。不久，警察找到我和玛格列特·霍夫曼在分发单张，就把我们逮捕下狱。不过，我们很快就获准保释出狱。

后来，玛格列特传道的时候上门探访到斯里瓦斯塔瓦爵士。斯里瓦斯塔瓦爵士在印度总督的内阁中是个颇有名望的要员。他热烈款待玛格列特。谈话间，玛格列特告诉斯里瓦斯塔瓦爵士，我们的书刊在印度遭受不公平的禁制。那天，玛格列特还碰巧遇见来自马德拉斯的国会议员。这位议员是到本地来出席议会的。玛格列特向他提及我们的书刊遭受不公平的禁制，议员答应把这件事在议会上提出来。

那时，我在当地一间医院里担任物理治疗师的工作。斯里瓦斯塔瓦爵士刚好受了伤，医院当局差我给他做物理治疗，看看是否对他的伤势有帮助。斯里瓦斯塔瓦爵士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家倾谈的时候，我偶然提起霍夫曼小姐和我刚获保释出狱。我向他解释，我们入狱是因为教士向政府施加压力，基于政治理由禁制我们的圣经书刊，但其实我们是绝不参与政治的。我继续说，我们的分社代表，埃德温·斯金纳，曾请求接见，希望解释一下我们的立场，但却遭当局拒绝。

数天后，斯里瓦斯塔瓦爵士告诉我：“詹金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表示反感的政府官员］几天内就要退休了，他的职务会由弗朗西斯·米迪爵士接替。请斯金纳先生来一趟，我会介绍他见弗朗西斯爵士。”

斯里瓦斯塔瓦爵士果然安排双方见面。大家会面期间，弗朗西斯·米迪爵士对斯金纳弟兄说：“我不能答应你什么，但我会仔细审查一下这件事。”既然国会在数天之后就会开会，斯金纳弟兄于是留下来等候结果。来自马德拉斯的国会议员果然守信，在议会上仗义发言。他问道：“守望台圣经书社的出版物真的因为政治理由遭受禁制吗？”

弗朗西斯·米迪爵士回答说：“不是，这个禁制令是根据预防理由颁发的，但现在政府已决定把它撤销了。”

我们听见这个消息感到多么振奋！一周后，孟买分社办事处收到通知，证实当局确已撤销禁令。

返回饱受战火蹂躏的缅甸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缅甸继续受英国统治。数月后，我们十位见证人一同返回仰光去。能够跟当地余下来的几名见证人重逢，令我们十分高兴。当时缅甸举国景况凄凉。各种公共服务，像电力、交通等，都没有供应。我们向军方购了一辆吉普车，尽量利用它来运送居民参加聚会。这些聚会是我们返回缅甸后随即安排的。

有个感兴趣的人给了我们一块地。于是，我们借着邻近一带善心的人的协助，建了一座面积颇可观的王国聚会所。这个聚会所是用粗壮的竹杆建成，以排竹为墙，茅草为顶。1947年4月，当时的守望台社社长内森·诺尔和他的秘书米尔顿·韩素尔探访仰光，他们曾在这个聚会所发表演讲。当时整个缅甸只有19位见证人，但诺尔弟兄在新埃克塞尔谢剧院发表演讲的时候，竟有287人出席！

在澳大利亚定居

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国独立。当时大部分欧洲人觉得最好还是离境。我和菲利斯作过严肃的祷告之后，决定带着女儿移居澳大利亚。我们在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珀斯定居下来。

我们再次离开缅甸，感到很难过，这回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时接获当地弟兄姊妹的消息。我们很高兴获悉，王国工作在缅甸继续稳定进步。

自1978年以来，有四年的时间，我们有特权在澳大利亚各大城市说希腊语的会众中服务。这意味到我们时常要长途跋涉，因为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东西两岸相距4200多公里。澳大利亚的气候随着各州而异，转变相当巨大。因此不久之后，我的健康就出现问题，以致体力日衰。于是，我们再次在珀斯定居下来。我在珀斯44群会众当中一群里以长老的身分服务。

随着时间过去，我的视力越来越弱，阅读也就越来越困难。不过，我们虽然身体衰退，心却依旧年轻。我们都怀着信心等候那快乐的日子来到；届时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都会看见他恩宠的日光照射，“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我］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玛拉基书4:2。a

［脚注］

［第24页的图片］

1947年，我的家人与韩素尔弟兄和诺尔弟兄在缅甸合摄

［第25页的图片］

巴兹尔·察托斯与妻子菲利斯摄于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