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求上帝的王国

奥莉芙·斯普林盖特口述

家母听过我们的祷告之后，便将蜡烛吹熄，离开房间。弟弟随即问我说：“奥莉芙姐姐，上帝怎可能看穿砖墙，听见我们的祷告呢？”

“妈妈说上帝能够看穿任何东西，”我答道，“甚至可以看透我们的心。”家母敬畏上帝，而且非常热心研读圣经。我们自幼便受到教导，要对上帝和圣经原则怀有深深的尊重。

父母是英国肯特郡查塔姆小镇上圣公会的信徒。虽然家母经常上教堂，她仍然认为，基督徒只是每周一次循例上教堂听道是不够的；她也确信上帝只会有一个纯真的教会。

体会圣经的真理

1918年，那时我大约五岁，家母得到一套称为《圣经的研讨》的丛书，由守望台圣经书社首任社长查尔斯·T·罗素撰写的。几年之后，我们住在一个名叫威格莫尔的小镇，有一个圣经研究者（后来称为耶和华见证人），接触到家母。她接受了一本题名为《上帝的竖琴》的圣经辅助读物，而这本刊物给她解答了许多圣经问题。自此以后，每个星期都有一张粉红色的卡寄到我家里，卡上印有该书每章的问题，也注明在书中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1926年，我的父母、妹妹贝莉尔和我毅然脱离了圣公会，因为我们都厌恶教会既参与政治事务，又提倡许多不合理的教义。其中一个使我们很反感的基本教义是上帝会将人判到地狱去永远受苦。家母一向都热心寻求圣经真理，她确信圣公会绝非纯真的宗教。

上帝终于垂听了家母的热切祷告。我们离开了教会之后不久，有一个圣经研究者前来探访我们。她就是杰克逊太太。她跟我和妈妈谈论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解答了我们的许多圣经问题。我们很高兴获知的一件事是：我们应当向耶稣的父亲耶和华上帝而不是向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秘个体祷告。（诗篇83:18；约翰福音20:17）然而，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家母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先求王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6:33。

杰克逊太太运用圣经解答了我们的这个问题，她的答案的确对我们的一生具有深远的影响。从那个星期起，我们开始出席圣经研究者举行的聚会，并且把自己所学得的知识跟别人分享。我们确信自己已找到了真理。几个月后，在1927年，家母以水浸礼象征她将自己呈交出来事奉耶和华。我后来也在1930年受了浸。

投入先驱服务

我们一家到吉灵厄姆会众参加聚会。该会众有25个成员。当中有许多是全时服事者，即先驱传道员。他们都怀具属天的希望。（腓立比书3:14,20）他们的基督徒热心的确有很大的感染力。虽然我只是个年轻人，我在1930年代早期已在比利时作过一段短时期的先驱。这唤起了我要为王国作更大参与的愿望。那时，我们也有分参与一件特别工作，把一本题名为《王国——世界的希望》的小册分发给每个教士。

后来，家父对于我们的基督徒活动反对得十分激烈。或多或少由于这缘故，我在1932年迁往伦敦升读大学。后来我当了学校教师四年。当时伦敦只有四群会众，我跟布莱克希思会众交往。这时我们开始听闻，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饱受监禁和虐待，因为他们拒绝支持希特勒所发动的战争。

1938年，我清还了为购买书本而负的债务之后，随即辞掉工作，从而能够实现我一向要作先驱的愿望。妹妹贝莉尔也于同一时间在伦敦开始先驱工作，不过她住在另一个先驱之家。我的首位先驱同伴是美德莉·威利特，她后来跟约翰·巴尔结了婚。现在巴尔是耶和华见证人治理机构的成员。我们一群先驱经常冒着风雨，一起骑脚踏车前往地区，然后整天在那里工作。

战争的阴霾当时已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政府开始要居民参加防毒演习，并作好准备，一旦战争发生，就将孩童疏散到市郊或邻近的小城镇去。当时我的储蓄只足够买一双鞋，而且我也没可能从父母获得经济援助。但耶稣岂不曾说，‘要是你们先求王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吗？（马太福音6:33）我全心相信耶和华会供应我的一切所需，而这些年来他也确实使我不愁衣食。在战争期间，我有时会沿着马路拾检从货车上掉下来的蔬菜，借此替我的小量食物配给加上一些菜蔬。我也不时用书刊换到一些蔬菜和水果。

妹妹桑妮亚在1928年出生。她在七岁的童年就献了身给耶和华。桑妮亚说她虽然年纪尚轻，但已把先驱工作立为她的目标了。1941年，她以水浸礼公开表明自己献身给上帝；之后不久，她便得偿所愿。她和家母一起被派往威尔士南部的卡菲利从事先驱工作。

在战时执行服事职务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的弟兄姊妹有不少被囚禁起来，理由跟他们的德国同工被囚的原因一样：在参与战争方面保持中立。1940年中，德国对英国发动猛烈的轰炸。大规模的空袭夜复一夜地进行，爆炸声简直叫人震耳欲聋。但是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们总算有点时间安睡，使我们得以恢复精力，在次日从事传道工作。

有时，我们到了传道地区，看见大部分房屋都变成了颓垣败瓦。同年十一月，一枚炸弹刚巧落在我们的房子仅几码之遥的地方，玻璃窗都被炸成粉碎。厚重的大门被炸破了，烟囱也塌了下来。我们只好到防空洞暂避一晚，次日立即分头迁到不同的见证人家里去。

此后不久，我接获委派前往大伦敦郡的克罗伊登去。我的先驱同伴是安·帕金，她的弟弟罗恩·帕金后来成了波多黎各分社委员会的统筹者。后来我迁往威尔士南部的布里真德去，在那里继续从事先驱工作。有六个月的时间，我住在一辆用马拖动的小型货车上。我们从那里骑脚踏车走6公里，到邻近托尔伯特港的会众参加聚会。

在这段时期，公众人士十分敌视我们。由于这缘故，我们颇难找到住宿的地方。但耶和华的确按他的应许一直照顾我们。

后来，我们一行八人同时获派到威尔士南部的港口城市斯旺西作特别先驱。由于战况日趋紧张，人们对我们的偏见也随之而增。他们将“鼠辈”、“懦夫”等字样涂在先驱之家的墙上。这种敌视精神主要是由于报章大肆谴责我们采取中立立场而促成的。结果，我们当中有七个人相继入狱。1942年，我在加的夫监狱被囚禁了一个月；妹妹贝莉尔后来也被关进那个监狱。虽然我们只有微薄的物质供应，并且受尽讥嘲凌辱，我们在灵性方面却十分富足。

与此同时，家母和桑妮亚继续在卡菲利作先驱，她们也有类似的经历。桑妮亚的第一个圣经研究是一位妇人，桑妮亚约定在一个星期五晚上探访她。桑妮亚以为妈妈必定会与她同去。但母亲解释说：“我另外约了人。既然你已跟对方约定，就只好自己去了。”尽管桑妮亚当时只有13岁，她鼓起勇气独自前去。那个妇人在灵性上有很好进步，后来更献身成为见证人。

战后的活动——往基列受训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我正在德比郡一个称为惠利布里奇的孤立地区工作。在宣布停火的那天早上，我们出发探访和安慰那些对战争和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令许多人成为孤儿寡妇和肢体残缺——深感厌倦的人。

几个月后，社方呼吁人自告奋勇前往有绿宝石岛之誉的爱尔兰传道。那时该岛只有140名耶和华见证人，所以被视为需要海外传道员协助的地区。几个月内，大约有40位特别先驱被派到当地工作，我便是其中之一。

在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和库克斯敦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和其他三位先驱一同被派到东岸的德罗赫达去。爱尔兰人虽然天生热情好客，但却怀有很深的宗教偏见。所以在一整年之内，我们只分发了小量的圣经辅助读物（实际上只有一本书和几本小册）给公众人士。

我们住在德罗赫达的时候，我经常骑脚踏车从一个农场前往另一个。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农场工人忽然从路旁的灌木丛中冲出来，他朝公路四围张望之后，便低声问道：“你是耶和华见证人吗？”我回答“是的”之后，他继续说：“昨晚我跟未婚妻就你们这几个女孩所做的事激辩了一场，结果把婚约也取消了。她坚持认为你们是共产党徒，像天主教教士和报章所说一样。但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因为你们公开逐户向人传道。”

我将一本小册送给他，他把书放进口袋里。我们约定入夜后见面详谈，因为他说：“如果有人看见我跟你说话，我就会丢去差事了。”当晚，我们两个人跟他见面，回答了他许多问题。他看来深信这就是真理。他答应在另一晚再来我家学习，但可惜却一去不复返。我们推测他可能在那天晚上被一些骑脚踏车路过的人发现，甚至可能丢了差事。我们时常纳罕他到底有没有成为见证人。

1949年，我们在英国南岸出席布赖顿举行的区务大会之后，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获邀前往纽约州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英国总共有26人获邀在第15届接受训练。毕业典礼在1950年7月30日于杨基运动场的国际大会中举行。

在巴西工作

翌年，我被派到巴西的圣保罗市工作，这是世界上发展得最迅速的城市之一。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在市内只有五群会众，但现在已有差不多600群了！这跟爱尔兰的工作简直有天渊之别！我们在圣保罗市工作的地区有很多大楼，大楼周围有高高的铁栏围绕，也有手艺精巧的铁闸。我们用拍掌的声音请屋主或女仆应门。

在随后的岁月，我接获过多项新委派。我曾有特权在圣保罗州中部多个不同地方协助建立新的会众，包括1955年在容迪亚伊的一群和1958年在皮拉西卡巴建立的另一群会众。后来在1960年，妹妹桑妮亚成了我的海外同伴；我们被派往南里奥格兰德州的首府阿雷格里港去。你可能纳罕，我的妹妹是怎会来到巴西的呢？

桑妮亚和妈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留在英国作先驱。但在1950年代初，妈妈因为受过癌症手术而身体十分衰弱，以致无法从事逐户工作；她只能主持圣经研究和以书信向人作见证。当时桑妮亚一面作先驱，一面照顾母亲。1959年，桑妮亚有特权到基列学校的第33届受训，结果也被派到巴西来。这时母亲转由贝莉尔照顾，直至她在1962年去世为止。贝莉尔后来结了婚，她和家人一直忠心地事奉耶和华。

在巴西，桑妮亚和我曾帮助许多人进至献身受浸的地步。可是，许多巴西人所面对的一个难题是，要使他们的婚姻合法化。由于离婚在巴西很难得到批准，所以许多男女都仅是同居而没有合法结婚。在一般与合法配偶分手的人当中，这种情形尤其常见。

我初次接触伊华这个女子时，她的情形便是这样。她的合法配偶失了踪。为要探知他的下落，我们惟有通过电台发出宣布。我们终于找到了他。我于是陪伴伊华到另一个城镇去领取对方签署的一份文件，使她可以跟目前同居的配偶合法结婚。在法官聆讯时，他请伊华和我解释何以她要澄清自己的婚姻状况。法官对我们的解释大感意外，但他却对我们所提出的理由感到满意。

另一次，我安排一名律师替一个圣经研究办理与前夫正式离婚的手续，这使我们再次有机会就婚姻及上帝的道德标准问题作一个良好见证。由于手续费相当高昂，双方不得不为此作工才能支付这笔金钱。但对这些新的圣经学生来说，他们所作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桑妮亚和我一起有特权在他们的婚礼中作见证人，然后到他们家里，跟他们三个十余岁的儿女一起聆听一个简短的圣经演讲。

丰盛而富于酬报的一生

桑妮亚和我在献身给耶和华和开始作先驱的时候都下了决心，只要是可能，我们便会以全时的服事职务作为终生事业。我们很少想及自己在未来的岁月会有什么事发生，或在遭遇疾病和经济困境时会怎样做。然而，正如耶和华应许，他从没有撇下我们。——希伯来书13:6。

有些时候，经济拮据的确是个难题。我和同伴曾试过整年只吃欧芹三明治作午餐，但我们却从未挨过饿，也没有缺乏日用所需。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体力已大不如前。在1980年代中期，我们两人都受过一次大手术。这对我们成为一场严峻的考验，因为在手术之后，我们的传道活动受到很大限制。1987年1月，我们应邀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在巴西总部的成员之一。

我们的大家庭有超过一千名成员，地点位于圣保罗市140公里以外的地方，社方在这里兴建了美轮美奂的连栋大楼。分社负责印制圣经书刊，供应巴西和南美其他国家之用。我们在这里的确受到上帝敬虔的仆人的仁爱照顾。我在1951年初次来到巴西时，这个国家约有4000名王国信息的宣扬者，但现在数目已超过36万6000了！由于我们先求上帝的王国，我们慈悲的天父的确已将‘所有其他东西’都加给我们。——马太福音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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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奥莉芙和美德莉·威利特摄于一辆宣传车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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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芙和桑妮亚·斯普林盖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