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从没有舍弃我们

内斯奥·多里自述

姆布列施丹是阿尔巴尼亚南部山区毗邻希腊的一个细小乡村。1907年，我在这个小村庄里出生。我五岁开始在一所希腊语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我被迫停学。战后我重返校园，不过这趟在阿尔巴尼亚语学校上学。

虽然我的父母不算是虔诚教徒，他们却谨守阿尔巴尼亚东正教的传统。我的舅公在姆布列施丹当牧师，因此我在教堂工作，对教会内部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我看出教会里伪善充斥，仪式空洞无聊，为此大感不安。

我父母依从传统，聘了年轻的阿希伊罗做我的妻子。阿希伊罗住在邻近的格拉博瓦村。我们在1928年结婚，当时她18岁。

认识圣经真理

大概在这时候，一个表兄弟从美国回阿尔巴尼亚探亲，我向他提及东正教的不妥。他对我说：“在美国我家附近，有一群人是没有教会的，他们光研究圣经。”我觉得只研究圣经而不用加入教会这个做法倒是挺不错，于是请他回国后寄些圣经书刊给我。

不久我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约莫一年后，我收到一个包裹，是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尔寄来的，里面有一本阿尔巴尼亚语的《上帝的竖琴》和希腊语的《守望台》。我随便翻翻这本书，发现内容谈到真正的教会，顿时大失所望。我对自己说：‘我不想知道任何同教会有关的事。’所以我没有把书仔细读一遍。

1929年，我入伍当兵，奉派到阿尔巴尼亚首府地拉那服役。我在那儿结识了斯塔西·穆奇。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埋头阅读希腊语圣经。我问他：“你有上教堂吗？”他说：“没有，我离开了教会，现在是个万国圣经研究者。”斯塔西后来带我和另一个兵士去参加星期日的聚会。我从聚会里学到，原来真正的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也不是一个宗教，而是由基督的受膏仆人所构成的群体。这时我才明白《上帝的竖琴》所提到的教会到底是什么。

内斯奥·伊德里齐和斯皮罗·弗鲁霍在美国认识真理之后，在1920年代中期返回阿尔巴尼亚向人宣扬真理。我开始参加圣经研究者在地拉那举行的聚会，当时他们的人数寥寥可数。我很快就看出自己找着耶和华的组织。于是，我在1930年8月4日在聚会所附近的一条河里受了浸。

我受浸之后回到姆布列施丹，打算以制鞋为生。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把自己所学到的圣经真理与人分享。我对别人说：“耶稣基督跟教堂里的圣像完全不同，耶稣是活着的！”

不顾反对，继续传道

1925年，艾哈迈德·贝索古夺取了政权，并在1928年自立为索古王一世，直到1939年为止。索古统治期间，人权部长容许见证人继续执行基督徒的工作。虽然这样，我们仍然遇到若干困难。内政部长穆萨·尤卡跟罗马教皇打成一片。尤卡下令只有三个宗教拥有合法地位——伊斯兰教、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警察试图没收我们的书刊，禁止我们传道，但他们始终无法令我们的工作停顿下来。

1930年代，我时常探访培拉特（阿尔巴尼亚一个大城市），当地的传道工作由米哈尔·斯韦克斯负责督导。我们周游全国各地向人传道。有一次，我奉派到斯库台镇传道两个星期，结果分发了许多书刊。1935年，我们一队人租了一辆公共汽车到克尔曲拉镇传道。后来我们策划发动一些规模更大的传道旅行，走遍阿尔巴尼亚大小各镇，包括佩尔梅特、莱斯科维、爱尔塞克、科尔察、波格拉德茨、爱尔巴桑。旅程的最后一站是地拉那，我们及时完成工作，刚巧来得及参加耶稣受难纪念。

社方提供的灵粮使我们得以在灵性上保持健壮，所以我们从不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从1930年至1939年，我定期收到希腊语的《守望台》。我立下目标每天阅读圣经至少一小时。有60年的时间，我一直紧守这个习惯，直至我失去视力为止。我们最近才有整本阿尔巴尼亚语圣经，所以我很庆幸自己在年轻时学会了希腊语。在以往，阿尔巴尼亚的见证人如果想读到全本圣经，就非要学会希腊语不可。

阿希伊罗在1938年受浸。到1939年，阿希伊罗已生了七个孩子，后来我们总共有十个儿女。可惜，在我们的头七个孩子当中，有三个夭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艰苦岁月

1939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意大利法西斯的军队进攻阿尔巴尼亚。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随即受到禁止。虽然这样，我们那群为数约50人的王国传道员仍然继续传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1万5000本精装书和册子给充公和毁去。

亚尼·科米诺把书刊藏在家里的一个大贮物室里。意大利军队获知我们的书刊是在美国印制的，就很不高兴。他们说：“你们替美国做宣传！美国是反对意大利的！”他们逮捕了两名热心的年轻弟兄，索迈和瓦西里·卡马。后来意大利军方获悉书刊是科米诺给他们的，就连他也逮捕了。不久我被召到警察局接受盘问。

警察问我：“你认识这些人吗？”

我说：“认识。”

“你同他们一起工作吗？”

“不错，”我答道，“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严守中立，绝不反对政府。”

“你有分发这些书刊吗？”

我直言不讳。他们随即给我扣上手铐。1940年7月6日，他们把我关进监里。跟我一同下狱的有同村的五个弟兄——约瑟夫·卡西、柳卡恩·巴尔科、亚尼·科米诺、卡马氏两兄弟。我们在狱中遇到另外三个见证人，他们是戈里·纳吉、尼科迪米·许蒂，以及莱昂尼达斯·波普。警方把我们九个人通通挤进一个1.8米乘3.7米的监房里！

几天后，警方用铁链把我们锁起来，解到佩尔梅特，三个月后把我们转送到地拉那的监狱。我们还未受审，就被监禁了八个月。

最后，我们在军事法庭受审。我和许蒂弟兄被判入狱27个月。科米诺弟兄被判监24个月。至于其余的弟兄，法官判他们入狱10个月。我们被解到吉诺卡斯特监狱服刑。1943年，凭着戈莱·弗洛高弟兄的帮助，我们获得释放。重获自由后，我携同家人迁到佩尔梅特定居，在当地一群人数较小的会众做长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邻近各国均被卷入战争之中。尽管工作受到禁止，我们仍然尽力向人宣扬王国的好消息，以求完成自己的使命。（马太福音24:14）1944年，总共有15位见证人被捕下狱。可是，在这段困难重重的日子，我们从没有觉得耶和华舍弃了我们。

在中立问题上饱受考验

虽然大战在1945年结束，我们受到的阻挠却有增无减。1946年，政府实施强制投票，要求全国人民在12月2日的选举参与投票。不参与就被视为与国家为敌。会众里有很多人走来问我：“我们怎样做才好呢？”

我回答说：“你要是信赖耶和华，就无需问我应该怎样做。你已经知道耶和华的子民是中立的。他们不属世界。”——约翰福音17:16。

选举那天，政府代表来到我家里。起初他们装作若无其事，对我说：“大家坐下来喝杯咖啡谈谈吧。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知道，今天是选举日，”我回答说。

“快点动身吧！要不然就来不及投票了，”一位官员说。

“我不会去。我们只拥护耶和华，”我说。

“好吧，那就来投反对党一票吧。”

我告诉他们，耶和华见证人是绝对中立的。后来见证人的立场逐渐为人熟知，我们所受的压力也随之大增。当局下令要我们停止所有聚会，于是我们开始暗中举行聚会。

返回家乡

1947年，我带着家人迁返姆布列施丹。回到家乡不久，在十二月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被召到秘密警察的办公室去。官员问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召你来这里？”

“看来是因为有人指控我。圣经早就说过世界会恨我们，所以我受人指控，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约翰福音15:18,19。

他马上打断我的话，气冲冲地说：“不要跟我谈圣经，再说我就揍扁你。”

官员吩咐我在办公室外面站着，然后就同手下离开了。屋外寒风刺骨。过了一会儿，他又叫我回到办公室里，命令我停止在家里举行聚会。他问道：“你那条村里有多少人？”

“一百二十人，”我答道。

“他们信什么宗教？”

“阿尔巴尼亚东正教。”

“那么，你信什么？”

“我是耶和华见证人。”

“一百二十人走同一条路，你偏偏走另一条？”于是他吩咐我到教堂点蜡烛。我告诉他，我绝不会这样做，于是他就用木棍狠狠打我。最后他们终于放我走，不过已是凌晨一时左右了。

断绝书刊供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再次收到社方寄来的《守望台》。可是，后来杂志又停了。一天，秘密警察在晚上十时召我到警局去，对我说：“我们收到一本希腊语杂志，我们想你解释一下杂志说些什么。”

我说：“我的希腊语不太好。我有个邻居，他的希腊语说得比我好，或者他可以帮帮忙。”

“不，我们要你解释给我们听,”一位官员边说边取出一些希腊语《守望台》来。

“啊！原来是我的杂志！”我嚷道。“我当然能够解释。这些杂志来自纽约布洛克林。耶和华见证人的总部就设在那里。我是个耶和华见证人。不过，看来他们弄错了地址，杂志应该寄给我而不是寄给你们呀。”

他们不肯把杂志还给我。从那时开始，直到1991年，足足有超过40年的时间，我们从未收到过一本阿尔巴尼亚语的圣经书刊。在书刊断绝供应的岁月里，我们运用圣经继续向人传道。1949年，约莫有20个见证人被捕入狱，有些判罚五年徒刑。

困难日增

1950年代，政府下令所有人民必须随身带备证明自己支持军方的证件。但是耶和华见证人拒绝持有这样的证件。由于这缘故，我和科米诺弟兄再次被捕，在监里呆了两个月。

有一段时期，政府容许某些宗教存在，我们于是享有若干程度的自由。可是在1967年，政府全面禁制宗教，阿尔巴尼亚于是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主义国家。见证人设法继续举行聚会，但情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有些弟兄姊妹在上衣的衬里缝上一个暗袋，把袖珍型的圣经放在里面。然后我们会到田里偷偷阅读。

地拉那有些见证人因阅读圣经遭警方逮捕，其中三人被解到偏远的劳工营里服刑五年。结果他们家人的生计大受打击。至于我们，由于住在孤立的小村庄里，政府认为威胁不大，所以没有将我们放逐到外地。但我们还是为了保持中立的缘故，失去了领取食物的资格，所以生活过得相当苦。后来我们再有两个儿女死去。虽然祸不单行，我们却从未感觉耶和华舍弃了我们。

阿尔巴尼亚人心惶惶。人人都受到监视。秘密警察要是发现有人提出与执政党不同的主张，就会向政府举报。由于这缘故，我们在处理会众的活动记录方面要十分小心谨慎。我们只可以两三个人聚集起来举行聚会，在灵性上彼此鼓励。尽管四面受敌，我们从没有停止向人传道。

秘密警察为了在弟兄间制造恐慌，就到处散播谣言，说地拉那有个位居要职的见证人是他们的间谍。这使有些弟兄对别人失去信心，以致我们的团结也受到若干影响。由于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新的圣经刊物，也没法跟上帝的显形组织取得接触，结果有少数同工跌倒了。

除此之外，当局更散播谣言，说斯皮罗·弗鲁霍弟兄已自杀身亡了。（弗鲁霍是亚尔巴尼亚一位极受尊敬的基督徒长老。）他们说：“你们看看，连弗鲁霍也放弃了。”后来我们才获悉，弗鲁霍弟兄其实是被他们害死的。

1975年，我和阿希伊罗在地拉那我们的儿子家里住了几个月。选举期间，当地官员向我们施加压力，说：“你们如果不去投票，你们儿子的职位就难保了。”

我说：“我儿子做这份工作已有25年，你们早有他全家的详细个人记录。我不投票有40多年了。人事记录通常都有这些资料。如果你们的记录没有这些资料，那就有点不妥了；如果你们的记录存有这些资料，那么你们就是对党不忠，因为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让他在这里工作。”他们听过后表示，只要我们返回姆布列施丹，他们就不会追究这件事。

戏剧性的转变

我们在1983年离开姆布列施丹，迁到拉塞城去。两年后，1985年，独裁者去世了。他自1946年全民投票以来就一直充当国家的元首。他死后不久，人民把地拉那大广场上的元首塑像和斯大林塑像都一并拆除。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禁制之下从事传道工作，期间有不少见证人受到当局粗暴的对待，有些甚至丢了性命。有一次，一个男子在街上对见证人说：“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舍弃上帝，只有耶和华见证人历尽艰辛、试炼，仍然对上帝忠心耿耿。”

我们所受的限制逐渐减少。1991年6月，社方收到九位传道员的报告。到1992年6月，即政府撤销禁止见证人传道的命令之后一个月，有56人参与传道工作。同年出席耶稣受难纪念的人数有325人，这个数字令我们雀跃不已。传道员的数字继续增加，到现在已超过600人。1995年4月14日，这里一共有3491人出席受难纪念聚会！近年来有不少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使我们更乐上加乐。

这些年来，阿希伊罗一直在我身边，忠贞不二地事奉耶和华。无论在我下狱的日子，还是周游传道的时候，她都一心一意为我照顾孩子，默默工作，毫无怨言。1993年，我们一个儿子和他的妻子受浸成为见证人，为我们两老多添一份欢乐。

惟独支持上帝的王国

我很高兴见到耶和华的组织在阿尔巴尼亚这么团结，在灵性上欣欣向荣。我的感觉就像古代耶路撒冷年老的西缅一样；他有荣幸在死前见到应许的弥赛亚。（路加福音2:30,31）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喜欢哪一种政权，我就会说：“我所喜欢的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究竟属于人民还是属于政府，都不重要。当然，政府会建筑道路、为偏僻村落提供电力、维持社会秩序，可是只有耶和华的政府，他的属天王国，才能够解决阿尔巴尼亚当前的问题，也能解决世界的种种难题。”

上帝的仆人正在普世各地宣扬上帝的王国；这并不是人的工作，而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是他的仆人。虽然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熬过不少艰辛的日子，也曾跟上帝的显形组织失去联络，耶和华却从没有舍弃我们。他的灵一直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的脚步。这是我一生所体验的确凿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