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与我同在

马克斯·亨宁自述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刚在德国夺得政权。当时柏林有接近500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倒没有因希特勒得势就退缩不前。不少青年人开始做先驱（或全时传道员）；有些甚至接受委派，前往其他欧洲国家服务。那时候，我和朋友沃纳·弗拉滕常常自责：“为什么我们总是拿不定主意，白白浪费时间呢？为什么我们不做先驱，老是呆在这儿呢？”

我在1909年出生，呱呱坠地才八天，就给一对仁爱的养父母收养了。1918年，义妹突然去世，家里一片愁云惨雾。不久，有圣经研究者（以往耶和华见证人的名称）上门探访我家，养父母很快就接受了圣经真理，并教导我对属灵的事物培养深刻的体会。

我专心求学，长大后做水管工人。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已灵性坚强、立场坚定。1933年5月5日，我和沃纳开始做先驱。我们骑脚踏车离开柏林，前往100公里外的一个市镇传道。我们每隔两周回柏林一次办些必要的事务，然后再返到传道地区逗留两星期。

后来我和沃纳向社方申请到其他国家服务。1933年12月，社方通知我们前往当时的南斯拉夫。但我们出发之前，社方改派我们到荷兰的乌得勒支。我在抵达乌得勒支后不久受了浸。以往社方较少强调浸礼的重要性，对当时的见证人来说，服事职务才是不可或缺的。时至今日，信赖耶和华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了。我从诗篇执笔者的话寻得莫大的安慰：“上帝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诗篇54:4。

在荷兰从事先驱工作

到达荷兰之后不久，社方调我和沃纳到鹿特丹服务。当地一个家庭接待我们，那家人的父亲和儿子都是先驱。几个月后，社方在莱尔瑟姆，离乌得勒支不远的一个市镇，购入了一所宽敞的房子作为先驱之家，于是我和沃纳就迁进那里去。

我们住在先驱之家那段日子，常骑脚踏车往附近的传道地区。如果要到较远的地区，我们就乘七座位的汽车。当时荷兰只有一百个见证人。60年后的今日，单是我们住在先驱之家期间探访过的地区，已有超过4000个传道员，差不多50群会众了！

我们辛勤地工作，每天传道14小时。由于忙于工作，生活过得挺愉快。我们的目标是尽力分发更多刊物。通常，我们一天分发超过一百本册子给感兴趣的人。对当时的传道员来说，做回访和主持圣经研究并不是主要的工作。

一天，我和同伴在弗雷斯韦克镇传道。他站在军事要塞的闸口向一个男子作见证，我就趁有空阅读圣经。我的圣经划满了线，有红有蓝。不多久，一个在附近工作的木匠从屋顶看见我，他对闸口的男子说怀疑我是间谍。结果，当天我在向一个售货员作见证的时候被捕，圣经也给没收了。

我被解上法庭受审，罪名是在圣经上划下要塞的草图。我否认控罪，法官判我入狱两年。后来我在上诉的时候取得胜诉，才得以撤销控罪。能够重获自由我当然高兴，不过最值得高兴的还是得回那本写满笔记的圣经！

1936年夏季，我跟理查德·布罗伊宁（先驱之家的同伴）结伴往荷兰的北部传道。第一个月，我们用了240小时传道，分发了大量刊物。我们以帐幕为家，一切都自给自足，自己洗衣服，自己弄饭。

后来社方调我上“散布亮光者号”工作，这艘传道船在荷兰北部早已广为人知。船上住了五名先驱。有了“散布亮光者号”这项工具，我们就能深入孤立的地区传道。

额外的特权

1938年，社方委派我做带务仆人（今日耶和华见证人的环务监督）。于是我告别“散布亮光者号”，开始探访各群会众，以及一些孤立地区，例如住在荷兰南部三个省份的见证人。

我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脚踏车。从一群会众（或一群感兴趣的人）到另一群会众往往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布雷达是我探访的城市之一，也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当年布雷达连一群会众也没有，只有一对年老的见证人夫妇。

有一次，我探访林堡省。那里的弟兄请我去解答一个矿工所提出的问题。这人名叫约翰·彼佩尔。后来约翰坚决拥护真理，成为勇敢的传道员。四年后，约翰被捕，在集中营内熬了三年半。获释后，约翰再度热心地投入传道活动，现在仍是个忠心的长老。昔日林堡省那群会众人数不多，只有12个见证人，但现今已有17群会众，接近1550个传道员了！

饱受纳粹压迫

1940年5月，纳粹入侵荷兰。我接获守望台社的通知到阿姆斯特丹分社服务。那时候，我们得小心翼翼地执行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更体会圣经的这句箴言：“弟兄为患难而生。”（箴言17:17）在这段艰辛的日子，弟兄之间亲密无间、紧密团结，这种温暖的关系对我的灵性影响深远，也装备我应付前头更严峻的岁月。

书刊通常是由信使运送给各群会众的，而我就负责督导信使的工作。由于盖世太保不断寻找年轻男子，强迫他们到德国做苦力，我们惟有找姊妹做信使。威廉明娜·巴克（一般人叫她做诺妮）从海牙派来协助我们。我带她到分社监督阿瑟·温克勒躲藏的地方。为求掩人耳目，我扮荷兰农夫。我不但穿上木屐，连农夫的所有装备也一件不漏穿在身上，然后坐有轨电车接诺妮。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当日诺妮一见我的模样就得拼命忍笑，她觉得我这样的打扮不引人注目才怪。

1941年10月21日，有人出卖我们，把社方在阿姆斯特丹收藏书刊和纸张的地点告诉纳粹。温克勒和诺妮在盖世太保突击搜查的时候当场被捕，给关进监里。他们在监牢里无意中听到两个盖世太保说曾追踪一个“黑色头发、个子矮小”的男子，不过这人在人群中溜走了。不用说，盖世太保所指的人就是我，于是温克勒设法把这个消息传给我。我立刻逃到海牙去。

与此同时，诺妮出狱后返回海牙，再次投入先驱工作。我们在海牙再度重逢。后来，鹿特丹的会众仆人被捕，社方派我去接替他的工作，于是我离开海牙。其后，豪达的会众仆人也遭逮捕，我又奉派到豪达接替他。我终于在1943年3月29日被捕。当时我正检查一批圣经书刊，盖世太保突然来到，吓得我手忙脚乱。

桌上除了摆满圣经书刊之外，还有一份弟兄姊妹的名单。虽然名单用代号写成，我总不希望它落入盖世太保的手上。绝望之余，我祷告求耶和华给我开一条出路，保护这些仍然享有自由的弟兄姊妹。接着，我趁盖世太保不留神，马上用手遮住名单，捏起来藏在掌心。然后我请他们准我去厕所。我偷偷在厕所里把名单撕碎，扔进抽水马桶，把纸碎通通冲走。

在绝望无助的环境下，我从耶和华对待他古代忠仆的方式，以及他提出的拯救应许寻得力量。我时常记住上帝的这个应许：“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诗篇124:2,3。

受牢狱及集中营之苦

我被送到鹿特丹监狱服刑。值得庆幸的是，我顺利地把圣经、《救恩》书和《儿童》书的部分资料偷运进监牢里。我在狱中也有很多时间阅读。六个月之后，我患了重病，必需入院治理。我在离开监狱之前，把书刊藏在床垫下面。后来，我获悉彼兹·布勒特耶斯——另一个见证人——调进我的监牢，并发现床垫下的书刊。于是这些书刊继续发挥作用，强化其他弟兄保持忠贞。

我在康复后转解到海牙的监狱服刑。我在那里认识了利奥·范德陶什。利奥是个法律系学生，由于抵抗纳粹而系身囹圄。他从未听过耶和华见证人，于是我有机会向他作见证。有时候，他会在深夜弄醒我，要我回答他的问题。后来利奥知道我们只要签署放弃信仰的文件就可以获释，对见证人更钦佩不已。战后，利奥做了律师，他曾为守望台社争取崇拜自由打过不少官司。

1944年4月29日，我被押上前往德国的火车，踏上为期18天的艰苦旅程。5月18日，我被囚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我在那里熬了差不多一年，直至盟军释放我们为止。集中营的生活简直可怕得难以形容。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营里死去，我更亲眼目睹许多人无辜丧命。由于我拒绝为附近一所生产战争物料的工厂服务，我就奉派到地下污水道里工作。

一天，这所工厂受到轰炸。大批囚犯飞奔入营房躲避，有些就慌忙跑进树林里。可是，流弹击中营房，燃烧弹就把树林炸成火海。情境实在叫人毛骨悚然！我看见许多人被活活烧死！我躲在安全的地方。大火熄灭后，我黯然跨过无数的焦尸，返回集中营里。

今天，纳粹大屠杀惨无人道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很感激耶和华。全靠他强化我的思想能力，我才不致被多年来的种种可怖经历，弄得精神困扰。现在，每当我回想那段磨难的日子，内心都充满喜乐。我庆幸自己能够保持忠贞，为耶和华的名带来荣耀。——诗篇124:6-8。

战后的活动

我获释后一回到阿姆斯特丹，就向分社办事处报到，等候委派。我心急如焚，极想知道我离去后分社的情况。诺妮原来已在阿姆斯特丹分社工作。在大战的最后一年，她肩负起信使的任务，把圣经书刊运送给多群会众。虽然诺妮多次差点儿被捕，但每次她总是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我在哈勒姆从事先驱工作一段短时间之后，1946年，阿姆斯特丹分社邀请我到装运部服务。1948年底，我跟诺妮结为夫妇。婚后我们离开分社，奉派到阿森区重返先驱的行列。我在1936年曾到过阿森区，当时我跟理查德·布罗伊宁花了一个夏天、以帐幕为家在当地向人传道。后来我获悉理查德在被解往集中营途中惨遭枪毙。

我的健康显然在被囚期间给弄坏了。离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六年之后，我患病需要卧床休息四个月。多年后，在1957年，我染上肺结核，足足病了一年。疾病令我身体元气大伤，但无法挫减我的先驱精神。我在养病期间尽力把握每个机会向人作见证。我相信先驱精神是我没有因病变成游手好闲的原因之一。我和诺妮都决心紧守全时服务的岗位，直至健康情况不许可为止。

我康复之后，社方派我和诺妮到布雷达。早在1938年，我做带务仆人的时候，第一个探访的城市就是布雷达。我和诺妮在1959年抵达，当地只有一群人数不多（共34人）的会众。37年后，现在布雷达已有6群会众，500多个见证人，3幢王国聚会所了！我们看见自己帮助过的人，纷纷前来参加聚会甚至大会，努力学习圣经的真理。我们时常都有使徒约翰的感觉，他说：“我听见自己的孩子继续在真理中行事，就没有什么事比这些更值得我感谢了。”——约翰三书4。

现在我俩都年老了，我86岁，诺妮78岁。但我必须重申的一点是，先驱工作是一项有益健康的工作。来到布雷达之后，我在狱中染的病都好了不少。此外，这些年来我在耶和华的工作上也富于生产。

回顾以往多年的生活，富于成果的工作是我们喜乐的来源。我和诺妮每天都祈求耶和华赐我们圣灵和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在有生之日继续为他服务。我们可以像诗篇执笔者充满信心地说：“上帝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诗篇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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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从事先驱工作，站在自己的帐幕旁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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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前往孤立地区传道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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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大会接受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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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妻子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