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触目皆是！

“‘宗教’和‘政治’这两个名词自1984年以来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往往有密切关系。……圣公会主教塔图(Desmond Tutu)在种族隔离制度的争论上［成为］教会与国家冲突的象征。……在一个［政治］会议上所作的颂词中，道德多数党的原教旨主义派领袖法尔维(Jerry Falwell)把美总统雷根和副总统布殊誉为‘上帝重建美洲的工具’。”——《1985年英国年鉴》。

“从波兰至菲律宾，……不少主教和教士发言反对本国政府。因此教会不单是崇拜上帝的地方，同时是异议的酝酿场地。”——《格拉斯哥先驱报》，1985年1月3日。

世界性的参与

首先，看看这种参与广泛到什么程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请留意近期的若干报道。

◼ 1986年4月21日：“在菲律宾，天主教会为了帮助反对派推翻前总统马可斯的政府而声誉大隆。圣公会、循道会和天主教等各教会多年来曾在南非大力反对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天主教教士在拉丁美洲竖起‘解放神学’的旗帜，试图大力推翻他们认为压迫穷人的政权。”

◼ 韩国首都汉城，1986年3月9日：“罗马天主教驻汉城枢机主教金素云（译音，Kim Sou Hwan）今日表示支持反对党要求迅速修改宪法。”

◼ 1986年8月18日：‘候选人是一位受教会任命的急进派基督新教教士，他进行把他的政党从他所蔑视的温和政策扭转过来。在与美国总统竞选运动有关的政治方面，这股极端化的急进势力是谁呢？很讽刺地，这项描述对两位教士同样适用：共和党右翼的罗伯逊(Pat Robertson)和民主党左翼的杰克逊(Jesse Jackson)。’‘一封筹募基金的函件在论及［罗伯逊的］候选代表的成功时声称，“基督徒胜利了！……这是王国多大的突破！”’

◼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1986年7月3日：“教会已脱颖而出，成为新的民政政府最猛烈的批评者。……结果，政教关系再度恶化，政府官员们指责教士使乡村地区事态趋于急进，主教们则指控政府采用‘迫害和诽谤’的手段。”

◼ 1985年4月7日：“据《星期日电讯报》独家主办的民意调查透露，圣公会大多数成员认为英国教会应该不参与政治。”

◼ 1986年10月4日：“墨西哥的罗马天主教会正大张旗鼓，支持与该国执政［党］敌对的势力。教会在7月以最明目张胆的方式干预政治。……主教们建议取消星期日的弥撒以抗议选举舞弊；但教皇出面调停。”

◼ 美都华盛顿，1986年7月6日：“基督教福音会的领袖们正把他们的金钱、属灵信念和盈千累万的成员投入世俗活动范围的斗争中——在美国政治上担任影响力日增的角色。”

［第3页的附栏］

“干预政治是基督教福音书所默许的，耶稣会领袖科云巴治(Peter Kolvenbach)如此说，……该会在以往曾因过度干预政治而受梵蒂冈指责。”——《多伦多明星日报》，1986年5月31日。

权位、利益与政治

为了明白何以教士们纷纷参与政治，我们且考虑一下第一世纪的若干宗教领袖。当时的大祭司、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共同组成犹太教的高等法庭。由于不满耶稣复活了拉撒路，他们商量说：“若这样由着他［耶稣］，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地位”，《新世》］和我们的百姓［“国家”，《新世》］。”——约翰福音11:48。

‘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的国家。’不错，他们所担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影响力和权势，国家的利益尚在其次。（马太福音23:2-8）借着讨好政客，有些教士获得显赫的地位。对有些人来说，这也是导致奢侈生活的门路。事实上，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描述一个称为“大巴比伦”的“妇人”，她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奢华太过”。圣经和历史表明这个妇人其实象征普世的伪宗教。——启示录17:1-5；18:3。

现在请考虑一下若干证据，便可以明白这的确是有些教士要搅政治的理由。《宗教与革命》一书告诉我们：“在1774至1790年间，法国192位主教之中有173人属于贵族阶级。主教团大约有半数住在巴黎，享受法国首都的豪华生活。枢机主教波利拿克直至1741年逝世时从未探访过他受命管理了15年的主教辖区。懈怠的精神也影响到许多修道院，其中不少是十分富裕的。”高层的教士过着豪奢的生活，但许多教区教士却十分贫穷。

墨西哥提供另一个例证。1810年，乡村教士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曾经领导人民作战，要脱离西班牙而独立。莱维(Guenter Lewy)教授解释说：“罗马的教皇和差不多整个主教团都谴责［墨西哥的］爱国者。但高层教士［后来］却伪善地转变成为独立运动的热心支持者。……这样行显然过于露骨，结果为教会制造了一个形象——教会是个特殊利益集团，是人无法信任的。……教会拥有大批土地和建筑物，估计占有全国不动产的半数以上。”

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或任何其他宗教——我们大家岂不一致同意教士不应参与政治以谋求高位吗？可是，这正是时常发生的情形。

从纳粹德国至今日

纳粹时代使人更进一步洞察到宗教参与政治的现象。许多有思想的人纳罕，‘天主教和路德会的教士们怎样应付希特勒和暴虐的纳粹党徒呢？’

基本上说来，他们加以拥护或至少与之共存。很少宗教仗义提出抗议。吉尔(T. A. Gill)教授报道过一宗例外事件。“［神学家迪特里希(Dietrich)］邦荷尔法(Bonhoeffer)最后意识到，父亲和兄长们自他15岁以来一直告诉他的事是对的：在人生最重要的事上，教会已不再值得人为之牺牲生命了。”由于忍受不了教会拥护希特勒和袖手旁观，邦荷尔法参加了一项暗杀希特勒的阴谋。但邦荷尔法是教士中的例外。

约翰逊(Paul Johnson)所著的《基督教历史》一书描述当时的情况说：“各教会在大致上都全力支持政府。……在1万7,000个福音派的牧师中，从没有50人以上在任何一个时期［因为不拥护纳粹政权］服长期徒刑。在天主教方面，有一位主教被逐出教区，另一位则为了违反货币管制而被判短期入狱。”至于始终坚守原则的人士，约翰逊继续说：“最勇敢的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一开始就根据教义而公开反对，也因此而受苦。他们拒绝与纳粹政府在任何事上合作。”

自那时以来，其他许多教士也与暴虐的政权合作以期保持他们的高位、权势和财富。美国《全国天主教报道》杂志的一位编辑说：“天主教会在阿根庭的过失乃是对一个残酷不仁的军事政府加以默许及与之携手合作，这是近代历史上最为人齿冷的例子之一。……教会的高层教士本来有能力发言抗议，甚至取消该政府在宗教上的自辩理由。但是，那些高层教士差不多全部噤口不言。有些教士，包括随军牧师在内，甚至赞同酷刑和残杀。”——1985年4月12日。

民权，社会正义

可是，正如上述，有些宗教领袖为了其他理由在政治上担任活跃角色而大受尊崇。

例证之一是美国的浸信会教士小马丁·路德·金格(Martin Luther King Jr.)。他是一位民权领袖，曾有多年时间大力反对种族歧视。其他的教士也为了妇权和若干少数分子的权利而站在奋斗的前线。教士和牧师们纷纷投入政治活动以争取某些权利，如选举权、同工同酬和就业机会均等。在较近期间，许多教士提倡“解放神学”以求改善穷人的处境，例如将土地分配给赤贫人士等。

对于宗教领袖们为了鼓吹社会行动或“世俗人道主义”等问题而参与政治，你有什么感想？甚至有些教士看到这种情形也深感不安。原教旨主义派的牧师格普哈特(Keith Gephart)评论说：“在我少年时，人们总是说教会应该与政治分离。现在几乎看来不参与政治就是犯罪了。”一份报章的宗教问题作者指出：“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原教旨主义派的基督徒逐渐认为参与政治活动乃是一项责任。”

即使原因看来是可嘉的，请考虑一下这样的步骤把教士们带到什么地步，看看你是否予以赞同。

解放神学正怎样行？

一般意见认为秘鲁的天主教教士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是由于关注穷人的处境而首先提倡“解放神学”的人。这种趋势正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迅速蔓延。英国的《曼彻斯特前卫周刊》报道，达拉谟郡的主教抨击政府的政策，促请人“大力支持‘解放神学’”。

这种神学思想是否仅强调要关注穷人，正如圣经鼓励人所为一般呢？绝不是。达拉谟郡的主教承认“英国的解放神学把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主张看得十分认真。”这包括用马克思的理论去解释穷人的阶级斗争。这导致什么后果呢？

美国《全国天主教报道》（1986年7月4日）刊出一个大字标题：“巴西的土地斗争使教会与国家抗衡。”造成这项冲突的一件事实是：“大地主们控制了全国百分之83的土地。”教士所领导的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乃是“土地斗争”的一部分。“斗争”一词用得很适切，因为文章声称“去年的700多次土地冲突有218人丧生，包括巴西教士兼土地改革领袖塔瓦雷斯(Josimo Tavares)在内，他在6月11日被人暗杀。”

解放神学正越来越受人欢迎。《纽约时报》的社论承认，梵蒂冈的官式立场是教士不应参与政党之争，但文章继续说，梵蒂冈“同时拥护解放神学的基本原则：基督教福音认为穷人有理由为了谋求政治上的自由和独立自主而斗争。”

与此类似的是，天主教的玛利诺修道会曾被人指控“宣传解放神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的福音”。1985年的一项调查，称为‘革命游说’，指控说：“玛利诺修道会已成功地引进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信息，使大众不知不觉地加以接纳，因为它获准以天主教会属下机构的身份去活动。它的信息不但传达给一般上教堂的人，而且影响到美国的重要官员。”

耶稣受浸之后，魔鬼试图诱惑他去参与政治。撒但提议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赐给他。基督并不否认魔鬼有权控制各政府。但耶稣却拒绝这项政治上的机会，虽然他本可以辩称政治力量能够帮助他造福万民。——马太福音4:8-10。

后来，民众看出耶稣有能力供应食物。他们看来想道，‘耶稣若是当政，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经济难题了。’请留意事情怎样发展。“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约翰福音6:10-15）不错，尽管耶稣具备执政的资格，他仍然拒绝卷入政治漩涡中。

过了一些时候，有些热中于政治的犹太人又试图使耶稣陷入一个政治争论之中：纳税的问题。罗马人抽的税太重吗？耶稣若纳税，他岂不是赞成以税款支持罗马人的战争？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反应学到心得，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可福音12:13-17）与此正相反，去年11月美国罗马天主教的225位主教正式采纳一项长达115页的经济宣言，其中的一部分说：“纳税制度应该重新改革以减轻穷人的负担。……经济资源较丰的人应该缴纳较高的税。”

无论我们对于所纳的税怀有什么想法，耶稣对于税捐政策保持中立。他的门徒——例如使徒保罗——亦然。（罗马书13:1-7）甚至对于热门的社会问题，例如奴隶制度，他们也保持中立。你可以想象得到，基督徒可以多么容易被仁慈之心所推动而愤然反对奴隶制度，正如现今许多教士们在堕胎合法化、种族隔离和妇女权利等问题上支持其中一方一般。但当时的真正基督徒却保持中立！

牛津大学的桑德斯(E. P. Sanders)教授写道：“如今差不多普世均一致承认，没有丝毫证据可以容许我们认为耶稣怀有任何军事或政治上的野心，他的门徒也一样。”

执行上帝的判决

正如我们在上文见到，不少犹太领袖认为他们与罗马统治者沆瀣一气对他们最有利；为了这样行，他们甚至审讯和处死弥赛亚耶稣亦在所不惜。（马太福音27:1,2,15-31）启示录把宗教力图影响和利用政治势力一事描述为‘一个女人骑在兽上’。这岂不足以向你表明上帝对教士干政一事的看法吗？——启示录17:1-5。

以下是一些观察家如何评估这件事：

梵蒂冈的学者马丁(Malachi Martin)认为“参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教士们其实忽视了他们本应担当的第一号角色：代表耶稣基督。”他说：“例如，主教们根本没有受命要撰文讨论经济问题或告诉总统不要把飞弹运去欧洲。”

政客和民众若一旦厌倦了教士的干预，就会有什么事发生呢？《自由》季刊曾在去年论及第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怎样把‘政治与宗教混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一只“政教”之兽。’文章论及今日的情形说：“像在君士坦丁的日子一样，教会正利用政府去达成自己的目的。”——楷书另排。

上帝的道清楚表明后果将会如何。时候一到，政治势力便会起来把那长久以来一直利用政治达成自私目的的伪宗教世界帝国一举消灭。启示录19:2说这件事其实是上帝执行他的判决。

［第10页的附栏］

“现在是政治脱离讲道坛和讲道坛脱离政治的时候了。宗教高层人士即使有权利发表他们的世俗见解，［但］讲道坛若用于世俗事务就是滥用了。”——美国副国务卿莫特利(Langhorne Motley)198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