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皇帝李锡尼——东部行省的统治者——缔结联盟。他们颁布米兰敕令，容许所有宗教团体享有崇拜自由和同等的权利。可是，不少历史家却认为这份文件价值不大，声称它只是一封例行的官方函件，而不是皇帝的重大敕令，或显示帝国对基督教的政策有所改变。

君士坦丁利用宗教

论到公元三、四世纪罗马皇帝对宗教的一般态度，《希腊民族史》指出：“虽然罗马皇帝对宗教兴趣不大，可是，为了迎合民众，他们发觉必须在政治策略的架构中，让宗教占一席重要地位，至少为他们的行动添上一点宗教色彩。”

君士坦丁无疑是个懂得利用时势的人。在事业的初期，他需要有“神灵”撑腰，然而罗马神祇的影响力正江河日下，根本无法给他所需的支持。整个帝国，连同其中的宗教和其他机构，正逐渐衰落。因此，为了重整旗鼓，君士坦丁必须借助一些崭新而富于激励的事物。《凯德里亚》百科全书评论：“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宗教不但支持他的胜利，还支持他重组帝国。各地的基督教会成了他的政治盟友。……当代的教会领袖成为他身边的谋士。……君士坦丁要求他们要保持团结。”

尽管当时“基督教”已变节堕落、腐败不堪，君士坦丁却意识到，教会能够成为有用的工具，使帝国恢复元气、团结合一，借此巩固他的统治势力。君士坦丁采纳了变节基督教的信仰，好赢得教会的支持，以达成他个人的政治目的。他决定通过一个“公教”（意即共同的宗教）使人民团结起来。异教的习俗和节日改以“基督教”的名义奉行。“基督教”教士跟异教祭司享有同样的地位、薪酬和势力。

为了政治理由，君士坦丁竭力维持国内的宗教和谐，并迅速制止一切反对的声音。然而，制止的理由并不是基于教义上的真理，而是基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主张。鉴于当时“基督教”教会严重分裂，教义上的歧异根深蒂固，君士坦丁有机会以“天主差派”的居间者自居，作出干预。他跟北非的多纳图派信徒，以及帝国东部的阿里乌信徒接触过后，很快看出仅凭游说并不足以促成一种牢固、合一的信仰。a为了解决有关阿里乌教义的争论，君士坦丁召开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全基督教会议。——参看题名为“君士坦丁与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附栏。

论到君士坦丁，历史家保罗·约翰逊写道：“君士坦丁对基督教表现宽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也许是，这样他和国家就有机会控制教会在正统信仰方面所定的政策，以及在处理非正统信仰方面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