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福百里大主教表示，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65年）以来，他对教会的官方政策大为不满。法国的《世界报》评论说：“［大主教利福百里］花了将近两小时大吐苦水，认为新的教会‘已不再是公教了’。他的抨击对象包括：天主教教义、神学院、弥撒、泛宗教主义，‘圣礼集体化’和‘靠拢共产党的红衣主教’更不用说。”

利福百里大主教的结论是：“情况十分可悲。教会正朝着违反公教而将我们的宗教破坏无遗的方向走去。我应该服从教会抑或继续作天主教徒，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一个终身的天主教徒？我已在天主之前作出选择。我不愿自己在去世时是个基督新教徒。”

保禄六世在罗马教区的助手，大主教波莱帝(Poletti)，在罗马召开的招待会中声称，“利福百里大主教违反了信仰，得罪了天主教会和上主耶稣，［并且］在个人方面得罪了教皇，蔑视他的忍耐力和试图为他带来麻烦。”

造反是怎样开始的

召开招待会的日期是1977年6月6日。可是，甚至早在1965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结束之前，已有人谈及天主教会的“分裂”。许多保守派的天主教徒认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导致的改革背叛了传统的天主教。

前任塞内加尔达喀尔大主教和法国中南部蒂勒市主教的利福百里曾出席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他于1962年在法国获选为“圣神父老会”的总监。可是，由于愈来愈不同意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定的政策在天主教会内付诸实行，他在1968年辞去这项职务。

1969年，天主教的一位瑞士主教授权给离心的大主教在瑞士的弗里堡教区设立一间传统派的神学院。次年，利福百里大主教创立了所谓“圣庇护十世司祭兄弟会”，并且在瑞士瓦莱州的艾康也开办一间神学院。他这样行是获得天主教锡安市大主教认可的。

在开始时，这间神学院只是旁敲侧击地提出异议。当然，神学院里的学生穿的是黑色圣职长袍，接受十分传统的教育。他们以拉丁语举行弥撒。可是，教皇保禄六世已颁令弥撒应该用当地语言举行。但当时教会当局却对这间神学院保持容忍态度，因为利福百里大主教尚未建议训练未来的教士而授以圣职。他希望学生能够在他所谓最后两个传统天主教堡垒完成教育；那两个堡垒便是，罗马的拉特兰主教大学和瑞士的弗里堡大学。

但后来利福百里大主教认为甚至那两间天主教大学也不甚可靠，不能靠它们以所谓真正天主教传统去训练未来的教士，于是麻烦便真正开始了。他决定亲自将圣职颁授给艾康神学院训练出来的未来教士。使情况更糟的是，他在1974年发表声明，猛烈抨击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建议的大多数改革。当时艾康神学院已有一百多名学生，由一群传统派的教授主持训练。

1975年，梵蒂冈采取行动，通过当地的瑞士主教撤销对艾康神学院的认可。利福百里大主教悍然不顾，继续把圣职颁授给毕业的学生。为了这缘故，教皇保禄六世在1976年罢免他所有的祭司职务，包括举行弥撒、主持第一次领圣体仪式、行圣餐礼及以主教身份任命教士。既然艾康神学院继续不予理会，于是造成一种矛盾可笑的局面——一间偏激的天主教神学院产生一批复一批极端传统派的天主教教士，由一位自称比教皇更合乎天主教的离心主教加以任命！

造反蔓延到什么程度

这个法国大主教的造反若只限于局处瑞士阿尔卑斯山山麓的一间神学院，就没有什么谈论价值了。然而，大主教利福百里的影响很快就扩展到世界各地而成为天主教内部一股颇强大的势力。作家勒尔克(Gérard Leclerc)在《天主教会1962-1986——危机与更新》一书中写道：“传统派的争论并非仅反映一小撮人的趋向。反之它所表达的乃是颇大数目信徒的心声。”

大主教利福百里受到世界各地许多保守派天主教徒的经济支持。这使他能接受传统派天主教团体的邀请而周游各地。他在多个国家的大群听众面前批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按照十六世纪特伦特大公会议所规定的庇护五世礼拜仪式以拉丁语举行弥撒。这些传统派的集会有时在最不寻常的地方——例如在英国伦敦北部一间废弃不用的超级市场——举行。

广泛的经济支持使这个造反的大主教在法国、德国、意大利、阿根庭和美国等地建立多间神学院去训练传统派的天主教教士。1987年2月，法国的《费加罗报》报道当时这些神学院正在训练260名学生。大主教利福百里每年任命40至50位来自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在内——的教士。

在南、北美洲、欧洲和非洲的18个国家中，大主教利福百里的“兄弟会”已建立了75间“小修道院”，有许多传统派的教士在其中执行职务。教士为这些国家中的保守派天主教徒用拉丁语举行弥撒。

传统派的宗教仪式许多时在特别设立的小教堂中举行。可是，现时已有越来越多的右翼天主教徒与正统天主教教廷进行斗争，希望取得权利在正规的天主教教堂内举行礼拜，这种局面使许多诚恳的天主教徒深感不安。

争用教会建筑物

自教皇保禄六世在1969年引进用当地语言举行的新式弥撒和其他革新以来，传统派的天主教徒一直私自举行采用古老拉丁仪式的弥撒。在法国巴黎，数百名传统派天主教徒在凯旋门附近的瓦加拉姆堂聚集。既然当时教会已改用新的宗教仪式，当地的大主教遂拒绝让他们使用教堂。

终于，在1977年2月27日，传统派断然采取强硬手段，在一名保守派的教士率领下强行占据在拉丁区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正规的天主教教士和教徒反从自己的教堂被逐出。几日之后，他们试图在教堂之内举行弥撒，结果两派大打出手。一名教士受伤送院治疗，其余的人逃往附近的教士住宅暂避。

十年后的今日，尽管法庭两次下令驱逐，圣尼古拉斯教堂仍然被传统派的天主教徒所占据。每个星期日大约有5000人参加5次用拉丁语举行的弥撒仪式。仪式由大主教利福百里在艾康任命的教士主持，这位“造反派主教”也经常到这间教堂为传统派的天主教儿童主持坚振礼。

圣尼古拉斯大教堂被传统派占据了几个月之后，数百名进步派天主教徒集会抗议教堂被人强占。索本神学院和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几位教士和天主教教授也参与其事。突然之间，一群传统派天主教青年冲进礼堂，用铁尺和烟幕弹捣乱集会。当时有几个人受伤，一个天主教教授甚至要送院留医。

法国东部斯特拉斯堡的天主教主教曾受到传统派天主教徒所骚扰，因为他企图进入一间被他们占据来举行拉丁语弥撒的教堂。在巴黎，传统派天主教徒的“突击队”曾闯入多间天主教堂破坏仪式的进行。他们这样行是因为在举行弥撒时用女人朗诵福音或是教堂中有基督新教和正教的教士在场参与宗教仪式。

1987年3月，传统派天主教徒和正规天主教徒在巴黎西部的马利港几乎发生打斗，幸好被警方隔开。双方所争的是应由哪一方使用圣路易士天主教堂。次月，传统派的天主教徒使用撞锤去撞破封闭的大门，在教堂里举行拉丁语的棕枝主日弥撒。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这件事时的大字标题是：“圣路易士之战——法国造反派天主教徒重来争夺教堂。”他们举行的拉丁语弥撒由造反派大主教利福百里所任命的教士主持。

教会侧翼受伤

天主教作家勒尔克写道：“自［梵蒂冈］会议后的20多年来，传统派离心分子一直是教会侧翼的公开伤痕。”同时，普约(Jean Puyo)和范伊素(Patrice Van Eersel)在合著的《天主教会内部历程》一书中说：“罗马被大主教利福百里的活动弄得惊惶失措，原因是他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弗里堡和日内瓦的主教玛米不得不谴责这位造反同工的活动，但他坦白地告诉我们说：‘跟从他的信徒所怀的不平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教会沿袭千年以来的教义正面临沦亡的危险。’”

天主教会的内部分裂十分明显，以致许多诚恳的天主教徒不禁与使徒保罗有同感；保罗对分党结派的哥林多基督徒写道：“你们常常意见分歧，各不相让……难道基督是分成几派的吗？”——哥林多前书1:11,13，《当代圣经》。

许多观察力敏锐的天主教徒充分意识到基督教不应“分裂”。天主教徒比其他许多自谓的基督徒更加关注真正基督教的合一。他们认为自己在天主教会中所信奉的正是这种团结的宗教。他们认为基督新教分成许多自相矛盾、彼此冲突的教派。在他们看来，天主教会代表稳定，最重要的是，代表团结。但现在他们却大感惶惑。

分裂的原因何在？

天主教会分裂成左翼进步派、右翼传统派和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主流派。左翼自由派的天主教徒宣扬各种解放神学，赞同政治革命。他们的主张近乎马克思主义，甚至赞成武装叛变。可是，基督教的创立者告诉门徒说：“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若望福音15:19；18:36，《天主教圣经》。

传统派维护人为的传统和拉丁文的仪式；这些仪式并非溯源于圣经时代，因为基督教初期所用的语文是希腊语而非拉丁语。此外，由于他们不容异己、好勇斗狠，这岂不是与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一事背道而驰吗？前任宗教专栏作家费斯郝(Henri Fesquet)在法国的《世界报》写道：“基督徒［天主教徒］为了争夺崇拜地方而互相讽刺争吵，这样的行动只能产生对他们不利的反效果而已。人的言行若彼此相背，奉福音之名去宣扬光明又有什么用呢？”

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是用传统来废掉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15:6，《当代圣经》）对于现代的传统主义者，许多诚恳的天主教徒都与耶稣有同感。

进步派和传统派（为了相反理由）都认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产生了大批优柔寡断的主流派天主教徒。普约和范伊素两位作家访问过法国学会成员之一的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吉尔顿(Jean Guitton)。他们综括他的感想如下：“天主教教条——教会的精髓——已分成了互相冲突的片段，信徒之中最热心的致力于政治，年轻的［天主教徒］则旁若无人地搅婚前性关系，谁也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奉行［梵蒂冈］会议的公布，天主的百姓茫然不知所措。”

可想而知，诚恳的天主教徒问道：“我的教会何以出现分裂？”答案是：因为教会的各派都没有接纳圣经为真正的权威，使真正的基督徒在凡事上有所适从。结果他们遂分裂为各种各样的神学主张和传统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