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从事了三年周游工作之后，我们接获一封来自守望台社社长办公室的信。社长征询我们是否愿意前往埃塞俄比亚，在那里传道及在当地的学校任教，因为当地政府要求海外传教士必须担任教职。我们接受这项邀请，于是在1952年夏天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

到达埃塞俄比亚后，我们早上教小学，下午则主持免费的圣经班。由于有许多人前来研究圣经，我们每天教授圣经的时间往往有三四小时之久。有些学生是警察，其他的则是神学院和埃塞俄比亚正教学校的教师和执事。很多时，每班圣经学生的数目多至20人以上！其中不少毅然离开伪宗教而开始事奉耶和华。这使我们喜不自胜。每早醒来，我都为此感谢耶和华。

生儿育女及在禁制下向人传道

1954年，我们获悉自己快要为人父母了。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返回美国还是留在埃塞俄比亚。当然，去留要视乎我能否找到世俗工作而定。我找到一份工作，是替海尔·塞拉西国王的无线电台当广播工程师。于是我们得以留下来。

1954年9月8日，我们的女儿朱迪思出生。我起初以为替国王做工会有职业保障，可是仅两年，我便丢了这份工作。然而，不到一个月，警务处便聘请我——以较高的薪酬——教一班年轻男子修理对讲无线电话。接着的三年，我们的儿子菲利普和莱斯利相继出生。

当时我们在传道工作方面所享的自由已不像从前。埃塞俄比亚正教会说服政府将所有耶和华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驱逐出境。我遵照社方的指示，将自己的签证从海外传道工作改为世俗工作。由于我们的海外传道工作受禁止，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才行。会众的所有聚会仍如常举行，只是我们化整为零，以细小的研究班聚集起来。

警方搜查若干受嫌疑的见证人的住所。可是，他们不知道，一位副警长——他也是个敬拜耶和华的人——经常通知我们警方会在什么时候前来抄查。结果，这些年来，我们的书刊从没有被充公。每个星期日，我们都前往城郊不同的饭店，那里有供户外野餐用的桌子，于是我们就在此举行《守望台》研究班。

就在这段时间，我向学警教授无线电时，刚才提及的那位学员请我和他研究圣经。我认为他很有诚意，于是便跟他讨论圣经。仅研究了两次，他便带了另一名学员来，然后第三个。我告诫他们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跟我研究圣经。他们也遵嘱而行。

第二年，社长内森·H.诺尔来埃塞俄比亚探访我们。对于如何在禁制下继续工作，他向我们提出一些优良的建议。他也很关心我们的家庭及我们的灵性状况。我解释我们现正教导儿女祷告，并问诺尔弟兄是否喜欢听听朱迪思的祷告，他说好。朱迪思祷告过后，诺尔弟兄对她说：“朱迪思，你说得很好。”后来在午膳时，我请诺尔弟兄为我们领祷，祷告完毕，朱迪思说：“诺尔弟兄，你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