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科学还有另外的一面。科学家未必全都符合他们那处事客观、不顾后果但求寻得真理的形象。有太多科学家只选择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资料，不合己意的则加以抛弃。他们声称所作的研究有些其实是从未作过的，有些实验是从未做过的，并且伪造他们所无法确立的证据。他们抄袭其他科学家的著作。许多人自称某些文章是自己的作品，其实他们从未写过——甚或从未看过——这些文章！

明目张胆的骗局也许少见，但上述删改资料的事却相当普遍。不过，甚至更普遍的是其他两种欺骗，两者均牵涉到欺诈的伪宣传。以下四篇文章会检讨一下这个难题。

科学界的骗局——成为头条新闻

科学家一向的形象是一群献身于真理的人，但这形象如今已黯然无光了，从以下的头条新闻足以见之。

“科学的道德观”

“美国众议院正剑拔弩张，准备对付科学界的骗局、败行和利益冲突的问题。”——《科学》周刊，1989年7月7日。

“科学家作弊吗？”

“在这问题上，［美国国会属下的］这个委员会经过初步聆讯之后有越来越多的理由相信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个可悲、危险和重要的冰山的尖端而已。”——美国NOVA电台的《大众广播服务》，1988年10月25日。

“两项新调查质问何以科学家会作弊”

“一个颇单纯的问题是：在无人监管之下，科学家怎样行事为人？答案颇富于刺激：并不很好，据本月英国《自然界》周刊的一篇文章报道。”——《新闻周刊》，1987年2月2日。

“说谎者之国？科学家伪造研究”

“上月发表的一项调查指控哈佛和埃莫里大学医学院的47名科学家制作误导人的论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7年2月23日。

“NIH发觉有人抄袭过目的论文”

“小组委员声称一位研究家从交给他查阅的论文取得资料，在自己的论文中使用出来；……NIH ［美国国立健康学会］建议取消当事人的会籍。”——《科学》周刊，1989年7月14日。

“‘放任的行为’助长实验室中的欺骗”

“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家正做着草率和有时欺诈的研究，目的是要发表更多论文和多赚些钱。”——《新科学家》周刊，1989年2月25日。

“在研究家当中欺骗日益流行”

“在研究家当中，科学界的骗局和马虎草率可能十分普遍，上周《自然界》周刊的一项调查提出警告说。”——《新科学家》周刊，1987年1月22日。

“被控剽窃的研究家引咎辞职”

“一名生物化学家被控在所著关于营养和癌症的书中剽窃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他引咎辞去在克里夫兰临床基金会的职位。”——《科学》周刊，1987年9月4日。

“避孕丸：教授所作的安全试验是伪造的”

“他的骗局令人怀疑对避孕丸所作的安全试验是否可靠，这种避孕丸在英国有200万妇女和普世有1000万妇女服用。”——《星期日泰晤士报》，1986年9月28日。

“高级药物研究家面目无光而辞职”

“他在上周辞职，因为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发现他在科学研究方面作弊。”——《新科学家》周刊，1988年11月12日。

“NIMH发现‘严重行为不检’的个案”

“据NIMH［美国国立精神健康学会］主持的一项研究的草拟报告透露，有一项蓄意而明目张胆的惊人长期科学骗局存在。”——《科学》周刊，1987年3月27日。

“研究方面的‘骗局’毒害了名校”

“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在被控抄袭之后辞去哈佛大学附属精神病院院长之职。”——《新科学家》周刊，1988年12月10日。

“‘误置’化石的个案”

“澳洲一位知名科学家查验过对古代喜马拉雅地质所作的二十年研究结果之后，声称这可能是历来最大的古生物学骗局。”——《科学》周刊，1989年4月21日。

“现在轮到与报刊算账了”

“［他特别谈及］许多［科学］报刊在处理科学骗局方面多么马虎了事。……以前向科学界其他成员发出的同一信息现在正向报界发出：要整顿好自己，不然就可能有立法议员前来调查了。”——《AAAS观察家报》，1989年7月7日。

科学界的骗局——何以日益增加

“竞争十分残酷。胜利者获得巨额酬报；失败者面临湮没的命运。结果形成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走非法的捷径有时是难以抗拒的——往往也由于当权者迟迟不愿正视过犯的缘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篇以“不发表就完蛋——抑或伪造”为题的文章开门见山地这样说。为了避免完蛋的命运，许多科学研究者遂不惜伪造资料。

科学家受到极大压力要在科学杂志中发表论文。研究家发表的论文名单越长，他在求职、升级、保留大学职位以及获得政府拨款研究的机会就越大。美国联邦政府“控制研究基金的最大来源——每年从美国国立健康学会拨款56亿美元。”

由于“科学界不愿正视它的道德难题”，也“不愿认真深入查究本身的作为是否合乎道德，”它“并不想清理门户，甚至不愿仔细探察自己是否有任何不妥，”美国国会属下的各委员会遂举行聆讯，并且考虑立法制止科学界的不法行为。（《新科学家》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个前景使科学家大感愤懑、咬牙切齿。可是，一本科学刊物却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说：“科学界已清理好自己的内部吗？传到大众耳中的证据使人对此深感怀疑。”

有些研究家蓄意摒弃一些不支持他们想证明的事的资料（称为烹调）；所报告的检查或试验多于实际施行的（称为剪接）；把其他研究家的资料或主张拨作己用（称为剽窃）；捏造一些他们其实从未作过或产生的实验或证据（称为编造）。一本科学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打趣以上最后列出的策略，一个科学家与另一科学家谈及第三者，说：‘自从他报名参加创新写作班以来，发表的论文倒不少。’

“今日科学研究最主要的产品是什么？”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答案是：论文。每年有数以百计的新杂志发行以应付科学家所推出的大批研究论文。科学家深知频常发表文章乃是登龙捷径。”他们的目标是数量而非质素。每年出版的四万份刊物登出一百万篇文章，其中一部分“乃是各种基本弊病的征兆，包括研究家当中‘不发表就完蛋’的心理。这种观念在现今比以往更为强烈，以至助长了一些拙劣、重复、无用甚至欺诈的作品。”

《美国医学会杂志》的高级编辑伦尼(Drummond Rennie)医生评论文章质素的低落，说：“不论研究多么琐碎，假设多么无稽，引证的文献多么偏颇或自大，观点多么歪曲，方法多么拙劣，提出的结果多么不准确，多么含糊其词、自相矛盾，分析多么自私自利，论据多么转弯抹角，结论多么小题大做或不合理，文章的语法和结构多么令人难以接受，都有人大做文章刊登出来。”

小题大做

‘不发表就完蛋’的心理使许多研究家千方百计把其实数目不多的文章以可观的次数刊出。他们撰写一篇文章，然后将之分割成较短的四篇——内行人的术语称为香肠切片。这样，发表文章的数目就不是一篇而是四篇了。然后他们也许把同一篇文章分送到若干刊物那里，每次刊出都重新计算数目。许多时一篇文章也许有若干个科学家署名为作者，每个作者都把该文拨入自己的发表文章目录中。于是一篇只有两、三页的文章可能出现6、8、10、12或甚至更多个作者。

NOVA电台在1988年10月25日播出题名为“科学家会作弊吗？”的节目，其中一位科学家评论这种行径说：“许多人企图将自己的名字尽量附加在多些文章之上，以致现时一种十分普遍的情形是，你见到一篇发表的文章竟有16个人署名自称是作者，而文章本身也许根本就没有发表的价值。但是这种拼命竞争、重量不重质的鄙劣心态却是今日美国科学架构所大力提倡的。”有些被列为合著者的科学家也许跟文章扯不上什么关系，甚至连文章也未曾过目，但却把文章列入自己的发表作品目录中。这样的发胀目录可以影响到研究家所申请的研究经费是否获得批准，时常牵涉到数十万美元的公款。

过目检查，提防诈骗的好方法？

科学刊物的编辑许多时——但并非总是——在论文刊出之前交给其他科学家查阅。此举称为过目检查，在理论上是要剔除错误和有诈的文章。阿斯谟夫(Isaac Asimov)说：“科学界自我纠正的方法不是其他知识界所能及得上的。科学以其他知识范畴所无的方法作自我监察。”他对于“丑闻竟然这么稀少”表示惊讶。

但其他许多人却对他的看法不表同意。以上引述的伦尼医生说，过目检查“是侦察骗局的拙劣方法。”《美国医学新闻》周刊说：“采用过目检查的刊物虽一度被认为差不多全无错误，但现在却不得不承认它们无法完全清除诈骗。”《纽约时报》一位医学专栏作家说：“过目检查受到过度吹嘘。”

据《科学》周刊报道，一个研究家奉派查阅另一个研究家的论文，却被控乘机剽窃。据美国国立健康学会声称，他“从自己过目检查的论文窃取资料，用在自己的论文之中。”这样的败行“破坏了过目检查制度所借赖的信托”。在这宗事件中，有关当局宣布检查员“不再有资格在将来领取政府拨款。”

《新科学家》周刊说：“在厚颜宣布自己道德清白方面，很久以来科学界一直是冠军。”备受吹嘘的过目检查制度在理论上是要消除所有欺骗，但如今已被许多人视为笑柄。《新科学家》周刊说：“实际的情形是，很少科学界的骗子被人揭发；受到揭发的人往往已胡作非为了许多年，并且曾在著名的刊物上发表伪造的资料而从没有受到质疑。”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立健康学会的一位官员说：“我认为一个无邪的时代已经完结了。在以往，人们认为科学家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但现在人们正开始意识到，科学家的道德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高尚。”《时报》的报道补充说：“她说，几年之前，美国国立健康学会很少在一年内收到一宗关于诈骗的投诉，但如今每个月至少有两次严重的投诉。”《科学》周刊评论说：“科学家曾屡次向大众保证，研究方面的欺骗和败行是十分罕见的事。……不过，严重的个案却看来不断发生。”

美国国会属下一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丁格尔(John Dingell)有一次对一班科学家说：“我要告诉你们，我发觉你们的执法机构不中用到无望的程度，在许多事件上，恶行看来已压倒了德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接受的。我希望你们也有同感。”

NOVA电台在“科学家会作弊吗？”这个节目结束时，一位科学家承认说：“现在是家丑外扬的时候了，这样行就必然损害到官僚的前途，但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这是伦理上的要求，法律上的要求，更是道德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