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是祸是福？

基督教国熬过了剧烈的阵痛，宗教自由这个概念才得以诞生。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人们既要排除教条主义和偏见，也要抵抗不容异己的行为。宗教冲突频频爆发，可说弄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们从这么惨痛的历史学到什么教训呢？

罗宾·莱恩·福克斯在《异教徒与基督徒》一书写道：“在历史上，基督徒遭受迫害绝对不是什么新事。”早期的基督徒遭人诬告，说他们是异端教派，扰乱社会安宁。（使徒行传16:20,21；24:5,14；28:22）有的基督徒因此吃尽苦头，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惨遭野兽吞噬。面对着这么残酷的迫害，有些人恳求有关当局赋予人民宗教自由，神学家德尔图良就是其中一个。公元212年，他写道：“人人应当按照自己的信念信奉宗教，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准许基督徒和异教徒一同享有宗教自由，基督徒在罗马帝国所受的迫害于是告一段落。“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得到法律认可，基督徒终于拨云见日了。可是，到公元340年左右，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作家却号召群众迫害异教徒。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君士坦丁堡敕令，禁止异教信仰在帝国境内传播。宗教自由刚刚萌芽，就被扼杀了。古罗马定“基督教”为国教后，教会和国家就朋比为奸，大肆迫害异教徒。迫害的浪潮经久不息，在11至13世纪达到顶点，其间十字军发动了多场血腥战争。此外，从12世纪开始，异端裁判所也极尽残暴之能事。在那些黑暗的岁月，谁敢质疑国教的正统观念，谁敢冒犯教会对教义所持的至高解释权，谁就给加上异端分子的臭名，像行巫者般被人搜捕。这些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

有些官员为宗教不容异己的暴行辩解，声称全民信仰一致可以为国家打下牢固的基础，又说宗教分歧有扰乱治安的危险。1602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的一个大臣断言：“国家一旦同时认可两个宗教，社会从此永无宁日。”说实在的，下令禁止异教徒的活动既省事又方便，用不着花费工夫去查明，他们是否真的对国家或国教构成威胁。《天主教百科全书》评论：“不管是世俗的当权者还是教会的领导层，大家都不清楚，谁是危险的异端分子，谁是没有危险的。”可是，这种情势不久就改变了。

从痛苦的经历学会宽容

基督新教的改革运动势不可挡，在欧洲掀起了动乱，同时也引发了巨变。基督新教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扩展神速，欧洲到处出现宗教分歧，信仰自由这个概念成了大众议论的焦点。就以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为例。1521年，他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说：“我的良心受制于神的圣言。”宗教分歧也成了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的导火线，在这段时期，欧洲战火纷飞，生灵涂炭。

面对连年战祸，许多人都醒觉到，战争实在为患无穷。为了使欧洲回复和平的局面，各国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敕令，例如法国的南特敕令（1598年），但到头来欧洲还是四分五裂。现代的宽容观念就是从这些敕令逐步演变而来的。“宽容”一词起初带有负面的含义。1530年，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写道：“假如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要是任凭异端教派自由发展，……我们就是纵容恶事，甚至可说是纵容大恶；不过，这样的罪始终不及作战杀人那么罪大恶极。”考虑到“宽容”所含的负面意义，有些人索性避而不谈，情愿采用“宗教自由”这个片语，就像法国人保罗·德富瓦在1561年所做的一样。

随着时间过去，宽容的负面含义渐渐消失了，世人反而认为宽容有助于保障自由。在世人的心目中，宽容再也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自由的保证。世人开始提倡信仰多样化，又讲求持异议的权利。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这样的基本权利，狂热主义分子终于失势了。

到18世纪末叶，宽容跟自由、平等拉上了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不同的法案和宣言表达出来的，例如法国的著名《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789年）和美国的《人权法案》（1791年）。这些文件有助于拓宽世人的思想，从19世纪开始，宽容和自由不再被视为祸害了，而是美好的福分。

在16世纪的欧洲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

在16世纪，宗教冲突使欧洲变成血海尸山，人民要求宗教自由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些诉求对宗教自由这个议题仍然深具意义。

塞巴斯蒂安·沙泰隆（1515年-1563年）：“何谓异端分子？但凡跟我们意见不一的，我们就称他们为异端分子。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什么分别。……在这个城区，你也许被人视为真正的信徒，但在别的城区，你就可能被人当做异端分子看待了。”沙泰隆是法国著名的圣经译者，他积极维护信仰自由。在宗教自由的争论上，他提到一个关键因素：谁来决定谁是异端分子？

迪尔克·福尔克特松·科恩赫特（1522年-1590年）：“我们读到，昔日……在耶路撒冷有基督本人，后来在欧洲也有不少殉道者，……用他们的真理之言去扰乱［社会安宁］。……‘扰乱’一词的意思有必要按照清晰、正确的定义去解释。”科恩赫特认为，宗教分歧决不可跟扰乱治安相提并论。他问道：“一丝不苟地遵守法律的公民果真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吗？”

皮埃尔·德贝莱瓦（1540年-1611年）：“认为国家宽容各种宗教信仰，只会引起骚乱，滋长不满情绪，是愚昧的想法。”德贝莱瓦是法国的律师，在宗教战争时期（1562年-1598年）曾撰文论证，除非政府向宗教势力低头哈腰，国家的安宁秩序不是建立在宗教划一的基础上的。

托马斯·赫尔韦斯（约1550年－约1616年）：“［国王］陛下的臣民要是忠实守法的话，陛下就没有什么可再要求了。”赫尔韦斯是英国浸信会的一个创始人。他发表文章赞成教会同政府彻底分离，又吁请国王给予所有教派宗教自由，安心治理百姓，务求国富民强就好了。他的著作唤起了大众对以下问题的注意：国家对人民的灵性生活应该操有多大的控制权？

无名作家（1564年）：“假如国家只许个别的人不信从自己不喜欢的宗教，但又不许他信奉自己认同的宗教，这样做其实不足以促进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