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法西斯主义正席卷匈牙利。德国的弟兄被迫离开匈牙利，匈牙利的弟兄则遭受更大的迫害。很多弟兄被警察殴打到遍体鳞伤，跟着被判长期徒刑。

聚会得审慎

1930年代末期，我们只可以在暗中举行人数不多的聚会。每群会众往往仅有一本《守望台》杂志，供弟兄们轮流传阅。

住在蒂萨铁堡镇的费伦茨·纳吉回忆说：“当时的《守望台》研究班跟今天的大不相同。参加聚会的人全都抵达之后，弟兄便会关上门。有时弟兄会花差不多六个钟头来讨论一篇文章。当时我年约五岁，弟弟则比我少一岁。虽然年少，我们却很喜欢坐在小椅上，在悠长的聚会期间仔细聆听。这确实是一种乐趣。我至今还记得从聚会学得的一些含有预表性的事件。我们从父母的教养得益不浅。”

埃泰·凯奇凯梅蒂内现今虽已八十多岁，却依然在布达佩斯忠心地服务。她还记得在蒂萨考拉德，弟兄们利用中午进膳的时间在田里举行聚会。既然他们一起给一个见证人耕垦，然后又在另一个见证人的田里工作，当局便不能阻止他们举行聚会了。秋冬时节，姊妹们会一起坐着纺纱，弟兄也加入。警察虽然查问他们，却不能加以阻止。弟兄如果无法找着这些机会，就会在清晨或深夜找个地方举行聚会。

宣扬者足智多谋

即使逐户传道工作受到禁止，见证人仍以其他方法跟别人分享圣经的真理。当时手提留声机是新发明，法例还未禁止人使用。弟兄会询问住户是否愿意停下来听一个录好的演讲。对方如果同意，弟兄便会播放卢述福弟兄的演讲录音。为了这样做，弟兄需要把卢述福弟兄的演讲翻译成匈牙利语，然后灌录成唱片。他们会把手提留声机跟装上扬声器的播音机一并使用。

关于这些措辞有力的圣经演讲，后来娶了凯奇凯梅蒂内姊妹的女儿的亚诺什·洛科回忆说：“我很高兴曾在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市听到一个由留声机播放出来的圣经演讲。当中有一句话一直深印在我的心坎里：‘君主政体、民主社会、精英统治、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等，全都会在哈米吉多顿成为过去，之后不久就给人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卢述福弟兄以生动有力的方式阐明的圣经真理，的确令我们惊讶不已。这个令我印象如此深刻的演讲，在1945年听起来就像预言一样。”

艰苦持续

逼迫持续不断，而且愈来愈猛烈。一天，一位天主教教士来到布达佩斯的社方办事处，索取有关见证人的资料。之后，反对者便通过报章，对见证人肆意诋毁。教堂和电台也同时发出警告。在全国各地，见证人惨遭毒打，书籍被没收。在小瓦尔道，见证人被带到市政厅，逐一领到房间里饱受毒打和折磨。《1938年鉴》报道这件事时问道：“人们在星期天举行‘复活节’大游行。他们在这个复活日庆祝什么？是庆祝罗马异端裁判所的复活吗？”

有些官员不为所动，教士便改用其他策略。《1939年鉴》报道：“见证人时常被恶棍殴打和虐待；行凶者是受人唆使的，而且时常为此获得酬报。我们发现在有些地方，当地教士给每个恶棍十公斤烟草，作为诬告上帝儿女的酬劳。”

工作遭禁制

安德拉什·鲍尔陶在德国马格德堡分社办事处工作了五年，后来转到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服务。1938年，匈牙利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和喀尔巴托－乌克兰，结果鲍尔陶弟兄便骤然身处于匈牙利境内。鲍尔陶弟兄旋即接获委派，照管社方在匈牙利的事务。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在纳粹德国已被禁止活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他们举行聚会。接着，匈牙利在1939年12月13日也下令禁止他们活动。

该年，匈牙利设立了两个拘留营：一个离布达佩斯30公里，另一个则在匈牙利西南部、离南斯拉夫26公里的瑙吉考尼饶镇。这两个营很快便住满了当局所谓的不可靠分子——罪犯、共产党员和耶和华见证人，全都被控以危害社会的罪名。

与此同时，布达佩斯中央警察局局长成立了一支特警队，专责查探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分子”，同时分析这个非法组织的运作方式以及跟外国的联系。他们大举拘捕耶和华见证人，在身心方面加以折磨，然后再把见证人关进监里。

这一切有使耶和华见证人在匈牙利的活动停顿下来吗？绝没有，但在这种情势下，每个传道员都得听从耶稣的劝告：“要像蛇一样谨慎，像鸽子一样清白无邪。”（马太福音10:16）《1940年鉴》举出一个事例，说明一位先驱姊妹怎样谨慎行事。她头上蒙着一条黑色丝巾，肩上也披着一条。她探访了一些住户之后，发觉一名住户带着两名宪兵向着她走过来。于是她躲进横街里，换上另一种颜色的丝巾，然后不动声色地迎着两名宪兵走去。宪兵问她有没有见到一名披着黑头巾的妇人，姊妹回答她曾看见一名妇人行色匆匆地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宪兵和他们的探子于是急急向前追赶，见证人便悄悄回到家里。

一位先驱姊妹事后忆述教士怎样迫使当局拘捕她。有一段时候她受到监视，一个月要两次往警署报到。但她一离开警署，就骑上脚踏车，到自己的地区去传道。由于她在见证工作上不屈不挠，当局索性把她囚禁起来，初时关禁五天、接着十天、十五天、三十天，然后两次囚禁四十天，接着又六十天，两次一百天，最后更囚禁八年。罪名是什么？教人圣经。像耶稣基督的使徒一样，她服从上帝过于服从人。——使徒行传5:29。

由于鲍尔陶弟兄要专心从事翻译工作，社方在1940年委派前任带务仆人（环务监督）亚诺什·康拉德负责督导匈牙利的传道工作。

设立更多拘留营

1940年八月，匈牙利侵占了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翌年，当地见证人所受的迫害再度加剧。当局在克卢日设立多一个拘留营，数以百计的弟兄姊妹被关进营里，其中有老有幼。后来，由于营中的见证人拒绝放弃信仰，不愿重新信奉以往的宗教，他们惨遭酷刑折磨。这个消息传到营外的见证人那里之后，全国各地忠心的见证人都一起为营中的弟兄代祷。不久之后，一次官方调查发觉克卢日拘留营有贪污存在，于是当局把指挥官和大部分守卫调走，有些甚至成为阶下囚。弟兄所受的压迫于是得以减轻，他们都为此感谢耶和华。

与此同时，当局把已婚的见证人囚禁在匈牙利西南面、近瑙吉考尼饶的拘留营内，他们的儿女则由在家的见证人照顾。在所有这些拘留营里，当局极力迫使耶和华的百姓妥协。见证人只要在文件上签名，声明放弃自己的信仰，答允跟耶和华见证人断绝关系，重新信奉国家所认可的宗教，就可以重获自由。

1941年6月27日，匈牙利对苏联宣战，情势变得对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更加不利。由于他们拒绝参军，这引起了不少诉讼。

区域仆人被捕

专责对付耶和华见证人的特警加紧行动，大举突击搜查弟兄的寓所。警方多次传召康拉德弟兄，突击搜查他的寓所，更要他一星期两次到中央警察局报到。

1941年十一月，康拉德弟兄把所有带务仆人（环务监督）召集起来，说他肯定警方不久就会拘捕他，所以他想指派约瑟夫·克利涅茨，一位带务仆人，在他入狱之后接替他的工作。

翌月，警方在12月15日拘捕了康拉德弟兄。连续数天警察对他施以酷刑，残暴的程度简直无法言喻。他们想迫使他供出带务仆人和先驱的名单，但始终劳而无功。最后他被押到地方检察官那里受审。检察官仅判他入狱两个月。但到刑期满了，他依然没有获释。相反，他被解到小陶尔乔集中营，罪名是对社会构成威胁。

一国两个区域仆人

与此同时，社方设于瑞士的欧洲中部办事处在1942年正式委派德奈什·法卢韦纪主持匈牙利的传道工作。法卢韦纪弟兄性情谦和，热心维护真理而能够给弟兄姊妹很大鼓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当学校教师，并且在统筹罗马尼亚的王国工作方面作过颇大参与。

不过，康拉德弟兄在被捕前把职责暂时交托给克利涅茨弟兄。社方委派法卢韦纪弟兄接管工作时，克利涅茨弟兄大感不悦。他觉得法卢韦纪弟兄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

克利涅茨弟兄一向热心工作，勇气十足。他性格刚烈，却稍欠温厚。他在外勤工作上的热心广为人知，因而深得全国弟兄的爱戴。由于这缘故，弟兄间便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以法卢韦纪弟兄为社方委任的代表，另一方则支持克利涅茨弟兄的观点，认为在这么艰困的情势下，督导工作应交由性格刚强的弟兄负责。

一些会众同时有两位带务仆人探访——一位由法卢韦纪弟兄差派，一位由克利涅茨弟兄派遣。很可惜在这种情势之下，有时两位带务仆人不但未能给予弟兄们鼓励，反而互相争拗。可想而知，这种情形令忠心的弟兄大感悲痛。

阿拉格的赛马房

1942年八月，当局决定要粉碎耶和华见证人在匈牙利的组织，于是设立了十个拘留所，把所有见证人，不论男女老幼，都齐集起来。连一些尚未受浸、但却据知跟耶和华见证人有来往的人，也被带到那里。

当局把在布达佩斯和附近地区的见证人解往阿拉格赛马房。在马房两边，沿着外墙，地面铺上禾秆，弟兄姊妹晚间便睡在禾秆上。仅是想转身，也要先得守卫允准。日间他们要一起坐在木制的长椅上，面向墙壁。守卫则在马房上下巡逻，手持刺刀，监视见证人，不准他们说话。

马房隔壁有一个面积较小的房间，那里探员在尤哈斯两兄弟（伊什特万和安托尔）指挥下对见证人进行“审查”。他们用各种方法折磨弟兄，有些方法残酷到难以言喻。

姊妹也不能幸免。探员把一位姊妹的长袜塞进她口里以制止她叫喊，然后强要她面伏于地，一个探员坐在她背上，抓起她双脚，另一个探员则狠狠地击打她的脚底。击打声和她的叫喊声在弟兄们被囚的房间里也清晰可闻。

阿拉格“法院”

到十一月底，“审查”完毕。该月当局把阿拉格一家餐馆内的舞池改为临时审讯室，由指挥官海因里希·韦特的部下负责审理64宗涉及耶和华见证人的案件。见证人步入审讯室时，目睹书刊、圣经、打字机、留声机和唱片等物品。这些东西全是警方搜查见证人的寓所时充公的。

案件开审前，检察官并没有向任何一个被告查询，被告也无法跟法庭指派的辩护律师商议。审讯只延续了几个钟头，期间见证人根本很少机会为自己辩护。检察官问一位姊妹她是否愿意使用武器。姊妹答道：“我是女性，所以我不必动用武器。”检察官继续追问：“如果你是男性，你会吗？”她答道：“到那时再说好了！”

后来法官作出宣判。鲍尔陶、法卢韦纪、康拉德三位弟兄被判绞刑。其他弟兄有些被判终生监禁，有些则被判二至十五年监禁。该日下午，见证人被押到在布达佩斯的莫尔吉·布尔瓦军事监狱。三位被判死刑的弟兄预料自己随时有被处决的可能，但在他们入狱刚满一个月之后，律师前来通知他们，他们的刑罚已改为终生监禁。

在其余九个拘留所，当局也以类似方式审讯见证人。被定罪的弟兄最后都被解往匈牙利北部的瓦茨市监狱。

修女当狱警

一般来说，姊妹都被关进在布达佩斯孔蒂街的防谍监狱。被判三年或以上的则被送进马里亚诺斯特劳女子监狱。监狱位于邻近斯洛伐克边境的乡村，由修女负责看守。修女对我们姊妹极尽威吓之能事。以往曾拘留在其他监狱的见证人也被送到这里来。

谁不服从修女所订的监狱规条，就会被关进地牢。规条包括参加教堂的礼拜和高喊天主教的口号——“赞美归于耶稣基督”。无论监犯接获什么，她们都必须表示谢意说，“愿天主因此报答你。”

当然，忠心的姊妹们并没有服从这些规条。每次她们拒绝上教堂，就会被囚在地牢里24个钟头；这时姊妹们会说：“愿天主因此报答你。”见证人也无法享有一般的权益，例如收取包裹、跟亲人通信或接受访客探望等。只有很少人为了免受更多折磨而妥协。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忠心的姊妹所受的虐待便减轻了。

博尔集中营

1943年夏天，当局把49岁以下的被囚弟兄全部齐集在一个镇上，命令他们入伍服役。即使再度遭受毒打，弟兄依然不为所动。他们也拒绝穿上军服。不过，在弟兄当中有九个却屈膝，发了军誓，穿上军服。可是他们的待遇并没有因此好转。全部160个囚犯，包括九个变节者在内，都被解往博尔（塞尔维亚）集中营。两年后，其中一个变节者面色苍白，浑身战抖地手持步枪，因为上司要他处决若干犯人，其中一位忠心的见证人竟是他的亲兄弟。

不论在途中还是在营里，弟兄都屡遭虐待。但以一般而言营中的指挥官并不会强迫弟兄做一些违反他们良心的事。有一次，若干士兵对见证人施以酷刑，想迫他们违背良心，事后指挥官为此向见证人道歉。

卡罗伊·奥弗劳弟兄现年七十多岁，至今还忠心地事奉耶和华。他回忆说：“当局曾尝试迫使我们就范，但我们绝不低头。有一次，当局要我们用混凝土筑炮台。他们指派两位弟兄执行这件工作。弟兄拒绝听命，并指出他们之所以被关进监里，就是为了不愿干任何跟战争有关的事的缘故。军官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不肯干，就会被处决。士兵把其中一个弟兄带到山的另一边，跟着他们听见一声枪响。军官对另一个弟兄说：‘你的弟兄已经死了，你大可以再考虑清楚。’

“弟兄回答说：‘既然我的弟兄可以为信仰牺牲，我为什么不能？’军官于是吩咐士兵把那遭‘枪决’的弟兄带回来，并且拍拍头一位弟兄的背，说：‘这么勇敢的人配活下去，’然后便放过了他们。”

两位弟兄知道，他们活着的目的便是要作耶和华的见证人。在博尔集中营里有几千个囚犯。见证人向其中许多人作了彻底的见证，详细谈及耶和华和他的王国。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全国各地的耶和华见证人，不论在狱中、集中营里还是别的地方，他们都把握机会向人作见证。他们到处都遇到诚心正意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高官在内；这些人十分赏识见证人无畏的坚忍。有些官员鼓励见证人说：“愿你们继续紧守自己的信仰。”

见证人在博尔经历种种艰苦和危险11个月之后，谣传游击队打算进攻该村。当局于是下令把全部囚犯撤走。撤出之前两天，见证人获悉他们必须徒步撤走，于是立即着手制造若干双轮和四轮的手推车。到撤走那天，他们已有这么多辆手推车，以致官员、士兵和其他囚犯都不禁瞪目结舌。

上路之前（同行还有3000个犹太囚犯），每位弟兄都接获700克的面包和五罐鱼。这一点食物根本就不够。不过，耶和华所供应的却远超过军官所规定的配给。以什么方法？借着沿途的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慷慨。这些人乐于把自己剩余的面包相赠。弟兄们把沿路所得的面包收集起来，到停下时便大家均分；即使分量不多，人人都会分得一小片。虽然沿途有几百个囚犯遭德军处决，耶和华的膀臂却一直保佑他的见证人。

忠贞再度受到考验

1944年年尾，苏联军队逐渐迫近，当局下令将见证人迁往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见证人发觉当地壮丁全都被送上前线，于是挺身协助当地妇女从事粗重的工作。不管在哪里借宿，弟兄们都把握机会向人作见证。

1945年1月，集中营指挥官吩咐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男丁到亚诺什哈佐的市政厅报到。在那里，一位德国军官率领他们到村外挖掘战壕。被指派担任这项工作的头六位弟兄拒绝听命，军官见状便马上下令：“把他们枪毙！”六位弟兄被排成一行，匈牙利士兵手持步枪，准备就绪，余下的76位弟兄站在一旁观看。这时一位匈牙利士兵悄悄地对在旁观望的弟兄说：“上前抛下工具，不然士兵便会枪毙他们了。”弟兄们马上遵嘱而行。德国军官起先大惑不解，瞪着他们。然后他问道：“他们也不肯干吗？”鲍尔陶弟兄用德语答道：“其实我们愿意工作，只是我们不会干一些违背我们信仰的事。这里的士兵可以作证，我们很努力执行各项差事，而且会继续这样做。但这回你要我们干的事，我们却不能够做。”

其中一位弟兄后来回忆说：“军官于是宣布把我们全体拘捕；这实在有点可笑，因为我们原本就已经是囚犯了。”

其他紧守忠诚的人

好像上述的弟兄一样，全国各地有数以百计的弟兄姊妹在集中营和监牢里为信仰奋斗。

1944年春天，当局把许多囚在瑙吉考尼饶拘留营的犹太人迁到德国的集中营。两位犹太裔见证人，埃娃·巴斯和奥尔加·斯莱辛格，也包括在内。她们一个20岁，一个45岁。两人都热心地对耶和华上帝作专一的崇拜。巴斯姊妹身体十分羸弱，但在被捕之前已从事先驱服务。她在多脑韦切村从事外勤服务时遭警方拘捕，然后被带到市政厅。

在村长唆使之下，警方对巴斯姊妹百般凌辱。巴斯姊妹回忆说：“他们把我的头发全部剃掉；我一丝不挂地站在十至十二个警员面前。他们审问我，要知道我们在匈牙利的领导人是谁。我解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就没有领导人了。”他们听罢，便拿起棍来把巴斯姊妹痛打一顿。但她却决意不出卖基督徒弟兄。

接着她回想说：“那些禽兽把我的四肢和头颅缚住；除了一个警员之外，他们全都强奸我，污辱我。他们把我绑得这么紧，以致三年后我前往瑞典时，手腕上的疤痕还未消退。他们将我折磨完毕之后，便把我囚禁在地牢里两个星期，直至我受伤最重的地方复原为止。他们不敢让别人看见我的情况。”后来当局把巴斯姊妹押往瑙吉考尼饶拘留营，然后连同斯莱辛格姊妹一起解到奥治维兹集中营。

她接续说：“有奥尔加在身边，我感到十分安心；尽管在恶劣的情况下，她仍然保持幽默。门格勒医生负责把新抵达的囚犯分类：一边是体质虚弱，不宜工作的；一边是体魄健全的。凡羸弱的都会被解往毒气室。轮到我们时，他问奥尔加姊妹说：‘你有多大年纪？’她带着幽默的眼神理直气壮地说：‘二十岁。’她的年岁其实一倍有多。门格勒医生不禁笑起来，于是让她站在右边逃过厄运。”

后来她们被解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们的衣服上缝有黄星，表示她们是犹太人；但她们提出抗议，坚称自己是耶和华见证人。她们撕去衣服上的黄星，要求缝上紫三角，以标明她们是耶和华见证人。她们虽然为此受到毒打，却回答说：“尽管对我们为所欲为好了，我们始终都是耶和华见证人。”

大约这个时候，斑疹伤寒在营中蔓延。斯莱辛格姊妹病得很厉害，当局于是把她和许多患者迁离集中营，此后便不知所终。不久，英军解放集中营。巴斯姊妹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移居瑞典。她抵达后很快就联络上当地的弟兄。

很多在匈牙利被囚的弟兄后来被解往德国。战后，他们大多数返回祖国。有些人却在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遣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去世，法卢韦纪弟兄便是其中之一。他忠贞地事奉耶和华有30多年之久。

忠心至死的见证人

1944年秋天，瑙吉考尼饶集中营遭解散，还未遣往德国的见证人获得释放。不过，由于战斗仍然持续，他们无法回家；他们于是决定到附近的农场找工作谋生，直至情势好转为止。1944年10月15日，凭着德国纳粹党的支持，箭十字党取得了政权，并随即征召壮丁入伍。

不久，弟兄便由于严守中立而再次被捕。有五位年轻弟兄被解往离奥地利边境约10公里的克尔门德镇。当局在镇上一所学校召开军事法庭。第一个受审的是贝特霍尔德·绍博，他被判枪决。在行刑前，他写了一封扣人心弦的遗书，你可以在《耶和华见证人——上帝王国的宣扬者》一书第662页读到这封遗书。绍博弟兄遭枪决后，另外两位弟兄，亚诺什·容多尔和安托尔·亨希，也被押上法庭。他们也紧守忠贞，结果同遭处决。

山多尔·海尔迈齐被囚在同一个监牢里。他回忆说：“每天某个时候，当局准许我们到院子的厕所如厕。他们刻意将时间更改，目的是要我们能够目睹行刑的经过。他们想向我们表明：‘现今你们便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了。’我们眼见亲爱的弟兄倒毙，内心感到十分难过。接着我们便被押回牢房。

“十分钟后，当局叫我们出去，吩咐我们清洗弟兄在地上留下的血迹。由于这缘故，我们得以走近观看两位弟兄。容多尔的面貌如常，绽露笑容，亲切祥和，了无惧色。”

这时，另一位弟兄，20岁的拉约什·德利，在离奥地利边境约40公里的沙尔堡镇市集广场上当众被吊死。目击者包括一名在1954年退役的军官，他忆述当天发生的事说：

“当时很多人正向西面逃亡，其中有平民百姓，也有军官。我们途经沙尔堡镇时，看见广场上竖起了绞刑架。架下站着一名少年男子，神色泰然自若。我问在旁观看的人，究竟这个少年犯了什么罪，旁观者说他拒绝拿起武器和铲。当时四周有几个箭十字党的新兵站着，手里拿着机关枪。在场的人听见一名新兵大声向少年喊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要么就拿起机关枪，要么我们就把你绞死！’少年默不作声，也毫不动容。过了一会儿，他坚定地说：‘你们大可以把我绞死，我却宁愿服从我的上帝耶和华，过于服从人。’于是他们将他吊死。”

据《1946年鉴》所载，1940年至1945年间，因良心缘故拒服兵役而被杀的见证人有16人；受虐待而死的有26人。像他们的主一样，他们凭着信心征服了世界。

［第90页的图片］

对耶和华忠心至死：（上）遭枪毙的贝特霍尔德·绍博；（右）遭绞死的拉约什·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