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们从莫尔兹港驶往星期四岛，然后再前往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的大岛爪哇去。公公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有人将这个国家描述为“横挂在赤道之上的一串珍珠”。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所以公公学会了荷兰语和印尼语。可是，他在传道活动上所分发的书刊却包括五种文字：荷兰文、印尼文、中文、英文和阿拉伯文。

公公在分发书刊方面十分成功。有一次，在巴达维亚（目前的雅加达）负责照管守望台贮书站的弟兄克莱姆·德尚被召到一位荷兰官员面前，对方原来一直密切监视我们的传道工作。他查问说：“你们究竟有多少人在东爪哇工作？”

德尚弟兄回答说：“只有一个。”

官员厉声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从你们在各处分发的书刊数量来推断，你们必定有一大队工作人员在岛上活动！”

公公觉得这是他一生中令他最快意的称赞之一。但他确实是当之无愧，因为对他说来，每月分发1500至3000本书刊是一件颇平常的事。

结婚、工作受禁、战争爆发

1938年12月，公公跟一个名叫慧明娜的印尼年轻女子结婚，她成了我的外祖母。婆婆是一个慈祥和蔼、举止温文、工作勤恳、说话柔和的人。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在我的童年，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公公和婆婆婚后一起继续他们的先驱服务。这时“散布亮光者号”的其他队员若不是分散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就是回家去了。但公公却以印尼为家，于是决定在当地留下来。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迫在眉睫，而印尼是受荷兰政府统治的。政府在教士的压力下开始采取行动对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作出许多限制，最后甚至禁止我们工作。因此传道工作不得不在十分困难的情势下进行，所用的工具只限于圣经。公公婆婆差不多每到一个城镇探访都被拉到官员面前接受盘问，并且受到罪犯般的对待。在禁令颁发之后不久，婆婆的姐夫因不愿违反基督徒的良心而锒铛下狱。最后他在荷兰政府管辖的一个监狱内去世。

公公和婆婆住在一辆有篷的货车上。他们利用这辆汽车房屋走遍全爪哇向人传道。1940年，印尼正处于被日军侵占的阴影威胁下，他们却得了一个女儿，后来这个女儿成了我的母亲。他们为婴儿起名叫维多莉（意即胜利）。这是两年前当时守望台圣经书社社长约瑟夫·F·卢述福发表的一个演讲的题目。他们在婴孩出生后继续从事先驱工作。

1942年初，公公、婆婆和妈妈正在乘坐一艘荷兰货船由婆罗洲回来，忽然听见从日本战舰上传来一声巨大的炮响。所有灯光都立即熄灭，人们惊惶失措、高声叫嚷。公公一家就此首次尝到战争的滋味。虽然他们终于安全抵岸，但日本军队在数天后便侵入爪哇。一名荷兰官员将公公婆婆的下落向日本兵士披露出来。

结果日军找到了他们，将他们的财物，包括妈妈的玩具在内，都没收了，并将他们分别解到两个不同的集中营去。妈妈获准留在婆婆身边，但在接着的三年半，公公再无法跟她们见面。

集中营内的生活

公公在拘留期间曾被解往不同的城镇。由苏腊巴亚迁往牙威，然后到万隆，最后则被囚在芝马墟。这再三的迁徙，目的是要遏止任何有组织的逃狱计划。囚犯主要是荷兰人，有少数是英国人，也有一些澳大利亚人。公公在集中营里学会了替人理发，这种技能他至今仍偶尔加以使用。他获准保存的惟一宗教书籍便是他的《英王詹姆斯译本》。

在这期间，婆婆和妈妈也从一个集中营迁往另一个。在集中营内，妇女往往会被指挥官召到营外从事一些“社会服务”。可是，为了某些理由，婆婆从没有被选上。后来她才获悉，原来这些妇女是被带去给日军作泄欲工具。

由于日兵歧视女孩，所以婆婆将妈妈打扮成男孩子，并且经常将她的头发剪短。维多莉这个名字也惹来了不少麻烦，因为集中营内的指挥官很想知道她的名字究竟代表什么——是日本皇军的胜利还是美国人的胜利？

外祖母自豪地回答说：“是上帝王国战胜全球政府的胜利！”

由于拒绝高呼“日本皇军胜利”的口号，婆婆和她五岁大的女儿被罚在酷热的阳光下立正达八小时之久。她们没有遮荫，也没有水喝，不准坐下，也不准倾身向前。但凭着耶和华之助，她们得以渡过这场可怕的考验。

婆婆被拘留一年后，集中营的司令通知她，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在悲伤之余，婆婆将公公的相片收藏在破烂的行李箱底部，然后振作起来，继续坚持下去。

监狱集中营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日的食粮只包括早餐一杯木薯粉，午餐有190克的西米面包，晚餐则是一碗清汤泡饭。由于粮食粗劣，营养不良非常普遍，天天都有人患痢疾而死。

公公在被囚期间染上了糙皮病和营养性水肿（由饥饿引致的疾病）。婆婆也几乎饿死，因为她不想让妈妈饿坏了，便经常将自己的食物给了她吃。在集中营里，虐待和饥饿是司空见惯的事。惟独借着与耶和华上帝保持亲近，她们才得以继续活下去。

我还清楚记得公公很喜欢说的一句话：“自由在于与至高者耶和华协调一致。”因此，公公虽然在狱中吃尽苦头，他却认为自己享有真正的自由。他和婆婆对耶和华的爱戴的确帮助他们“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13:7）这种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便是我和嘉尔现正要努力持守的。

自由和令人惊讶的重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45年结束。日军在投降之前不久用火车将公公由雅加达运往万隆去，途中火车被印尼士兵截住。虽然印尼人与日本人的敌对关系已告结束，当时他们却正力图从荷兰人手中争取独立。公公由于突然被拉出火车外，在惊愕之下忘了用英语作答，反而冲口说出荷兰语来。对印尼人来说，荷兰语乃是敌人的语言，而敌人则会被格杀勿论。

值得庆幸的是，兵士们在搜查公公时发现了他在澳大利亚的驾驶执照。连公公自己也忘记了这件事。幸而印尼并没有跟澳大利亚开战。时至今日，公公一直把兵士发现他的驾驶执照，从而证明他是澳大利亚公民一事视作上帝的干预，因为仅在他被截停之后数小时之内，同一队兵士已杀了12个乘火车经过的荷兰人。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婆婆和妈妈正在战火蹂躏的地区等候交通工具。她们坐在路边，满载兵士和平民的货车在他们前面络绎不绝。但忽然间，所有车辆都无缘无故地停了下来。这时婆婆望向最接近她们的一辆开篷货车；令她大吃一惊的是，她看见车上坐着一个容颜憔悴的男子，而她立即认出这就是她的丈夫！他们重聚时的激动之情实在非言语所能形容。

我特别想告诉你们有关我外祖父母的故事。我们一向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公公和婆婆。外祖父查尔斯·哈里斯仍在墨尔本热心地为耶和华服务，他在那里已住了将近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