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家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报道五个年轻女子来到大阪。她们是守望台社派出的海外传道员，住在一间日式房屋里，过着日本式的生活。记者访问了她们之后，写了一篇附有图片的精彩报道，把五位姊妹比作天使，像樱花一样自天飘下。文章也附上海外传道员之家的地址。

“49同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传道情况变得有利得多。但在1947年，明石顺三通知纽约布洛克林守望台社总部，他不再同意圣经的教训了。诺尔弟兄立即向夏威夷发出呼吁，邀请日裔的夏威夷弟兄到基列学校接受第11届的海外传道训练。夏威夷的分社监督在20年代早期曾是卢述福弟兄的秘书，他恳求说：“诺尔弟兄，哈斯利特夫妇又怎样？”于是社方也邀请了唐·哈斯利特和他的妻子梅宝尔前往基列受训，虽然他们当时已差不多50岁了。在基列学校，桃原真一和埃尔西·谷川负责教导20多个学生学习日语。

1949年，一些“夏威夷人”，包括哈斯利特夫妇，杰里和吉·当间，桃原真一和桃原正子及他们的三个儿女，以及埃尔西·谷川，抵达被炸得满目疮痍的东京，在当地展开工作。同年，一群澳洲籍的基列毕业生，包括阿德里安·汤普森、柏西和伊玛·伊斯洛、劳埃德和梅尔巴·巴雷，被派到饱受战火蹂躏的神户市。这批最早派驻日本的海外传道员后来被人称为“49同仁”。他们当中有六个人已在日本去世，仿佛“战死沙场”一般，其他八位则仍然在日本和纽约布洛克林从事全时服务。1949年，当地有八个传道员也正式加入王国工作。

东京的工作扩展

在东京，夏威夷海外传道员的工作成就卓越。吉·当间忆述战后的情形，他们在地区里“逐个防空洞”向人传道。她说：“一般人都很穷，含辛茹苦地想从战争的打击复原。粮食要配给，唐·哈斯利特时常要跟邻人一起排队，购买一点卷心菜。”但一般住户都很仁慈体贴；海外传道员用日语结结巴巴地向他们传道，他们都很耐心倾听。海外传道员也要学会，在进别人家里之前，得先脱下鞋子才踏进屋内。房屋的天花板很低，结果身材高大的唐·哈斯利特时常头碰着天花板而撞损头皮。仅在一两年内，“夏威夷人”已在东京奠下稳固的基础；现在东京总共有139群会众。

在“49同仁”当中，唐和梅宝尔·哈斯利特是受膏分子。甚至在年纪老迈的日子，他们仍然在外勤服务方面立下极优良的榜样。唐在1966年去世，丧礼在王国聚会所举行，扶柩的六个弟兄都是蒙他帮助而认识真理的年轻男子，他们都在日本东京的伯特利之家服务。当时分社总共有19名成员。

唐去世之后，梅宝尔还活了八年。她在70多岁的时候患上了结肠癌。东京一家最大的医院（位于虎门）同意替她施行不用血的手术，但条件是她必须在动手术之前两个星期入院。她入院的第一天，一个年轻医生前来探视她，想知道梅宝尔为什么不接受输血。他们开始讨论圣经，而且每天都这样做，直至动手术那天。由于梅宝尔病情严重，有四位医生在场参与手术。梅宝尔恢复知觉时感叹说：“亚当把我苦害了！”她的确说得很对！梅宝尔只留在加护病房一天；当天有其他四个病人也接受同样的手术，但输了血后，却要在加护病房逗留好几天。上述的年轻医生又怎样？他后来告诉梅宝尔：“你当时不知道，其实手术室里有五位医生在场。我在场是要确保他们不给你输血。”梅宝尔出院之后，富永医生在横滨继续研读圣经。今天，富永和他那行医的父亲，以及他的母亲、妻子，都是会众活跃的成员。梅宝尔在留院期间，产生了多么美好的结果！

梅宝尔出院之后，继续在东京的三田海外传道员之家服务。但她在78岁的高龄时，癌症又再复发，以致不得不卧病在床。一天晚上，海外传道员回家，叙述他们在分发《王国消息》方面所享的美好经验；梅宝尔听了，坚要他们给她穿衣，带她出去分发《王国消息》。由于她体力有限，只能探访附近三户人家；这三家人就是她当初抵达日本时，最先向之作见证的三家人。几周之后，梅宝尔走完了地上的路程，到天上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参阅路加福音22:28,29。

神户的发展

在神户，工作的增长也很显著。1949年12月30日至1950年1月1日，日本第一个正式的神治大会在神户的海外传道员之家举行。这个海外传道员之家的地方十分宽敞。星期日的公众聚会则在神户的垂水学校礼堂举行，出席人数增至101人。有三个人在垂水的公共大浴池受浸。

在神户的海外传道员当中，阿德里安·汤普森学日语特别快。他在1951年被委任为日本第一位环务监督，后来更成为日本第一位区务监督。他作了很大努力，为当地的工作奠下稳固基础，好迎接未来的迅速增长。他母亲多年来在新西兰忠心从事先驱工作，而阿德里安自己曾一度在榄球比赛方面颇有名气。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毅然舍弃运动明星的光采，受浸成为见证人，然后到澳洲从事全时服务。他在1977年去世，但他那过人的精力，以及对耶和华“专一的爱”，却长留在弟兄的记忆中。——民数记25:11，《新世》。

海外传道员需要相当时日，才能适应日本人的家居习惯、文化和语言，但他们最关心的是向人传讲圣经真理。绰号“老虎”的柏西·伊斯洛是个性情豪爽的澳洲人，他回忆说：“我们主持很多圣经研究，我有36个圣经学生，伊玛和其他海外传道员也不相伯仲。很多时，圣经学生到海外传道员之家研读，有些人每天都来。屋里每个房间都有人在研读圣经，每晚有三四个。我们把英语版和日语版的课本打开在面前。为了帮助学生，我们数算答案在页中的哪几行。这样做当然要花不少时间，但学生凭着阅读圣经，把经文跟社方的资料比较，就明白课文的意思了。这的确令我们惊讶不已。今天，他们都仍在真理里！”

在早期的日子，海外传道员在传道工作上可以使用的王国书刊很少。在神户，有一箱日语版的《光》第2册是战前遗留下来的。传道员向人介绍这本书时，对方时常会说，“我宁愿先读第1册。”可是，在神户最先认识真理的日本人当中，有一位却是由于阅读《光》的第2册而发生兴趣的，他后来更成为环务监督。不久，传道员开始使用《“以上帝为真实”》一书的资料。有几个圣经学生自行把书里的各章译成日语，油印之后借给海外传道员，供他们主持其他圣经研究之用。但这些翻译有时颇成问题。有一次，伊玛·伊斯洛发觉，译者在一份译文中加插了评注，写上“伊玛·伊斯洛夫人提供的解释”等字样，令她大吃一惊。

十年之后，柏西在福冈市有一个极为感人的经历。当地监狱有个名叫中田公弘的死囚，他因受雇杀死两个人而被判死刑。这个囚犯要求有个圣经研究，柏西就跟他研读。结果，公弘完全脱去他的“旧品格”，后来更在监里受了浸。（以弗所书4:22-24）柏西说，他是“我所知最热心的王国传道员之一”。公弘学会盲人点字法，将《“以上帝为真实”》、《“这王国的好消息”》，以及《守望台》和《儆醒！》的文章转为点字本。社方将这些刊物分发到日本各地，包括给盲人学校。1959年6月10日清早，一辆警车驶到海外传道员之家门前。原来公弘会在该天早上行刑，他要求见柏西最后一面。柏西答允了，并在刑场跟他交谈了一会儿，最后他们一同唱了一首王国诗歌。公弘对柏西说：“柏西，你为什么浑身发抖？其实，紧张的应该是我才对。”他被吊之前，最后说的话是：“今天我深深信赖耶和华，也深深相信赎价的牺牲和复活的希望。我会睡一会儿，如果是耶和华的旨意，我会跟你们所有人在乐园里再见。”公弘也向普世的弟兄致亲切的问候。他杀人要偿命，但死的时候不是个毫无希望、怙恶不悛的罪犯，而是耶和华手下一个献了身、受了浸的忠仆。——参阅使徒行传25:11。

伊玛·伊斯洛后来患了癌症，跟恶疾搏斗了十年之后，终于在1988年1月29日死于日本海老名的伯特利之家。妻子死后，柏西曾以宾雪法尼亚州守望台圣经书社社员的身分，数次出席社方的年会，不久之前更在年会上发表关于日本的报告。后来他自己也在1996年去世。

1949年年尾，梅尔巴·巴雷开始在神户参与外勤服务；当时她所识的日语非常有限，但却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结果产生了两个新传道员，其中一位是高木美代，她从事先驱服务已达几十年之久。她后来告诉梅尔巴，她当初见到她们两位海外传道员姊妹踏着一片泥泞上门探访她，令她深受感动。四十八年后的今天，美代需要坐轮椅，但仍逐户向人传道。梅尔巴在神户不及三年，就被调到东京去了，但她却在神户帮助了七个人认识真理。这些弟兄姊妹多年来一直保持忠心；值得庆幸的是，1995年神户发生大地震时，他们都安然无恙。

更多海外传道员投入工作

1950年年初，五位在基列第11届毕业的姊妹由于未能获得签证前往新喀里多尼亚，社方把她们转派到日本神户工作。这些姊妹包括洛伊丝·戴尔（至今从事先驱工作已有67年之久）和莫莉·赫伦。在过去49年，她们一直是传道伙伴，目前在东京的三田海外传道员之家服务。《守望台》1980年12月15日刊载有洛伊丝的事迹。

莫莉·赫伦回忆说：“神户的海外传道员之家相当宽敞。第一批海外传道员抵达后六个月，我们在当地举行耶稣受难纪念。当时大约有180人出席，饭厅和通道都挤满了人；有些人‘不得其门而入’，只好在窗外聆听日语传译的演讲。”听众听到关于传道安排的宣布，次日（星期日）早上，约有35个人来到要参加传道。巴雷弟兄说：“每位海外传道员不得不带着三四个感兴趣新人到别人门口传道。由于海外传道员说日语还不很流利，住户就转而跟我们的日本同伴交谈。至于这些感兴趣新人告诉住户什么事，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1950年6月尾，韩战突然爆发。当然，日本的海外传道员很想知道八个在韩国服务的同学的情形怎样。他们不用等很久就知道了。韩战爆发之后第二天，神户有些海外传道员搭火车回家。一列来自相反方向的火车也同时抵站。两辆火车离去时，神户的传道员看见八个来自韩国的海外传道员竟然站在对面的月台上。这次重逢令他们多么惊喜交集！韩国的海外传道员得以搭上最后一班接送平民的飞机离开韩国。神户海外传道员之家的成员突然从十个人增至十八个人。当时神户市仍有颇大部分是废墟，结果见证人在当地作了一个十分 彻底的见证。

不久之后，斯科特和艾丽斯·康茨被调到东京去；在10月，从韩国调来的八位海外传道员都迁到在名古屋设立的新海外传道员之家去。在这些海外传道员当中，只有唐·斯蒂尔和他的妻子厄尔莲后来在情形容许时返回韩国服务。

庄稼已熟，可以收割

格蕾斯和格拉迪丝·格雷戈里是名古屋海外传道员之家最早的成员之一。她们发觉地区的庄稼已熟，可以收割了。1951年4月，格蕾斯遇到年18岁的杉浦勇，当时他在一间琴行任职。格拉迪丝回忆说：“勇自幼时，母亲便教导他信奉神道教。别人告诉他日本就是神州，神风会保护日本，使日本在战争中得胜。可是，日本后来却战败投降。勇经历到战后经济萧条和严重粮食短缺的情况，使他对日本诸神的信心尽失。战后第一年，他的父亲由于营养不良而去世。年轻的勇很乐意听见地上乐园的希望，他在1951年10月的环务大会受浸。

大约有50个海外传道员和250个日本人出席这个大会。令勇印象很深的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六年，海外传道员却毫无偏见，与日本人相处甚欢。时至今天，杉浦弟兄全心尽力为上帝服务已有45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曾到基列学校受训，也从事过环务和区务工作；现今是分社委员会的成员，在海老名的伯特利之家服务。

格拉迪丝·格雷戈里记得探访过一个妇人，这妇人一度是佛教徒，后来却转而加入基督教国的教会。可是，她却大感失望而脱离了教会。令她很失望的是，牧师竟然无法清楚解释上帝是谁，也不能解释教会为什么不使用上帝的私有名字，虽然这个名字在妇人拥有的古文圣经里出现了差不多7000次。她提出了许多问题，可是牧师却不肯回答，反而告诉她“只要信”就够了。妇人后来读到格拉迪丝分发给她邻居的一本《守望台》（自1951年5月起，每月有日语版印行），所读的资料令她印象很深，于是设法寻找格拉迪丝。格拉迪丝后来谈及这个经历说：“妇人见到圣经能够回答她许多问题，大受感动。她立即开始参加会众书籍研究班。她在班上听见宣布次日有传道安排，就表示也想出去传道。我们劝她先研读多一点时间，她说：‘好的，我会继续研读，但我也想出去传道！’她果然这样做，第一个月就用了50多小时传道！不及一年她就受了浸，并且投入先驱服务，后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特别先驱。现今她已80岁，但仍然做着先驱工作。”

耶和华使它成长

1951年，有五位海外传道员姊妹被派到大阪工作。她们很高兴有许多人愿意来到海外传道员之家跟她们研读。但这些海外传道员发觉很难辨认日本人的面孔。来自瑞士的莉娜·温特勒说：“学生抵达时，我们五个人都出来，让他们拣选哪一个是负责跟他们研读的圣经老师。”为了效法日本人的风俗，海外传道员准备了一些拖鞋给访者使用，但海外传道员却不知道，供客人用的拖鞋和在洗手间使用的拖鞋是不同的。一天，一个圣经学生忍不住私下告诉莉娜：“我们是不会把洗手间的拖鞋给客人用的。”海外传道员逐渐学会这些差别。

神户的海外传道员弟兄不时到大阪，协助当地的五位独身姊妹。当时大阪只有很少传道员。有一次，劳埃德·巴雷跟大阪的海外传道员到甲子园大型棒球场出席一个露天音乐会。他感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这里举行大会，场内坐满听众，那就太好了！”在当时看来，这样的前景实在很难实现。

可是，在1994年年尾，巴雷弟兄（现今是布洛克林治理机构的成员）应邀为新落成的兵库大会堂作呈献礼演讲，这个大会堂是供神户地区的52群会众使用的。呈献礼是个喜乐的场合，有好些大阪最早的日本传道员出席。社方计划在次日举行一个规模大得多的聚会。聚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呢？就是在甲子园棒球场。那天有四万多人聚集起来，秩序十分井然！此外，还有许多人在日本其他四十多个地方集合起来，通过电话线连系聆听演讲。结果，聆听演讲的人超过25万4000人——甚至比1958年出席庞大的纽约大会的人数更多。在日本，耶和华以多么奇妙的方式“使它成长”！——哥林多前书3:6,7。

1951年年初，有一个海外传道员之家在横滨设立起来。这个城市也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成果。最初担任海外传道员之家仆人的弟兄是戈登·迪恩；他现今是个鳏夫，在海老名分社从事全时服务。今天，横滨有114群会众，传道员的数目还持续增加。起初由海外传道员发起的工作，现今已由当地弟兄接手了。

1952年，有一个海外传道员之家在京都市建立。社方把大阪和神户一些海外传道员调到京都去，加入当地热心的新海外传道员的行列。1954年4月，洛伊丝·戴尔和莫莉·赫伦也从神户调到京都去。

京都市约有一千间庙宇，差不多每个街口都有一间。大战期间，这个城市没有受到空袭，当地的庙宇才得以保存下来。洛伊丝回忆说：“我们在那里遇到美马胜三；他是个杂货店商人，但当时由于患病，正在家里休养。他虽然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却告诉我他希望认识真神。我很快就跟他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后来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加入讨论，最后整家人都接受了真理。和蔼好客的胜三成为了京都会众的属灵支柱。”

来自瑞士的玛格丽特·温特勒抵达了京都，跟姐姐莉娜一起工作。在这个新地区，她发觉必须习惯看出别人的言外之意。例如，男子想妻子决定是否接受书刊，就会竖起他的小指头，表示妻子不在家。妻子则可能竖起拇指（拇指代表丈夫），说丈夫不在家。玛格丽特最后意识到，她向京都的人介绍杂志时，如果对方小心翼翼地逐页翻阅杂志，他们其实是用身体语言表示不想接受杂志，但却希望传道员看出他们的意思而不用他们明言。当然，不是所有的答复，不论用口头或身体语言表达，都是负面的。今天，京都有39群欣欣向荣的会众。

应付寒冬和新语言

1953年，有更多海外传道员从夏威夷抵达日本，其中两位是阿德琳·名幸和她的同伴莉莲·萨姆森；她们被派到北部寒冷的仙台市工作。那里晚上的气温有时可低至摄氏零下5度。1952年10月，唐和梅宝尔·哈斯利特在当地建立了新的海外传道员之家，后来桃原真一和桃原正子也加入了。这些夏威夷人在热带长大，仙台的寒冬的确使他们颇难抵受。弟兄把他们戏称为“急冻的夏威夷人”。

莉莲回忆说：“我们在一生中首次学会砍柴生火。家里只有厨房是暖和的；晚上，我们把金属日式暖炉放进被窝里，使床暖一点。日间我们会买几个烤番薯，放在口袋里好暖和自己的手，然后吃了它们作为午餐。”

可是，难题并不仅限于寒冷的天气。海外传道员学会读日文之前，他们不时遇到一些令人尴尬的事。莉莲很难忘记有一次的经历。由于她看不懂日文，竟按了一个紧急火警钟，以为这只是个红色的门铃。楼宇的住户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看看有什么事发生。那天她被人痛骂了一顿。

可是，在这些海外传道员的记忆中，往事并不仅限于他们在日本的早期个人经历。在他们看来，数以千计的日本弟兄姊妹，和跟他们一起经历的许多事件，都在他们的“家庭相簿”里占一个重要部分。我们邀请你查阅一下这个“相簿”，一同回顾一下对日本神治社会的增长有所贡献的其他许多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