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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台宣扬耶和华的王国-1988年
《守》88 10/1 18-22页

我找到了公平——不是在政治里,而是在真正的基督教里

泽维尔·诺尔(Xavier Noll)君自述

不公平!我从小已经认识这件事,也为它而受尽痛苦。年轻时我常问自己:‘不公平是无法解决而必须忍受的吗?世上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终止不平吗?在哪儿才可找到公平?’我终于找到了公平,但却不是在我所预期的地方。

自童年已开始寻求

我在威特尔谢恩长大,那是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我的爸爸像那儿的许多人一样,在钾碱矿里工作。在1930年代,工业界的工人都起来造反。我记得那时我不过是小孩子,但已参加工人的示威游行,我们在街上游行示威,举起拳头,高唱像社会主义“国际歌”一类的革命歌曲。工人要求公平待遇和改善居住环境。

后来矿工实行罢工,占据矿场,我就为爸爸送饭。我仍然记得当时我多么害怕。我要越过武装国民警卫队的封锁线,才能从矿场的围栏间把爸爸的饭盒递给他。矿场里挂着许多横幅,上面写着火红色的标语;此外还有好些绘有锤和镰刀的红旗飘扬!我见到这种情景,觉得十分感动。

女人都聚集在矿场门前,喊口号鼓励丈夫跟“剥削者”斗争到底。其他的女人则昼夜为丈夫的安危担心。尽管有些人对资本家甚为反感,却为了挣钱养家而趁入黑之后潜到矿场工作。有时爸爸也这样做。由于工会派出纠察员捉拿“工贼”,所以爸爸在袋中带了一支手枪以防万一。

希特勒入侵法国

战事爆发时我17岁。几个月之后,纳粹党就入侵法国。他们声称阿尔萨斯并非仅是占领区而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故此要征召所有像我一样的青年男子入伍参加希特勒军队。因此我趁侵略者未来到之前把手提箱缚在背上,骑自行车逃走。有时我设法拉着一些驶向南部的货车车尾,让车拖着我前行。难民的人潮是德国战机时常袭击的目标,因此我一听到有战机飞近,就立刻跳进路旁的壕沟里去。

我到达未给德国占据的法国中南部,但在那儿我也遇到不公平。我在街上辛辛苦苦扫垃圾,在墓地替人抬棺材,在水泥厂里背100磅[45公斤]的重物。有时我每天工作12小时也不过仅堪糊口而已。我们难民所当得的救济,大部分都给负责分派的官员中饱私囊了。

1940年终左右,我决定参加解放祖国的斗争。我到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去,加入当时残余的法军。军中生活比平民生活好不了多少,同样都不能满足我对公平的渴求。但我仍希望为解放欧洲尽一分力。1942年快结束时,美军在北非登陆。可是,1943年有一天,我因拿着的手榴弹雷管爆炸而失去三只手指。结果我不能参加光复欧洲的军队。

对商业、政治、宗教深感厌恶

我在阿尔及利亚恢复平民生活之后,工人世界中公然“人剥削人”的情形又再使我愤愤不平。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吸入致命的气体而丧生。不久之后,我也几乎因此死去,当时的环境跟我朋友死时的一样。公司根本对工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漠不关心。我们几经艰辛才争到赔偿。我对商业实在厌恶极了。

虽然当时我只有24岁,最后却被迫入住老人院,一直到战争结束才离开。在那里我遇到一些法国共产党激进分子。战事一开始,他们即已被放逐到阿尔及利亚来。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说服我跟他们一起和世上的种种不平斗争。

战争结束之后,我回到阿尔萨斯的家乡,脑袋里满是新理想。但事情并不如我所想的一样。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发觉有些共产党员在战时并不爱国。有一天,一个干部向我说:“泽维尔,你也知道只接纳死硬派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却告诉他我不同意他的见解,而且感到很失望。

我也留意到那些最大声疾呼高谈理想和公平的人将大部分薪金用来在矿场的餐厅里喝酒,却不理会家人生计窘迫。尽管如此,我仍然投票支持共产党,因为我觉得共产党在替工人阶级争取公平待遇方面最为努力。

我年轻时在弥撒中做过助祭,所以当地的天主教教士来找我想说服我做教会的斗士。但我已对教士失去信心,因为我深知他们是支持统治阶级的。此外,我知道许多天主教教士在法国沦陷期间曾和德国人勾结。我也记得在军中时,随军的教士大力鼓吹爱国主义,但我知道德军中的随军教士亦同样行。在我看来,鼓吹爱国是政治家和军界领袖的工作,却不是教会牧师的工作。

除此之外,痛苦的经历大大动摇了我对上帝的信心。我姐姐刚20岁那天被一枚炮弹杀死,当时我问自己说:“假若世上真有上帝,为什么他容许这一切不平存在?”可是,当我在美丽的郊野享受平静安宁的景色时,我却觉得深受感动。我对自己说:“这一切东西绝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在这样的时候,我就会祷告。

希望的信息

1947年一个星期日的早上,一对30多岁的男女来到我家门前。他们跟我爸爸交谈,爸爸却对他们说:“你们跟我儿子谈谈好了,他是凡书必读的。”这确是事实。从共产党的《人道报》至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一切书报刊物我都会读。这两个访客向我谈及一个没有战争,人人平等的世界。届时地球会变成乐园,人人各有所居,疾病、死亡都不再存在。他们运用圣经向我证明这一切话都必然实现,而我也看出他们的确相信圣经的信息。

当时我25岁,但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圣经。他们读出来的经文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一切看来太好了,简直难以置信。我认为要亲自弄清楚这个问题。探访我的人答应带本圣经给我,并且留下一本名为《拯救》的书和一本小册子,叫做《万民的喜乐》。

他们一走,我就立刻读那本册子。书中引用了戴高乐将军的侄女就拉文斯布鲁克(Ravensbruck)集中营里的耶和华见证人所作的评论。她为这些女子的忠贞作证,她的话使我大受感动。我对自己说:“如果世上的确有真正的基督徒,就一定是这些人了。”那夜我在就寝之前把全本《拯救》书读完了。“为什么公平的上帝竟会容许不公平存在?”一直是使我耿耿于怀的问题之一,但我终于找到答案了。

采取立场拥护真正的公平

第二天,那两个见证人果然遵守诺言,带了一本圣经再来我家。由于一场自行车意外,我的肩膀缠了石膏绷带,不能上班,所以我有很多闲暇时间。我只花了七天就把全本圣经读过一遍,发觉其中有很多公平、正义的优良原则。我越读下去,就越确信这本书是来自上帝的。我渐渐明白,要建立真正的公平,必须靠属灵的战争而非政治的斗争。——以弗所书6:12。

我本以为所有政界朋友听到我刚发现的希望信息都会雀跃万分,但他们的反应却毫不热烈。这叫我多么失望!但至于我,我却禁不住向所有人传讲好消息。我特别喜欢引用某几节经文,例如雅各书5:1-4,指出圣经怎样谴责富人剥削工人。

那时我是个邮差。由于我的爸爸是个相当顽固的人,为了避免激怒他,我在出门之前总是戴上邮差的帽子,回家时也一定戴着帽。有一天爸爸向朋友说:“我的儿子最近常常超时工作。”其实我在出去传道之前把帽子放在朋友家里,做完传道之后去拿回帽子才返家。

跟耶和华见证人接触之后不到三个月,我已独自到瑞士的巴塞尔参加大会。浸礼演讲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告诉身旁的见证人女士(她在大会期间仁慈地接待我在她家里留宿)我想受浸,但却没有带备泳裤。她立刻离开座位,一会儿后带了泳裤、毛巾回来。那时距离演讲结束还有很多时间呢!

扩大传道职分

我早已每月花60小时上门探访人。可是,后来我在王国聚会所里听到一封信向全会众宣读出来,信里鼓励人参加先驱服务(全时的传道工作)。我一听见就向自己说:“这正是我所要做的事!”

1949年将近结束时,我奉派到地中海的著名港口马赛作先驱。在战后的那段日子,马赛的生活十分怡人。那里的电车司机为了不愿打扰街上的滚木球戏,甚至会把电车停下来。马赛就是这么富于人情味的城市。我和其他的先驱弟兄除了一间公寓之外找不到任何容身之所。但这间公寓也同时给人用来卖淫。这当然不是基督徒传道员的理想居所;但我必须指出,这些欢场女子从没有向我们说过任何不当的话,也没有对我们做过任何越轨的事。相反,她们很留心聆听我们的信息。

我们只有很少金钱,所以必须全心倚靠耶和华去供给我们的物质需要。傍晚时分,我们回家后都会彼此分享经验。有一天,我逐户传道时遇到一个南斯拉夫的女士。她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见到她从床边的桌子拿起一个巨型的十字架,热情地吻它,为的是证明她多么爱上帝。她愿意跟我们研究圣经,不久便看出崇拜偶像是虚空的了。

1952年11月,一位从巴黎来的先驱,萨拉·罗德里格斯,来到马赛协助传道工作进行。所有先驱弟兄都很高兴获得她的协助,因为她可以陪伴我们探访那些对圣经真理表现兴趣的女子。最后我“掳走”了她,因为她成了我的妻子。

1954年,我们新婚之后三个月,社方邀请我们到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马丁尼克岛去。自从当地在1950年早期驱逐海外传道员出境以来,我们是第一对在岛上传道的海外见证人。在海上渡过17天的航程后,我们终于到步,但脑袋里满是问题。我们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我们会在哪儿栖身,吃怎样的食物?要花多久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王国聚会所?

新地区、新生活

事实证明马丁尼克岛的居民非常好客。当我们逐家逐户探访人时,大家常常请我们吃点心。其实,户主留我们吃饭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我们也分派了很多圣经书刊。虽然岛上的居民大多数没有圣经,他们却对圣经十分尊重。

我们的第一个家是间锡顶的寮屋。雨季一到,晚上骤来的倾盆大雨打在屋顶上,就会把我们惊醒。一天里只有两、三次自来水供应。我们连浴室也没有,只好在细小的后院里,站在油桶中淋浴,轮流替对方洒水。这样的沐浴方法未免原始一点,但在阳光下工作了一整天,淋浴是非常受我们欢迎的!

萨拉必须适应当地的煮食方法,也要学会怎样烹调面包果。我小时以为在面包树的树枝上挂满了一个个的面包。其实,这种树的果实比较像蔬菜,烹调的方法跟煮马铃薯差不多。在那段日子我们常用海龟蛋连面包果一起吃。这种配搭非常美味,但在今天,吃海龟蛋已成为奢侈的享受了。面包果跟肉和鱼一起烹调也很不错。

物质的问题已经解决,丰盛的属灵祝福则足以补偿任何艰辛有余。有一天,我在回家途中向萨拉宣布,我已经找到一间可以容纳一百人的王国聚会所。她立刻问道:“租金多少钱?”我答道:“房东叫我自己决定租金。”那时我们每月只付得起10法郎的租金。要用这个价钱租一栋房子实在可笑,但上帝保佑,那人竟接受了。

我们本来期望极高,以为会有很多人参加聚会。因为别人常常说:“如果你们有个聚会所,我们一定来参加聚会。”可是,有很多个月,我们平均只得十个人出席。但坚持不懈终于得到收获。今天百花岛(马丁尼克岛的外号)上已有24群会众,总共差不多有2,000个见证人。

丰盛的祝福

大约1958年年终,我应一个年轻学生的请求,到法属圭亚那去。在一艘叫做尼纳的小船上渡过十天的航程后,我开始在马罗尼河的圣洛兰港口传道。我在那里遇到几个以前的囚犯。1945年法国废除充军制度后,他们一直留在当地。后来我到卡宴去,探到我所要见的那人。我在法属圭亚那逗留期间,他和其他几个人订阅了我们的杂志。现在他们已是耶和华手下热心的仆人了。

内子和我好几次应邀到耶和华见证人的布洛克林世界总部受训,受训的时间共计一年有多。在那里,我的确见到圣经中有关公正、平等的原则在上帝的百姓当中实行出来。担任要职的弟兄和在工厂里工作的年轻人都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在同一张桌上吃饭,领取完全一样的少量津贴。不错,我童年所梦想的公正、平等,在那儿都成了活生生的事实。

现在我已经65岁,从事全时服务亦有40年了。其中有多年时间,内子和我骑着摩托车在马丁尼克岛上穿梭往来向人宣扬好消息,传讲耶和华那以公平为基础的新事物制度。我们现今在分社服务,工作的那座办公大楼可以眺望法兰西堡壮丽的海湾。在上帝组织里许多年来的经历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只有在上帝的百姓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公平——没有种族、部落、宗教藩篱的公平。多年来我们见到很多人进入真理,他们和我们都一起盼望很快便能够在有义居于其中的新地社会里生活。——彼得后书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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