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的孩子

“青蛙的孩子是蛙儿。”

这是一句日本谚语，意思就是说，父母是怎样的，孩子长大后也会是怎样的。我的母亲是一名艺伎。

我在艺伎院长大，母亲是艺伎院老板。我自小身边便美女如云，她们都穿昂贵的和服。我料到自己长大后也会加入她们的行列。1928年，在我满六岁后，到了第六个月的第六日，我开始接受训练。据说666这个数字能够确保人在艺伎事业上平步青云。

我学习日本各种传统艺术，包括舞蹈、歌唱、弹奏和茶道等。我每天放学后便赶回家去，更换衣服，然后上训练课程。那时我又会再次遇见同学，因为我们都是艺伎的孩子。那段日子相当忙碌，却又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孩子到了12岁便无需继续接受强迫教育，我就是在这个年纪开始工作的。当时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艺伎，身穿一袭华丽的和服，衣袖垂下来时几及足部。我带着兴奋的心情开始艺伎生涯。

艺伎生涯

基本来说，我的工作就像女招待一样，负责娱乐客人，为他们服务。若有什么富贵人家在高级餐馆设晚宴，便会通知艺伎院，雇用几名艺伎助兴。艺伎有义务在晚宴中倾尽全力，招待周到，务求使每位客人都感到称心满意、宾至如归。

若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学会预期客人会有什么需要，然后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甚至在客人还未晓得自己有这些需要之前。我想最大的挑战莫过于要随机应变。客人如果临时要看舞蹈，我们便要随即起舞；客人如果想听音乐，我们便立刻抱琴弹奏。他们喜欢什么音乐，我们便奏什么音乐；他们要听什么歌曲，我们便唱什么歌曲。

大多数人都误以为艺伎全部都是高级、昂贵的应召女郎。事实可不是这样。虽然有些艺伎的确以卖淫过活，但艺伎无需沦落到这个地步。我自己的经验正好证明这点，我卖艺不卖身。艺伎是个表演者，她若能歌善舞、胜任愉快，便会客似云来；还可以从顾客那里收到名贵的礼物，或是慷慨的小费。

无可否认的是，很少艺伎真正才艺卓绝、样样皆精。大多数艺伎只精通一种日本传统艺术。可是，我却获得七项传统艺术的文凭，包括日本舞蹈、插花艺术、茶道、太鼓（一种日本鼓乐），以及用三味线（日本三弦琴）弹奏三种音乐。我如果没有这些谋生技艺，可能我也要对顾客百依百顺、惟命是从。

以往日本经济不稳，女孩子有时会自愿成为艺伎，以便维持家人的生活。她们借款支付训练课程，还要购买和服。另一些女孩子则是被家人卖给艺伎院的。她们的主人由于在她们身上花了大量金钱，于是要求这些女孩子干活还钱。这种情况对艺伎非常不利，因为她们太迟受训，并且一开始便欠下巨债。为了清还债项，不少艺伎在半推半就，甚或被迫的情况下出卖肉体。

后来我在各界名流当中很受欢迎，他们来自运动界、娱乐界、商界和政界。连内阁要员、首相等也曾是我的顾客。这些男子很尊重我，还为我的服务而向我致谢。他们作一般交谈时，我通常都不会插话，除非他们邀请我跟他们一块儿倾谈。有时他们也会邀请我发表一下意见。因此，我每天都要看报和收听电台广播，以求熟知新近的时事新闻。政府不时都举行一些谈判会议，有时我也要在场服侍达官贵人，因此我必须十分谨慎，以免把机密的谈判事宜外泄。

谁是生母？

在我19岁那年，亦即1941年，一天，我到一家餐馆赴约，当时有两位女士等候我。其中一位声称是我的生母，她来是要接我回家；另一位女士是艺伎雇主，她替我物色顾客。她认为我应当供养生母而非养母。我没想到，把我抚养成人的女人原来不是我的生母。

我的思绪非常混乱，于是跑回家去，告诉养母刚才发生的事。她一向都能抑制自己的情绪，但现在她也忍不住眼泪了。她说她本来会亲自让我知道我不是她的亲孩子，刚相反，我是在一岁的时候给送到艺伎院的。我得知真相以后，无法再信任人；我变得非常内向，沉默寡言。

我拒绝返回生母的身边。她显然是从我们短暂的会晤中，获知我已颇有名气，才想我维持她的生活罢了。从她朋友的工作地点的名声来看，那里的艺伎涉及不道德的勾当。我只想卖艺，不想卖身。到了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虽然我对养母非常失望，可是我必须承认，我获得谋生的技能也是托赖她的训练。我越是想及这点，便越觉得自己欠了她。她谨慎地为我挑选工作的地点，没有一次是例外的，免得我受到伤害，因为有些男人请艺伎来只是为了不道德的目的而已。我到现在仍然为此而感激她。

养母教导我许多做人的原则。她时常强调，我说“是”就该指是，说“不是”就该指不是。她也教导我学会肩负责任，并且要养成自律。由于听从她的教训，我在工作上才会这么成功。我若由生母抚养，我真不知道自己可会获得这样的帮助。别人收养了我也许反倒帮助我逃过种种不幸，因此，我为事情的发展感到欣幸。

战火中产下娇儿

我在1943年生了一个儿子。传统的日本文化并不承认“罪”这回事，这种观念使我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些什么错事，或什么可羞耻的事。儿子使我兴奋不已。他是我的命根儿，我为他而活，也为他而干活儿。

1945年，东京受到严重轰炸，我惟有抱着儿子逃离该市。当时食物短缺，儿子又患了重病。人们在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情况非常混乱，但我们后来还是上了火车，向着北部的福岛进发。当晚，我们住在一间小旅馆里，但我还未有机会送小乖乖到医院，他就因营养不良和脱水而夭折。他才两岁就死了，我感到悲痛欲绝。旅馆的烧水工人平时用一个火炉来烧洗澡用的水，他就把我儿子的尸体放在火炉上火化了。

此后不久，大战结束了，我于是返回东京。该市在炮弹的轰炸后已被夷为平地。我失去了家园，现在一无所有。我于是投靠一位朋友。她把自己的和服借给我，随后我便重操故业。养母也逃离了东京，可是她要求我寄钱给她，并为她在东京建一所房子。她的要求使我更感孤单、凄凉。我当时仍然为死去的儿子而哀伤，渴望有人会给我安慰，然而，她就是连提也没有提及我的儿子。她所关心的就只有自己。

家庭责任

传统教导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父母祖先所赐的，儿女有责任敏于服从父母，供养他们，直至他们去世为止，借此报答亲恩。因此，我就尽自己的本分。可是养母却得寸进尺，还要我维持她所收养的另外两个儿女的生活，这两个儿女本来是她兄弟的孩子。我在19岁之前一直以为他们是我的亲弟妹。

许多艺伎都不结婚，也避免有自己的儿女。她们通常会收养穷家女婴，然后训练她们成为艺伎，惟一的目的就是使自己在晚年时可以获得经济保障。我意识到养母给我的照顾和训练，无非也是为了同一的目的，我为此非常难过。我只是她未来的经济靠山而已。

我虽然也曾想过“为什么？为什么？”可是，我还是接受这一切。除了养母之外，我还要维持“弟妹”的生活，虽然他们都健康良好，有工作能力。但无论如何，我甘愿负起照顾他们三人的责任，无论他们需要什么，我就设法供应他们什么。养母在1954年去世。她在去世之前一天，曾跪在床上向我鞠躬，并正式向我致谢。她表示我已尽孝。她既承认这件事，又简略地表示过谢意，这足以弥补我多年的辛劳。我因自己已尽了责任而深感满足，这种满足感至今仍然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养育女儿

我在1947年生了一个女儿，我决定努力工作，好为她积聚财富。我每晚都出外工作。我曾在日本不少著名的剧院登台表演，包括银座的歌舞伎座（剧院）在内，收入也相当可观。

不论是表演舞蹈还是演奏三味线，我通常都是担任领导的角色。然而，我虽然获得了其他艺伎梦寐以求的成就，但我并不快乐。我若结了婚，也许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可是，艺伎生涯和婚姻生活是难以相容的。我的小女儿，爱子，成了我惟一的安慰来源，也是我的生活中心。

艺伎通常都会训练自己的女儿——不论亲生也好，收养也好——女承母业。我也跟从了这个习俗，着手训练女儿。可是，后来我不禁想到，我正为女儿预备怎样的未来。这种情况若继续下去，那么世世代代的子孙便无法知道，享有一个真正的家庭是怎么一回事。我要打破这条“链子”。我希望爱子和她的儿女都能够享有婚姻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不愿这青蛙之子又是蛙儿一名！

爱子步进青春期之后变得非常反叛。自养母在数天前去世后，爱子在家中惟一的友伴就是我雇用的女仆。她极需我花时间与她一起，给她关注。因此，即使我当时才30多岁，并且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我却决定放弃艺伎的工作，只参与舞蹈演出和弹奏三味线。为了爱子，我愿意放弃艺伎工作。后来，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差不多与此同时，爱子变得开朗、合理多了。我把时间花在她身上的确带来了美好的成果。

后来我们迁往一个宁静的住宅区，在那里，我开办了一家咖啡店。爱子逐渐长大，后来嫁了给一位名为公博的有为青年，我感到非常安慰。公博温文有礼，对我以往的生活方式表现谅解。

宗教上的争论

1968年，爱子给我生了第一个外孙。此后不久，她跟耶和华见证人研读圣经。这使我非常诧异，因为我们已有自己的宗教。自养母去世后，我在家里设了一个大型的佛教神龛，以便经常向养母跪拜。此外，我也每月扫墓，并且在墓前向养母报道最近发生的一切事。

祖先崇拜使我感到心安理得。我觉得自己已尽了本分，好好照料祖先，对他们表示感激。我也教导爱子将来同样要这样做。因此，由于她告诉我从今以后不再崇拜祖先，甚至在我死后也不会祭祀我，这使我非常震惊。我不禁自忖，‘我怎会有这么一个不孝女，她怎么会加入一个教导人忘宗忘祖的宗教呢？’在随后的三年间，我一直非常苦恼。

爱子后来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这件事成了我人生中一个转捩点。由于我没有出席爱子的浸礼，她的一位见证人朋友感到很诧异，于是告诉爱子她会前来探访我。我为此非常恼怒。可是，由于适当的礼貌自小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所以，那位见证人到访时，我很客气地招待她。她说在随后的一周会再次探访我，同样地，我又是由于礼貌而不好意思推却她。她一周复一周地探访我，初时我根本就不明白她究竟说些什么，这使我很不耐烦。可是，这样的圣经讨论逐渐推使我想想这一切事情的含义。

我回想养母以往说过的话。她虽然希望死后会受到敬奉，可是她并不相信有不死灵魂这回事。她说父母最希望的，就是儿女在父母仍然在世时对他们仁慈，并且以富于温情的方式跟他们说话。我读到传道书9:5,10及以弗所书6:1,2时，发觉原来圣经也主张同样的教训，我不禁茅塞顿开。养母其余的教训也跟圣经很吻合，例如我若说“是”就要指是，若说“不是”就要指不是。（马太福音5:37）我由于渴望知道圣经还提倡什么教训，于是同意接受一个经常的圣经讨论。

随着我对圣经的知识了解日深，我平生所尝到的悲苦之感逐渐消减。我也开始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这些聚会使我十分难忘。聚会所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十分友善，待人真诚仁慈，我的心也作出回应。明白到耶和华是一位慈悲的上帝，这尤其令我感动。他仁爱地宽恕所有愿意改过自新的犯过者。不错，他会宽恕我从前种种罪过，帮助我过一种新的生活！

生活上的改变

我虽然渴望事奉耶和华，但我跟娱乐界仍然有紧密的联系。当时我虽已50多岁，但仍然不时登台表演。市川团十郎在歌舞伎座演出“助六”一剧时，我担任三味线乐师中的领奏者，此外，我也是负责组织三味线乐师的两位主管之一。“助六”一剧需要有河东节式伴奏、伴唱，而三味线乐师中能够作这种演出的人不多，我若真的退出，便没有人可以代替我的位置。因此，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实在难以摆脱。

一位年长见证人的工作也跟日本某种传统艺术有关，他问我为何想放弃自己的工作。他解释，“人人都要谋生的。”他帮助我明白到，我的工作并没有违反圣经原则，因此他认为我可以继续登台表演，同时也可以事奉耶和华。

因此，我暂时继续在日本著名的歌舞伎座演出。后来，演出时间刚巧就是聚会的时间，于是，在那些晚上，我便要求其他人代替我演出。但不久之后，聚会时间改变了，因此我一方面能够演出，另一方面又可以聚会。通常表演结束后，演出者都会一起消遣，可是，为了准时出席聚会，我在表演后都要立即赶乘计程车前往聚会所。到了最后，我还是决定放弃登台演出。

那时我们将会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六个月，我们也为这系列演出而多次排练。我若在当时提及退出一事，这必然会引起许多难题。因此，我着手训练别人来取替我的位置，却没有表明自己的用意。巡回表演结束后，我向每一个有关的人解释，我已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现在正打算退出。当时有些人开始生气，另一些人指责我过于自负，故意为难他们。对我来说，那段时期殊不好受。可是，我紧守自己的决定，就此结束了40年的演出生涯。此后，我开始教授三味线，当然收入就大不如前了。

履行献身誓言

在此之前几年，我已献了身给耶和华上帝，随后在1980年8月16日受浸。现在，我对耶和华实在感激不尽。我觉得自己就像约翰福音4:7-42谈及的撒马利亚妇人。耶稣仁慈地跟她说话，她也悔改了。类似地，‘察看内心’的耶和华仁慈地指示我当走的路，由于他向我表现慈悲，我得以过一种新的生活。——撒母耳记上16:7。

1990年3月，就是我接近68岁的时候，我成为了先驱传道员（耶和华见证人的全时传道员）。爱子和她的三个儿女也成为了先驱传道员。他们长大后跟他们的母亲一样，正如那句日本谚语说：“青蛙的孩子是蛙儿。”爱子的丈夫是基督徒会众的长老。现在环绕我身边的，全是在真理中的家人，以及会众许多仁爱的属灵弟兄姊妹，这是我多大的福分！

我很感激自己的祖先，可是我最感激的却是耶和华，他为我做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多。我尤其感激耶和华的丰盛怜悯和安慰，这推使我渴望永永远远赞美他。——高桥泽子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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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岁开始受训

［第20页的图片］

与养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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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女儿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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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家里这个神龛前祭祀养母的

［第24页的图片］

与女儿、女婿和外孙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