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在伦敦举行的一个大会里，卢述福弟兄呼吁志愿人员到国外传讲好消息。我报了名，跟安德鲁·杰克一起获派到立陶宛当时的首都考纳斯服务。那时我18岁。

在外国宣扬王国信息

那时候，立陶宛十分贫穷，人民主要是务农为生。在乡村传道很不容易，要找个住宿的地方也相当困难，有些住处的环境实在叫我们难以忘记。例如，一天夜里我和安德鲁觉得很不舒服，就起来点燃油灯看看，发现满床都是虱子，我们从头到脚都被叮了！接着的一个星期，我每天早上都不得不到附近的一条河去，把全身浸在冰冷的河水里，好缓解痛楚。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决心继续传道。不久，我们住宿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遇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接受了圣经真理，还请我们到他们家住。他们的家地方不大，却很干净。尽管要睡在地板上，我们也绝不介意，因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当时，在立陶宛，罗马天主教和俄罗斯正教会的教士很有势力。惟独有钱人才能拥有圣经。我们的目标是，尽力把好消息传遍我们的地区，尽量把圣经书刊留给对真理感兴趣的人。每到一个地区，我们就先在市镇找个住处，然后小心谨慎地把好消息传遍附近的郊区，最后就迅速地传遍市镇。这样，我们通常在教士给我们制造麻烦之前，就将真理传遍了地区。

引起大众注意

1934年，安德鲁获邀到考纳斯的分部办事处工作。约翰·森珀成为我的传道同伴，我们俩都有一些难忘的经历。一天，我到一个小镇的律师事务所向一个律师传道。他非常生气，竟从抽屉里取出一把手枪，像要扣板机似的，喝令我立即离开。我随即向上帝默祷，并想起圣经的劝告：“温和的回答平息烈怒”。（箴言15:1）于是我说：“我只想跟你做朋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谢谢你没有开枪。”他听了就松开手指，我慢慢向后退，离开那里。

我跟约翰会合，怎料他告诉我，他也刚刚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约翰跟一个妇人谈话，之后妇人发现自己的一张大面额钞票不见了。约翰被误会是小偷，被带到警察局去。警察要约翰脱去衣服，进行搜身检查。当然，警察什么也没搜着。后来，他们捉拿了真正的小偷。

在这个宁静的小镇里，我和约翰的经历引起了大众的注意，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结果为我们的传道工作做了免费宣传！

秘密地工作

当时，在邻国拉脱维亚，传道工作是受到禁止的。我们接获了一项危险的任务，就是要把圣经书刊带进拉脱维亚。差不多每月一次，我们要在夜间乘火车到拉脱维亚。我们把书刊带进拉脱维亚之后，有时会继续前往爱沙尼亚，多拿些书刊再带回拉脱维亚。

有一次，一个海关官员接到消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就命令我们下火车，要我们把书刊带到他上司的办公室。我和约翰向耶和华祷告，求他帮助。出乎意料，那个海关官员没有告诉上司我们带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两个人有东西申报。”我表示我们要“申报”的东西，是一些对人有价值的书刊，能帮助学生明白，这个动荡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有什么重大意义。那个上司竟然挥手让我们通关。这样，我们就把书刊送到目的地，可算有惊无险。

随着波罗的海各国的政治局势日益恶化，耶和华见证人所受的反对越来越大，立陶宛的传道工作也被禁止了。安德鲁和约翰都被驱逐出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所有英国公民都受到劝谕要离开。我不得不离开立陶宛，心里十分难过。

我在贝尔法斯特郊外的一个大住宅区传道，遇到一个俄罗斯女子，她曾在立陶宛住了一段日子。我向她介绍一些书刊，她指着一本书说：“我有这本书，是伯父给我的。他是考纳斯大学的教授。”她拿出波兰语的《创造》给我看，书的空白处写满了笔记。其实，最初是我在考纳斯向她伯父作见证，送这本书给他的。那个女子知道后感到很惊讶。（传道书11:1）

在立陶宛，弟兄们陪伴我到希奥利艾这个小镇去，我做先驱时曾在那里服务。我在小镇里跟同工交往，一个弟兄告诉我：“许多年前，我和妈妈在镇里买了一幢房子。我们清理阁楼时，发现了两本书，就是《上帝的历代计划》和《上帝的竖琴》。我读了就知道自己找到了真理。我肯定那两本书是您很多年前留下的！”

我还到了一个市镇参加分区大会，我做先驱时曾在那里服务。65年前，我也在那里参加过大会，当时只有35人出席。现在我目睹超过1500人出席大会，感到多么鼓舞！耶和华确实大大赐福给他的子民，使传道工作成果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