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弗罗伊登施塔特受到盖世太保的滋扰，使我们不得不迁往另一个城市，我们于是在1936年前往斯图加特。我在当地与我们的地下行政组织取得联络，并且马上接获‘任务’。我会定期收到一些图画明信片，上面写着一些问候的语句，这其实是一些暗语。我的工作是要将这些明信片带到城里一处隐密的地方。为了不致打草惊蛇，我接获通知不可分派任何书刊。工作一切进行顺利，直至1938年八月为止。

有一天，我收到一张卡片，吩咐我在某个晚上站在一间著名的教堂门前，然后我会在那里接获进一步的资料。我于是依约前往指定的地点，当夜，大地漆黑一片，一个男子上前自我介绍说他是朱利恩斯·里弗尔，我知道这是一个在地下工作的忠信弟兄的名字。他慌忙地通知我在某日前往巴特埃姆斯与某个人会面，然后很快便不知所终了。

可是，在巴特埃姆斯的月台上，只见盖世太保等着我。究竟出了什么乱子？原来是那个在教堂门前的男子——他其实是以前一位来自德累斯顿的弟兄，名叫汉斯·米勒，他对我们在德国的地下工作了如指掌，但后来却与盖世太保勾结——设计陷害我。但他的诡计并没有得逞，因为在事发前不久，母亲刚通知我，她患上轻微中风，而我亦回信答应会在某日返回巴特埃姆斯探望她，很庆幸的是，我所定的日期恰巧与我奉派执行‘任务’的日期一样。我们的信件在后来法庭的聆讯中成为我的不在场证据。令我大感诧异的是，我竟被宣判无罪。经过五个半月的监禁之后，我终于在1939年重获自由。

响应他的友谊

当然，我无意在工作上缓慢下来，特别鉴于大部分弟兄都被关进集中营里或囚禁在其他地方。

负责德国活动的弟兄在米勒的协助下被捕之后，路德维格·赛勒内克接管分派灵粮的工作。这位弟兄以前是马格德堡伯特利的工作人员，刚从狱中释放出来。他前来巴特埃姆斯探我，对我说：‘玛利亚，让我们继续工作吧！’他带我返回斯图加特，我在那里找到一份俗世工作。可是，我的实际工作开始于1939年3月，任务是要将满载在多个行李箱内的《守望台》杂志复印本在斯图加特及邻近的地区分发出去。其他见证人亦无畏地分担这项任务。

这时，赛勒内克弟兄除了东北部之外，他已做遍国内的所有地区。由于见证人的住宅都受到监视，他必须谨慎行事，有时甚至要在树林里过夜。他不时乘坐特别快车到斯图加特来，向我口述一些有关我们在德国情况的特别报告。然后我会写一些普通书信，将信息用隐形的墨水写在书信行间的空隙里，再用一个假冒的地址，寄往荷兰的伯特利。

我的案件在1940年9月17日在斯图加特开庭聆讯。由于我负责书写及发出赛勒内克弟兄的信件，将我们的地下活动及所受的迫害通知住在国外的人，这是一项会招致死刑的严重叛国罪。但结果却有如奇迹一般，纵然我在斯图加特是主要的被告人，竟仅被判单独监禁三年半而已！

我终于在1943年重获自由，随即接获委派，负责接收来自霍尔格林根的神治资料，我需要步步为营。我将资料抄写之后，将其藏在热水瓶的瓶身内，再将瓶子盛满咖啡，送到住在莱茵河沿岸及德国威斯特沃区的弟兄那里。自那时直至大战结束为止，工作一直都没有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