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战时的逼迫，在欧洲努力传道

由于不肯舍弃信仰和停止传道，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有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被囚入狱，或送到纳粹的集中营里。残暴的虐待乃是司空见惯的事。那些还未关在监狱里的人则小心翼翼地继续执行他们的服事职务。他们传道时常常仅运用圣经，惟独回去探访感兴趣的人士时才介绍其他书刊。为了避免被捕，见证人也许会在一座楼宇里探访一户人家，然后转而探访另一座楼宇；或者他们会仅探访一户人家，然后到另一条街探访另一户人家。但他们在向人作见证方面绝没有畏缩不前。

1936年，盖世太保在全国各地逮捕了数千名见证人和感兴趣的人士，企图借此粉碎他们的工作。在此之后仅几个月，见证人在12月12日展开了一项运动，以闪电般的速度，将数以万计印成传单的决议放在德国各地居民的信箱里和门下。这些决议就纳粹当局对他们的基督徒弟兄所作的残酷迫害提出强烈抗议。在见证人开始分发传单之后不及一小时，警察已巡逻各处，试图逮捕分发传单的人。但他们在全国只捉到十多个见证人。

在纳粹政府全力禁制见证人的活动之后，见证人竟能展开这样的一场运动，实在令当地官员感到震惊。再者，政府官员也害怕人民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和其他保安人员到居民家里查问他们是否接获传单时，大部分人都否认。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收到传单，因为见证人只把传单分发给每座楼宇中的两三户人家而已。但是警察却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以为每户都收到一张。

在接着的几个月，纳粹官员大声疾呼否认决议所提出的指控。因此，当时仍然自由的见证人在1937年6月20日把另一项信息分发出去。这是一封公开信，信里详细列举见证人所受的逼迫，并且指名提及参与其事的官员，以及事情发生的日期和地点。见证人所作的这项揭发，以及他们竟有能力将这封信广为分发，令盖世太保大感惊愕。

德国巴特利普施普林格的库斯罗家庭的许多经历充分表明，他们具有同样的决心要向人作见证。由于拒绝背弃自己的信仰，威廉·库斯罗被纳粹政权在明斯特公开处决；在此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这家人所怀的决心。威廉的母亲希尔达立即到监狱去，请求当局将尸体交给她埋葬。她对家人说：“我们要对认识威廉的人作一个有力的见证。”葬礼举行时，威廉的父亲弗朗兹作了个祷告，表示对耶和华的仁爱安排深具信心。在墓旁，威廉的兄弟卡尔－海因茨根据圣经向在场的人提出安慰。虽然他们为了这样行而受罚，但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事是为耶和华的圣名和王国作见证，以借此尊荣他。

在荷兰，随着战时的种种压力与日俱增，当地的见证人明智地调整他们的聚会安排。他们把聚会改在私人家里举行，人数不超过十人。聚会的地点时常更改。每个见证人只参加自己所隶属的小组的聚会，并且绝不将举行研读的地点告诉别人，甚至对密友也不透露。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整个地区的人口时常由于战争的缘故被迫逃亡外地，耶和华见证人深知一般人亟需听见惟独来自上帝话语的安慰信息，因此他们无畏地将这个信息与别人分享。但是分社的一封来信提醒弟兄们要谨慎小心，正如耶稣在不同的场合面对反对者时十分谨慎一般。（马太福音10:16；22:15-22）由于这缘故，他们若遇到表现敌视态度的人，他们便会记下这人的地址，以便将来在该地区工作时特别留意。

在希腊，一般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经历到很多苦楚。可是，由于希腊正教的教士们所作的恶毒诋毁，耶和华见证人受到最严苛的对待。教士们坚要警方和法庭采取行动对付见证人。有许多见证人被囚下狱，或从家乡放逐到僻远的乡村去，或被囚禁在荒芜的海岛上，饱受艰苦的情况所折磨。尽管如此，他们却继续向人作见证。（可参阅使徒行传8:1,4。）他们时常在公园和公众休憩处与人谈论，或与别人一同坐在长凳上，对人谈及上帝的王国。对方若表现真正的兴趣，他们便会将一份十分受珍视的圣经书刊借给对方。后来他们会将书刊收回，转而借给其他的人。许多爱好真理的人深怀体会地接受见证人提供的帮助，甚至加入他们的行列，将好消息与别人分享；即使这样行为他们带来猛烈逼迫，他们亦在所不惜。

见证人之所以能够表现这样的勇气和坚忍不拔，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受到灵粮所滋养。大战期间，在欧洲有些部分，可以用来分发给人的书刊最后变成相当缺乏，但见证人却有办法使社方发行、供普世耶和华见证人阅读的资料在他们当中继续流通，从而能够保持坚强的信心。奥古斯特·克拉夫特、彼得·戈尔斯、路德维格·赛拉涅克、泰丽斯·施赖伯和其他许多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参与复制和分发研读资料的工作，并将这些灵粮从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瑞士偷偷运进奥地利。荷兰一位心地仁慈的监狱卫兵向阿图尔·温克勒伸出援助之手，设法给他一本圣经。即使仇敌极力防范，《守望台》所含令人舒畅的真理之水仍能渗进德国的集中营里，见证人暗地把圣经书刊在他们当中彼此传阅。

耶和华见证人虽然被囚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这绝不能制止他们作见证人。使徒保罗在罗马被囚时写道：“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然而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提摩太后书2: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耶和华见证人的情形也一样。卫兵们留意到他们的品行。有些兵士向他们提出问题，有几个甚至成为信徒，即使这样行意味到他们自己会丧失自由。许多与见证人一同被拘禁的囚犯来自一些很少传道工作进行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大战之后，有些这样的囚犯以耶和华见证人的身分回到本国，他们都渴望将王国信息在自己的国家里广传出去。

残酷的逼迫和总体战的影响并不能制止耶和华将人召集到他那伟大的属灵圣殿里崇拜他。（以赛亚书2:2-4）从1938年至1945年，公开参与这种崇拜而宣扬上帝王国的人，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均大为增加。在英国、芬兰、法国和瑞士，见证人大约增加了百分之百。在希腊，见证人增加到差不多等于以前的七倍。在荷兰则增至以前的十二倍。但是到1945年底，社方还未从德国和罗马尼亚收到详细报告，从其他国家则仅收到十分简略的报告。

大战期间欧洲以外的发展

在东方，世界大战也为耶和华见证人带来了极度的艰辛。在日本和韩国，他们由于倡导上帝的王国，不肯崇拜日本天皇而被逮捕、殴打及受到苦刑虐待。最后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见证人失去一切联络。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作见证的惟一机会便是受警方盘问或受法庭审讯的时候。大战结束时，耶和华见证人在这些国家里所从事的传道活动已差不多完全停顿下来。

战火蔓延到菲律宾时，由于见证人不肯支持日本，也不支持当地的抵抗运动，他们受到双方的虐待。为了避免被捕，许多见证人不得不撇下自己的家园。但是当他们在各地流浪之际，他们不断向人传道——若有书刊供应便将其借给别人，后来则只运用圣经。随着战线逐渐缩减，他们甚至装备了几只船，将大群见证人送到一些以前很少机会甚或从未有过机会听见王国好消息的地方去。

1941年5月，缅甸政府宣布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书刊流通，但促成这件事的并非日本军的入侵而是来自英国圣公会、循道会、罗马天主教会和美国浸信会的牧师对殖民地官员施加的压力。当时有两个在电报局工作的见证人见到一封电报，知道将会有什么事发生，于是弟兄们迅速将社方仓库里的书刊运走，以免被政府充公。然后他们设法将大部分书刊经由陆路运进中国去。

当时美国政府正运用缅甸公路将巨量战争物资运进中国，以支持中国政府。弟兄们试图托军车运送他们的书刊，但却遭到峻拒。他们设法从新加坡租一辆货车，但也未能成功。可是，当时负责管理社方的仰光存书仓库的米克·恩格尔向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提出请求，结果获准将书刊放在军车上。

在此之后，弗雷德·佩顿和赫克托·奥茨去见负责将物资运往中国的官员，请求将书刊放在军车上；但负责管理运输队的军官暴跳如雷地嚷道：“什么？我们有许多急需的军事物资和药品，由于车上没有地方，现在要撇在这里任由风吹雨打，我们又怎可能有地方装载你们那些毫无用处的宣传册子？”弗雷德伸手从公事包里拿出授权的书信来，向对方指出，他若不理会仰光官员的训示，事情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后来，负责管理运输队的军官不但同意运送两吨书籍，还拨了一辆轻货车，连同司机和供应品，供弟兄们使用。他们向北行过险要的山路，将他们的宝贵货物带进中国去。他们在宝山作过见证之后继续前行，最后抵达重庆。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一年，分发了数以千计宣扬耶和华王国的书刊。他们曾亲自向许多人作见证，其中一人是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中正。

与此同时，缅甸受到日益猛烈的轰炸，结果只有三位见证人留下来，其他的都迁到别国去，大部分则逃往印度去。留下来的三位见证人所能从事的活动自然颇有限，可是他们却以非正式的方式向人作见证。他们的努力在战后结出果子来。

大战期间，耶和华见证人在北美洲也遭遇严重的阻碍。暴民行凶的事件十分普遍，警方也常以违反宪法的方式应用当地的法例，结果为见证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有数以千计的人由于坚守基督徒的中立立场而被囚。可是，这一切压力并没有使耶和华见证人在逐户传道工作上缓慢下来。再者，从1940年2月开始，人们时常见到见证人站在商业地区的街头向人介绍《守望台》和《安慰》（即现今的《儆醒！》）杂志。他们甚至比以前更热心。虽然见证人所受的猛烈逼迫在这些国家里是前所未见的，从1938年至1945年，美国和加拿大的见证人数目却增加了一倍，他们用来从事公开传道的时间则增至以前的三倍。

在英联邦属下的许多国家（在北美洲、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诸岛），政府若非禁止耶和华见证人传道，便是禁止他们的书刊流通。这样的国家之一是澳大利亚。1941年1月17日，奉总督之命发表的一项官方通知宣告，耶和华见证人聚集起来从事崇拜、分发他们的任何书刊或甚至拥有这样的书刊，均属非法行为。澳大利亚的法律容许人在法庭上对禁令提出质问，社方便立即这样行。但直至两年多之后，高等法院的斯塔克法官才宣布政府的禁令所基于的条例是“专横武断、暴虐不仁的”。高等法院于是将禁令取消。但在禁令生效期间，耶和华见证人怎样行呢？

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使徒，‘服从上帝为统治者过于服从人。’（使徒行传4:19,20；5:29）他们继续向人传道。虽然遭遇许多障碍，他们甚至作出安排，于1941年12月25-29日在悉尼附近的哈格雷夫公园举行大会。由于政府拒绝为一部分代表提供火车运输，西澳大利亚的一群见证人便在车上装设特别的炉子，借着烧炭产生煤气作燃料，然后启程作一项长达十四天、横过澳大利亚大陆的旅程。旅途包括花一周时间穿越荒寂不毛的纳拉伯平原。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与其他六千位代表一同欣赏大会的节目。次年有另一个大会举行，但这次却化整为零，分为人数较少的150个小组，在国内的七个大城市举行。讲者在一个大会作完演讲之后，便接着到另一个大会演讲。

1939年，随着欧洲的情势日益严峻，耶和华见证人当中有些先驱传道员自告奋勇往其他地方服务。（可参阅马太福音10:23；使徒行传8:4。）三位德国先驱从瑞士奉派到中国的上海去。有几个传道员则前往南美洲。被调往巴西的先驱包括奥托·埃斯特曼和埃里希·卡特纳。在此之前，埃斯特曼曾在捷克斯洛伐克从事探访和协助会众的工作，卡特纳则在守望台社的布拉格办事处服务。他们的新委派绝不轻省。他们发觉，在某些农村地区，见证人清早起来开始传道至早上7时，然后他们再进一步从事外勤服务，直至入夜较晚的时候。卡特纳弟兄忆述，他在各地周游传道时，晚间常常在户外露宿，以传道袋权充枕头。——可参阅马太福音8:20。

埃斯特曼弟兄和卡特纳弟兄在欧洲曾受纳粹的秘密警察追捕。他们迁到巴西是否就不再受到逼迫呢？刚相反，仅一年之后，他们便由于当地政府受到一些同情纳粹的官员所教唆，把他们长期软禁及囚在狱中！来自天主教教士的反对也很常见，但见证人却锲而不舍地执行上帝授予他们的任务，不断把传道工作扩展到巴西一些尚未有机会听见王国信息的城市和村镇中。

回顾当时世界各地的情势，我们看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国家地区里，以大多数而言他们都面对政府的反对，若非禁止他们的组织活动，便是禁止他们的书刊流通。1938年，他们总共在117个国家地区中向人传道。但在大战期间（1939-45年），在60多个国家地区里，他们的组织或书刊受到禁制，或他们属下的传道员被驱逐出境。甚至在没有禁止他们活动的地方，他们也面对暴民行凶的事件，而且时常受到逮捕。即使如此，宣扬好消息的工作绝没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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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受监禁，他们也拒绝停止作见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数以千计的见证人为了信仰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备尝艰辛，以下只是其中几个例子而已

1．阿德里安·汤普森，新西兰。1941年在澳大利亚入狱；由于澳大利亚禁止耶和华见证人工作，他的免役申请不获批准。他获释之后成为周游监督，强化各群会众执行他们的公开服事职务。战后他在日本作海外传道员，并成为该国第一位周游监督；他继续热心传道，直至1976年去世为止。

2．阿洛伊斯·莫泽，奥地利。曾在七个监狱和集中营里服刑。1992年，他虽届92岁的高龄，仍然是个活跃的见证人。

3．弗朗兹·沃尔法特，奥地利。虽然弗朗兹的父亲和弟弟均被处决，这却没有使他退缩不前。他在德国的罗尔瓦尔德集中营被囚禁了五年。1992年，他在70岁的高龄仍然从事见证工作。

4．托马斯·琼斯，加拿大。在1944年被囚，后来在两个劳工营服刑。在从事全时服务34年之后，他在1977年被任命为分社委员会的成员，督导全加拿大的传道工作。

5．玛丽亚·洪巴赫，德国。曾屡次被捕；有三年半时间遭受单独监禁。她曾担任信使的工作，冒生命危险将圣经书刊带给见证人同工。1992年，她在90岁的高龄仍忠心地在伯特利之家服务。

6．马克斯及康拉德·弗兰克，德国。父子两人均曾屡次入狱，被囚禁了许多年。（康拉德的妻子格特鲁德也曾入狱。）他们都保持忠贞，继续热心事奉耶和华；大战之后，康拉德曾带头将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的传道工作重新组织起来。

7．A.普赖斯·休斯，英国。曾两次在伦敦的苦艾林监狱服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由于信仰入狱。曾在英国带头推广宣扬王国的工作，直至1978年去世为止。

8．阿道夫及埃玛·阿诺德与女儿茜蒙，法国。阿道夫入狱之后，埃玛和茜蒙继续从事见证工作，并且将书刊分发给其他的见证人。埃玛在狱中曾由于坚持向其他囚犯作见证而遭受单独监禁。茜蒙则被送往少年感化院。三人都继续作热心的见证人。

9．恩斯特及希尔德加德·塞利格，德国。他们两人为了信仰合共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超过40年的岁月。他们甚至在监狱里也锲而不舍地将圣经真理与别人分享。他们获得自由之后将全部时间用来宣扬好消息。塞利格弟兄在1985年逝世；塞利格姊妹则在1992年去世。两人均至死保持忠贞。

10．卡尔·约翰逊，美国。受浸两年之后即与数百个其他见证人被囚禁在肯塔基州的阿什兰监狱。曾作先驱及环务监督；在1992年仍然以长老身分带头从事外勤服事职务。

11．奥古斯特·彼得斯，德国。被迫与妻子及四个儿女分散，在1936-37年，以及1937-45年被囚在狱中。获释之后，彼得斯弟兄非但没有减少传道，反而更努力而投入全时服务。1992年，他在99岁的高龄仍然在伯特利之家服务；他目击德国耶和华见证人的数目增至16万3095人。

12．格特鲁德·奥德，德国。先在波兰的罗兹，后在奥治维兹集中营被囚；然后在德国的格罗斯罗森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囚。战后她在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卢森堡热心从事海外传道工作。

13．三浦胜尾，日本。他被逮捕及在广岛被囚禁了七年，在此之后，监狱的大部分被原子弹炸毁。可是，医生却发觉他并没有受到辐射线伤害。他将一生的最后岁月用来从事先驱服务。

14．马丁及格特鲁德·普辛格，德国。他们结婚之后几个月便被逮捕而被迫分离了九年之久。马丁被解往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格特鲁德则被送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虽然受到残暴的对待，他们的信心却没有动摇。他们获释后将全副精神用来为耶和华服务。有29年的时间，马丁作周游监督而走遍德国全境；后来他成为治理机构的成员，直至1988年去世为止。1992年，格特鲁德仍然是个热心的传福音者。

15．石井治三和石井松江，日本。有十年之久，他们在日本各处分发圣经书刊，但后来被政府监禁。虽然在大战期间耶和华见证人在日本的工作受到遏制，石井弟兄和石井姊妹却在战后再次热心向人作见证。到1992年，石井松江见到日本的见证人数目增至逾17万1000人。

16．维克托·布鲁赫，卢森堡。曾在布痕瓦尔德、卢布林、奥治维兹和拉文斯布吕克等集中营被囚禁。现今在90岁的高龄仍然保持活跃，在耶和华见证人当中以长老的身分服务。

17．卡尔·舒尔施泰因，德国。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是德国的周游监督。监禁了八年之后，1944年在达豪被秘密警察所杀。他甚至在营里仍继续努力造就别人的灵性。

18．金奉女，韩国。被囚禁了六年。现今在72岁的高龄仍然向别人传讲上帝的王国。

19．帕姆费·阿尔布，罗马尼亚。在受到残暴的虐待之后，他被解往南斯拉夫的一个劳工营，在其中被囚了两年半的时间。大战之后他再被囚两次，一共服刑了12年。他并没有停止向人谈及上帝的旨意。他死前曾在罗马尼亚帮助了数以千计的人与耶和华见证人的普世组织一同服务。

20．威廉·沙伊德尔，波兰。1939-45年被囚禁在纳粹的集中营里。1950-56年，以及1960-64年则被囚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忠贞不二地将全副精神用来宣扬上帝的王国，直至1971年去世为止。

21．哈拉尔德及埃尔莎·阿布特，波兰。在大战期间及其后，哈拉尔德由于信仰的缘故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14年的岁月，但甚至在狱中也继续向人传道。埃尔莎被迫与他们的女婴分离，其后他们更分别被囚禁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的六个集中营里。虽然大战之后耶和华见证人在波兰仍受禁制达40年之久，他们均继续热心地事奉耶和华。

22．亚当·西涅格尔，匈牙利。他曾六次在法庭受审，被判处23年徒刑，有八年半的时间被囚在监狱和劳工营里。获释之后成为周游监督，担任这件工作达30年之久。现今已69岁，仍然在会众里忠贞地作长老。

23．约瑟夫·多斯·桑托斯，菲律宾。在1942年被囚，在此之前用了12年的时间作全时的王国宣扬者。战后将耶和华见证人在菲律宾的活动重新组织起来，并且继续从事先驱服务，直至1983年去世为止。

24．鲁道夫·苏纳，美国。曾在西弗吉尼亚州米尔角被囚。获释后，以全时向人传讲上帝王国的信息——曾作先驱、伯特利家庭的成员及环务监督。1992年，在78岁的高龄仍然作先驱。

25．马丁·毛焦罗希，罗马尼亚。1942-44年，他在监狱里继续指挥特兰西瓦尼亚的传道工作。获释之后，他周游各地鼓励见证人同工努力传道，自己也无畏地向人作见证。1950年再次被囚，1953年死于劳工营里；直至去世之日仍是耶和华手下忠贞的仆人。

26．R.阿图尔·温克勒，德国和荷兰。最先被解往埃斯特韦根集中营；在营里继续向人传道。后来在荷兰被盖世太保毒打，直至面目难以辨认。最后，他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生忠贞、热心地向人作见证，直至在1972年去世为止。

27．朴玉姬，韩国。在汉城的西大门监狱服刑三年；曾受到难以形容的苦刑虐待。1992年，在91岁的高龄仍然以特别先驱的身分热心向人作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