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怀疑，把犯人关进牢房是不是真的管用。他们注意到，全球的囚犯数目已激增到八百万以上，许多地方的犯罪率却持续偏高，没怎么下降。因贩毒、藏毒等罪行服刑的人，虽然为数众多，但非法毒品还是唾手可得。由此可见，情况非常严重，实在不容忽视。

解决问题还是制造困难？

“贬损囚犯的人格，只会使他们意志消沉，绝不能帮助他们适应外面的世界，重投社会。”——《亚特兰大宪法报》一篇社论。

众多事例表明，把罪犯扔进牢房只能治标，绝不能治本。刑满出狱的囚犯，真可以说他a已经抵偿了自己的罪责吗？受害人或他们的亲属又怎么样？丽塔的16岁儿子惨遭杀害。凶手给定罪后，仅仅服了三年刑就获释了。丽塔诉说：“我的儿子死不瞑目！”“请停下来想想。你能体味这句话的含意吗？”丽塔的事例表明，尽管噩梦早已过去，尽管案件早已审结，受害人的亲属还是心有余悸，悲痛之情挥之不去。

这个问题除了关系到罪行的受害人之外，也牵涉到其他人。要知道，囚犯获释后，无论是重新做人也好，变本加厉也好，他们对社会安宁，甚至你的人身安全，都有直接影响。他们既可以让你平静地过日子，也可以使你惶恐不安。

罪犯集训营

判罪犯入狱，对扑灭犯罪行为不一定奏效。姬儿·斯莫洛在《时代》杂志写道：“只顾斥资建造牢房，而不拨款帮助囚犯重新建立自我形象，对打击罪行非但不济事，反而使犯罪活动愈加猖獗。”彼得b坐过14年牢，他对以上的话很有同感。他说：“大部分的监友，起初都是因轻罪入狱的。他们变本加厉，进而侵犯他人财产，最后更堕落为危害他人的悍匪。监狱犹如集训营，犯人跟其他惯犯混在一起，越学越坏，到头来比入狱前还要糟糕。”

把罪犯收监，也许能暂时阻止他们为害社会。但从长远观点看，监禁对犯罪活动似乎起不了什么阻遏作用。住在市中心贫民区的小伙子，一般都把坐牢看做“入门经验”。他们往往沦为惯犯。拉里常常进出监狱，他说：“把罪犯扔进牢房，并不能促使他们洗心革面。他们出狱后，又会故态复萌。”

据美国一次调查所得，有半数的严重罪行是由百分之5左右的罪犯干的。由此可见，监狱好比一扇“旋转门”，罪犯在狱中兜了个圈子又出来作案了。《时代》杂志评论说：“囚犯在狱中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他们不是发泄一通，唠嘈一通，就是聚在一起切磋犯罪伎俩，交流作案经验，……准备出狱后再干一番。”

上述情况绝不是美国独有的。约翰·瓦蒂斯是希腊军事监狱的驻诊医生。他说：“监狱是滋生犯罪分子的温床。犯人在狱中越学越坏，变得凶狠残暴、卑鄙无耻。他们出狱后，十有八九都准备‘回敬’社会。”

社会代价

监狱危机对你的经济负担也有影响。就以美国为例。据估计，每个囚犯每年的花费约为2万1000美元，全部出自纳税人的钱包。六十岁以上的囚犯所花的公帑，有时相等于上述数额的三倍。在许多国家，公众也为了其他原因，对刑罚制度日渐失去信心。以下都是当前公众关心的问题：犯人提早获释；诡计多端的律师发现了某些技术性细节，借以替犯人开脱了罪责，弄得受害人提心吊胆。他们担心犯人获释后，肆行无忌，目无法纪。受害人处于弱势，人微言轻，对司法程序毫无影响力可言。

公众日益关注

正如附栏指出，囚犯在狱中遭到不人道的待遇。这些事实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监狱制度的信心。犯人在服刑期间遭受冤屈，要帮助他们弃邪归正就难上加难了。此外，有好些人权组织也注意到，在狱中服刑的犯人，属于少数族裔的特别多。他们不禁怀疑，这个现象是纯属巧合还是种族歧视所致。

1998年，美联社报道了一批前囚犯，向美国宾雪法尼亚州的霍姆斯伯格监狱索赔。他们声称服刑期间，当局拿他们充当实验品，在他们身上进行化学试验。美国有些监狱重新采用铁链，把在户外劳动的囚犯拴在一起，那又怎么样呢？国际特赦组织报道：“囚犯队经常在烈日下劳动10至12小时，除了一小时午休外，其余时间只能稍稍歇手喝水。……囚犯队可用的厕所不过是便携式便盆，前面有临时设置的屏风遮挡住。囚犯整天跟队友拴在一起，就是上厕所，也不得解开锁链。要是没有便盆可用，囚犯就被迫当众蹲在地上。”幸好，不是所有监狱都这样做。给囚犯以非人的待遇，不但贬损囚犯的人格，也贬损了监狱管理层的人格。

造福社群？

危险的罪犯收监以后，社区居民才一块石头落地，放心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在别的社区，居民为了其他原因，主张保留监狱。在澳大利亚一个名叫库马的小镇，政府当局打算把区内的监狱关闭，居民群起抗议。为什么呢？因为谋生艰难，不少居民的工作都跟监狱有关，关闭监狱犹如打破他们的饭碗。

近年来，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了节省开支，把监狱的管理权卖给私营机构。可悲的是，私营机构以赚钱为本，自然认为囚犯越多、刑期越长就越好。由于这个缘故，正义和营利主义有时被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