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下的罗马尼亚

1946年11月，艾尔弗雷德·拉泰文探访罗马尼亚之前一年，共产党夺得罗马尼亚的政权。接着的几年，共产党清洗国内所有敌对势力，并借着把文化和政治体制跟苏联看齐，加速靠拢苏联。

为了要在暴风雨来临前作妥准备，弟兄们印制了大批杂志、册子和书刊，并把这些印刷品收藏在全国各地20个书库里。在这段时期，许多弟兄姊妹比以往更热心传道，有些更加入了先驱的行列，其中包括米哈伊·尼斯托尔和瓦西里·萨巴达克。

米哈伊被派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中部和西北部做传道，他一直谨守先驱岗位，就算共产党禁制传道活动并且长期追捕他，米哈伊也没有停止先驱工作。他是怎样避开敌人的耳目呢？他说：“我做了一个袋，这个袋跟售卖窗子的人所用的一模一样，然后，我穿上工作服，手拿窗玻璃和一些工具，绕着乡镇的大街而行，这些地方就是我的传道地区。当我遇上警察或某些人，就会扬声叫卖，其他弟兄则用不同的方法避开反对者。这样传道的确很刺激，但也相当危险，不单对先驱来说是这样，对接待传道员的家庭来说也是一样。可是，看见圣经学生灵性进步，传道员数目不断增加，我们的确大喜过望。”

瓦西里·萨巴达克经常要搬家，但他继续做先驱。他尤其善于寻找及支援那些被秘密警察驱散到各地的弟兄。秘密警察是新共产政权监视人民的庞大网络。瓦西里说：“如果不想被抓，我既要谨慎行事，也要懂得随机应变。穿州过省时，我必须找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例如医生的转介信，说明我必须到某地接受温泉治疗等。

“为了避免引起别人怀疑，我在弟兄之间建立了若干秘密交通途径，确保他们定期收到灵粮。我的座右铭是以赛亚书6:8：‘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和马太福音6:33：‘要不断先追求王国’。经文给我力量坚持下去，也使我喜乐地谨守岗位。”瓦西里虽然事事谨慎，却仍需具备这些特质，因为他跟其他弟兄一样，最后也会被捕！

经历猛烈迫害

到了1948年，罗马尼亚跟总部的通信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弟兄只好用暗语把信息写在明信片上。1949年5月，马丁·毛焦罗希带来一个信息，是布加勒斯特办事处的同工彼得·兰卡寄来的。他说：“全家人都很好，这里吹烈风，十分寒冷，我们都不能到田里工作。”之后不久，另一个弟兄这样写，“现在我们不能要糖果，许多人病了”。他的意思是，现在无法把灵粮运到罗马尼亚，而且许多弟兄已经入狱。

司法部在1949年8月8日颁布了一项裁决，之后，布加勒斯特的办事处和宿舍就被勒令关闭，一切机器，包括弟兄姊妹的私人财物全被充公。在接着的几年，许多弟兄被捕和判了刑。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耶和华见证人被指为共产党员；但当共产党掌权后，弟兄们却被视为“帝国主义者”和“替美国做宣传”。

在共产政权下，间谍和密探无处不在，《1953年鉴》说，共产政府为了监察人民，采用了十分极端的手段，“任何人在罗马尼亚收到西方国家寄来的邮件，就被列入黑名单和受到监视。这里的恐怖气氛可怕得简直无法形容，就算是家人也不能完全信任。人民完全没自由可言”。

1950年年初，帕姆菲尔·阿尔布和妻子埃列娜、彼得·兰卡、马丁·毛焦罗希和其他许多弟兄被捕，并且被诬告是西方国家的间谍。有些弟兄被严刑拷问，警察企图迫使他们供出一些机密资料和承认自己是“间谍”。不过，弟兄们只承认他们崇拜耶和华及为他的王国服务。经过一番严刑迫供后，有些弟兄被关进监狱，其他的则被送进劳动营。这股迫害浪潮对传道工作有什么影响？那年是1950年，罗马尼亚传道员的数目增加了 百分之8。这项增长的确见证了上帝的灵所发挥的力量！

马丁·毛焦罗希弟兄被送进特兰西瓦尼亚的盖尔拉监狱，当时他已年近70。1951年年底，他在狱中去世。关于毛焦罗希弟兄，一份报告叙述：“他为了坚守真理，经历了许多磨难，尤其在1950年1月被捕之后。现在，他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不错，差不多有20年，马丁一直忍受着教士、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他的忠贞榜样令人想起使徒保罗的话：“那美好的一杖我已经打过了，赛程我已经跑完了，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马丁的妻子马丽亚虽然没有被判监，但她在逆境下同样保持坚忍，是我们的好榜样。一个弟兄说，她“才智过人，对主的工作全情投入”。马丁被捕后，他们的养女马里瓦拉和其他亲戚照顾马丽亚。马里瓦拉自己也曾入狱，并在1955年秋天获释。

“耶和华见证人有坚贞不屈的气节”

1955年，政府颁布特赦，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获得释放。可是，这趟所获得的自由却是短暂的。由1957年到1964年，耶和华见证人再次被缉捕，有些弟兄更被判终身监禁。不过，被囚的弟兄并没有灰心丧气，反之，他们彼此鼓励，决心坚守立场。事实上，弟兄们在狱中都以为人忠诚、谨守基督徒原则著称。一个政治犯忆述：“耶和华见证人有坚贞不屈的气节，他们绝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舍弃信仰。”这个政治犯还指出，在他被囚的监牢里，“耶和华见证人是囚犯当中最受欢迎的”。

1964年，政府宣布另一次特赦，但这次的境况也同样维持不了多久，从1968年到1974年，政府展开更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一个弟兄写道：“由于宣扬王国的好消息，我们受到虐待和奚落。我们恳请你们为狱中的弟兄祷告，我们深知所发生的事是一项试炼，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坚忍。我们会遵从马太福音24:14的吩咐，无畏地向人宣扬好消息。再一次，我们恳切地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如我们后来看到，耶和华的确应允了忠仆含泪所作的热切祷告，并以不同的方式安慰他们。

撒但散播怀疑的种子

魔鬼撒但不单从外部攻击上帝的仆人，他也从内部发动攻击。举个例，有些弟兄于1955年从监狱获释，入狱前，他们负有监督的职责，但出狱后却没有重新被任命。他们开始埋怨，并向其他弟兄诉说不满。他们一度在狱中坚守立场，出狱后却由于感到面子受损而信心动摇，这实在叫人惋惜！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个曾是身居要职的弟兄，为了逃避处分，竟然跟秘密警察私通，导致传道工作遭受严重打击，也伤害了许多忠信的同工。（马太福音24:10）

上帝的子民还要应付，由于各人良心敏感程度不同所引起的歧见。例如，弟兄被捕后，政府一般容许他们选择入狱或到盐矿工作，有些弟兄觉得，选择到盐矿工作的人，没有谨守圣经的原则，等同妥协。另一些人则坚称姊妹不应佩带饰物或使用化装品。有些人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到电影院或剧院看戏，甚至不应该拥有收音机。

可是，从积极的一面去看，大多数弟兄却未有在重大的问题上迷失方向，他们知道最要紧的是对上帝保持忠贞。1958年的全年传道报告可以证明这点，报告显示有5288人参与传道工作，比上一年多出1000多人！此外，耶稣基督受难纪念聚会的出席人数是8549，受浸人数是395。

另一个考验在1962年来到，那一年《守望台》解释罗马书13:1时，调整了以前的看法，指出“在上当权的”是指世俗政府，不是指耶和华上帝或耶稣基督。由于曾在苛酷的政权下吃尽苦头，罗马尼亚许多弟兄觉得很难接受这个新解释。事实上，有些人深信这是奸狡的共产党所施的诡计，目的是要他们对国家惟命是从。他们觉得这个新解释跟马太福音22:21的原则互相抵触。

一个弟兄跟另一个曾到过柏林、罗马和其他城市的弟兄谈及这件事，他回忆说：“这个到过许多地方的弟兄证实这个新解释是出自奴隶阶级的，不是共产党的诡计。但我仍然感到疑惑，因此我问区域监督，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

区域监督回答：“坚守岗位，做好上帝交给我们的工作，这就是 我们该做的事！”

“这确实是高见，我很高兴告诉你们，直到今天，我仍然坚守岗位，做上帝的工作。”

在罗马尼亚，弟兄很难彼此联系。总部和分部继续督导当地的传道工作，帮助分散各地的弟兄明白上帝逐步显示的真理，同时团结一致地执行传道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写许多信，也在《王国传道月报》发表适时的文章，教导弟兄姊妹。

可是，怎样把灵粮分发给耶和华的子民呢？督导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跟负责探访会众的监督和会众的长老暗中保持联络。方法是由可靠的信差往返位于瑞士的中央办事处，递送书信和报告。因此，弟兄姊妹至少也能获得一些灵粮和上帝组织的指引。

忠贞的弟兄姊妹也竭力在会众和小组里营造和谐的气氛。约瑟夫·茹坎弟兄就是这样，他常常说：“除非我们继续定时吸收灵粮，并且跟‘妈妈’保持密切联系，否则我们就不能奢望可以渡过哈米吉多顿。”这里的“妈妈”是指耶和华在地上的组织。像约瑟夫·茹坎那样的弟兄，实在是上帝百姓中一项宝贵的资产，他们就像壁垒一样，抵挡外来的攻击，使会众保持团结。

敌人心狠手辣

共产党为了削弱耶和华的仆人的信念，及迫使他们屈从，除了雇用间谍，还招揽叛道者收集见证人的情报；他们拷打见证人，造谣中伤见证人，并威胁杀害他们。告密陷害见证人的，可能是他们的邻居、同事、变节背教的假弟兄、家人，也可以是秘密警察。敌人甚至假装对真理感兴趣，渗进基督徒组织，查探组织的事务。这些“假弟兄”对弟兄姊妹造成很大的伤害，也令很多弟兄被捕。其中一个“假弟兄”叫萨武·加博尔，他甚至在组织里负有若干职责，他的真正身份在1969年被揭穿。（加拉太书2:4）

政府密探还装置隐蔽的麦克风暗中监察某些人或某些家庭。蒂莫泰伊·拉泽尔说：“我由于坚守基督徒中立，被关进监狱，那段时间，秘密警察经常传召我父母和弟弟到他们的总部盘问，问话时间有时长达6小时。有一次，他们把我的家人召去问话，趁机在我们家里装置偷听器。那天晚上，我弟弟发现家里的电量计转得特别快。弟弟是电气技师，他四周查察，发现了两个偷听器。他将现场情况拍摄下来，然后把偷听器拆除。第二天，秘密警察前来查问，他们的玩意儿（秘密警察这样叫偷听器）在哪里。”

造谣中伤见证人的文章，大多抄袭其他共产国家反见证人的文章。例如，一篇叫“耶和华教派和他们的反动特征”就是取自一份俄语报章。文章指控耶和华见证人有“典型政治组织的特征”，这个组织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搞破坏”，文章还怂恿读者举报任何提倡见证人主张的人。不过，人只要细心思考就会看出，这种摇旗呐喊的政治宣传其实间接表示反对者已经失败，因为这等于向所有人宣布，耶和华见证人仍然十分活跃，而且没有停止向人传道。

每逢秘密警察抓获弟兄姊妹，他们就以酷刑对待，毫不留情。为了套取口供，他们甚至在被捕的人身上，使用能影响神志和神经系统的化学药物。萨莫伊勒·伯勒扬是其中一个受害人，他忆述：“盘问开始后，他们要我吃药，这些药物对我的伤害更甚于拷打。不久我发觉有点不对劲，走路东倒西歪，也无法上楼梯。之后，我长期失眠，精神无法集中，说话变得结结巴巴。

“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大约一个多月后，我失去了味觉，消化系统也失灵，我感觉全身所有关节都好像脱了臼，实在痛不欲生。我的双脚严重出汗，鞋子穿了两个月便烂了，需要扔掉。盘问我的人喊道：‘为什么你还是不肯说实话？难道你看不见你现在的模样吗？’我心里怒不可遏，几乎情绪失控，但我知道必须竭力克制自己。”幸好，过了一段时间，伯勒扬弟兄完全康复过来。

秘密警察也使用精神虐待这一套。亚历克萨·博伊丘忆述：“一天晚上，他们叫醒我，带我到大厅去，让我听到一个弟兄被殴打，之后，我听到一个姊妹的哭声，然后听到我妈妈的声音。我宁愿被毒打，也不愿听见这些痛苦的叫喊声。”

他们表示，只要弟兄肯说出其他见证人的名字、聚会时间和地点，就会无罪释放。此外，他们更怂恿见证人的妻子离开在监里的丈夫，这样儿女就会有较好的前途。

由于见证人的财产被国家接管，许多弟兄被迫在集体农庄工作。那里的工作也算过得去，只是必须出席经常举行的政治集会，那些不出席的人会被人奚落，薪金也会被克扣至几乎一无所有。这对耶和华见证人来说可谓雪上加霜，因为他们从不参与政治集会或有关的活动。

当政府密探搜查见证人的家时，他们也没收私人财物，尤其那些可以拿去变卖的物品。冬天的时候，他们时常毁坏见证人的炉灶——惟一可以用来生火取暖的工具，为什么要这样残酷？他们说，因为炉灶是收藏书刊的好地方！然而，弟兄们没有因此而噤若寒蝉。虽然他们要在劳动营或监狱里忍受虐待、困乏，他们却继续为耶和华作见证，继续彼此安慰。

在劳动营和监狱赞美耶和华

除了监狱之外，罗马尼亚还有三个规模很大的劳动营，一个在多瑙河三角洲，一个在布特伊拉的格雷特岛，第三个则位于连接多瑙河和黑海的一条运河上。由共产党掌权的时代起，被捕的见证人跟以前迫害他们的人往往被囚在一起，这些人由于跟前政权关系密切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一个分区监督弟兄竟然跟20个教士被关在一起！不用说，对着这些跑不了的听众，弟兄有机会跟他们谈论圣经信息！

举个例，一个弟兄在狱中曾跟一个神学教授详谈，这个神学教授曾投考教士一职。弟兄很快发觉这个教授对圣经几乎一无所知，在场聆听的囚犯中，有一个是前政权的将军。

将军问那个神学教授：“怎会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工匠竟比你更了解圣经！”

教授说：“在神学院，我们学的是教会的传统和跟传统有关的东西，并非圣经。”

将军慨叹，说：“以往，我们信任你们的知识，但现在我看到，我们一直受你们误导，真是可悲！”

结果，许多囚犯对真理有了确切的认识，并且献身给耶和华，当中包括一个因抢劫而被判刑75年的囚犯。事实上，这个囚犯在品格上的重大转变，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注意。结果，当局给这囚犯一个新工作，就是在无人监察下，到镇里为监狱采购物品，这个工作一般不会给因抢劫而被监禁的人。

然而，被囚的生活并不好受，狱中缺乏食物。犯人甚至请求不要削土豆的皮，以求可以吃多一点点。为了充饥，他们吃甜菜根、野草、树叶和其他植物。后来，许多人都死于营养不良，而且所有人都染上痢疾。

夏季，多瑙河三角洲劳动营的弟兄，在一个建筑中的水坝做搬运泥土的工作。到了冬季，他们要站在冰上把芦苇剪掉。他们睡在一只残旧、铁造的渡轮上，要忍受冰冷、肮脏的船舱，及那些麻木不仁的卫兵。就算有囚犯死去，这些卫兵也无动于衷。虽然如此，弟兄们无论处于任何情况，都继续彼此鼓励，互相帮助，以求使大家保持灵性坚强。请看看迪奥尼谢·瓦尔丘的经历。

就在迪奥尼谢获释之前，一个狱警问他：“迪奥尼谢，铁窗的滋味有没有使你改变信仰？”

他回答：“先生，你会用一套质料上乘的衣服跟人交换一套质料较差的衣服吗？”

狱警回答：“不会。”

迪奥尼谢说：“在服刑期间，既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更好的信仰，为什么我要改变呢？”

狱警无言以对，就握住迪奥尼谢的手，说：“迪奥尼谢，现在你自由了，要继续持守你的信仰。”

弟兄姊妹像迪奥尼谢一样，并非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他们只是平凡人，他们能够表现出勇气和属灵力量，是由于全心信靠耶和华。他们以令人惊异的方式，把自己的信心体现出来。（箴言3:5,6；腓立比书4:13）

从记忆中学习

安德拉什·莫尔诺什回顾在狱中的情况，说：“服刑期间是我受到上帝训练的时期。”为什么安德拉什这样说？因为在这段时间，他看出每周参加聚会，跟弟兄一起学习耶和华的话语大有价值。安德拉什说：“通常，聚会所用的资料不是写在纸上，而是记在脑子里的。弟兄回忆入狱前读过的《守望台》文章，少数弟兄甚至能记得整本杂志的内容，包括研读文章的问题！”对某些弟兄来说，这种异乎寻常的记忆力，是由于入狱前有份做抄写灵粮的工作。（参看第132-133页“复制方法”的附栏）

编排基督徒聚会时，负责的弟兄会宣布打算讨论的题目，然后各人会尽力回忆跟这题目有关的经文和从圣经书刊读过的论点。然后，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资料。他们选出一个弟兄主持聚会。祷告之后，主持人会提出合适的问题，引导各人参与讨论。所有人发表了评论之后，主持人会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便讨论下一个问题。

某些监狱禁止弟兄举行小组讨论，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有方法进行这些讨论。一个弟兄回忆：“我们把浴室的窗框拿下来，用肥皂跟墙上刮下来的石灰混和，然后抹在玻璃上，干了以后，这块玻璃就成了一块写字板，让我们记下当天讨论的资料。通常一个弟兄负责静静地口述，另一个弟兄则把他的话抄在写字板上。

“我们被分配到几个不同的囚室，因此每个囚室就是一个研究小组。住在同一囚室的弟兄会传阅每一课的内容。由于只有一个囚室有写字板，其他囚室的弟兄便要用摩尔斯电码（摩斯密码）接收资料。怎样进行？一个弟兄会尽量轻敲墙壁或暖水管，把文章内容传送出去。其他囚室的弟兄把杯子紧靠墙边或水管，并用耳朵贴近杯子（作为声音收集器）聆听。不用说，那些不懂摩尔斯电码的弟兄迟早都要学会使用这个通讯方法。”

多亏一些同样灵活变通、足智多谋的姊妹，有些监狱的弟兄可以收到新近出版的灵粮。她们所用的一个方法是，在烘面包时把书刊藏在面团里。弟兄称这些面包为来自天上的粮食。这些姊妹还把圣经带进监里。她们先把圣经的一部分，折叠成若干小方块，藏进塑料球里，然后在球的表面蘸上溶化了的巧克力或可可粉。

这样的安排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弟兄们要在厕所里阅读得到的灵粮，这是惟一免受狱警监视的地方。当一个弟兄准备从厕所出来时，他会先把资料藏在厕所水箱后面，不是见证人的囚犯也知道这个秘密，他们当中许多人如厕时，都会喜欢趁着这刻的安宁，把灵粮拿出来静静地看。

妇女和孩童也忠贞不二

像其他见证人一样，维奥丽卡·菲利普和姐姐奥莉卡也受到家人迫害。她们有七个兄弟和一个姐姐。维奥丽卡叙述：“由于奥莉卡渴望全情投入耶和华的工作，1973年她放弃了在克卢日－纳波卡攻读大学，并在不久受了浸。她那真诚和热心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好奇，因此我开始对上帝的话语产生兴趣，并尝试查考圣经。当我获悉上帝应许人将来可以在地上的乐园享永生，我想：‘还有什么比这个希望更好的呢？’我继续研读圣经，并遵从圣经的吩咐，恪守基督徒的中立原则，拒绝加入共产党。”

维奥丽卡继续说：“1975年，我献身给耶和华，并从家里迁往锡盖图－马尔马切伊的亲戚那里居住。当时我在锡盖图－马尔马切伊当教师。由于我表明不参与任何跟政治有关的活动，校方通知我会在学期结束后把我辞退。家人由于不想我失业，因此便向我和姐姐施压。”

除了我受到迫害之外，甚至校内的学生也受到秘密警察恐吓。许多学生不但遭受殴打和讥嘲，还被开除学籍，要另找学校。有些学生更被迫辍学。秘密警察甚至招揽一些儿童做他们的耳目！

达妮埃拉·穆卢灿现在是个先驱，她忆述：“共青团（即共产党青年团）是共产党向青少年施行政治教育的工具，我拒绝加入这个团体。由于这缘故，他们经常在其他学生面前侮辱我。我刚上第九班，由于老师和其他职员向秘密警察通风报信，秘密警察常常为难我，使我吃了不少苦头。从1980年到1982年，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秘密警察就把我带到校长室盘问，几乎从不间断。不用说，在盘问我之前校长会先被遣走。盘问我的是秘密警察的一个军官。比斯特里察－讷瑟乌德县的弟兄都很熟悉他，因他特别仇视我们，对见证人穷追猛打。他甚至随身带着一些指控负职责弟兄的信。他让我看这些信，用意是要破坏我对弟兄的信任，使我最终舍弃信仰，甚至连我这个女学生，也转而成为秘密警察的内应。可是，所有方法最后都是白费心机。

“不过，我的经历不是由始至终都是这么糟的，例如，我的历史科老师虽然是个共产党员，却很想知道，为什么我经常被传去问话。一天，老师取消了历史课，用了两个小时问了许多关于我的信仰的问题，他对我的答案留下深刻印象，并认为我不该受这样的苛待。经过这次讨论后，他开始尊重我们的观点，甚至愿意接受我们的刊物。

“可是校方却继续针对我，我读完了第十班之后，他们就要我退学。虽然如此，我却马上找到了工作，从没后悔对耶和华谨守忠义。事实上，我很感激耶和华让我在一个忠于耶和华的家庭长大，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们虽然在共产政权下受到迫害，却始终对上帝保持忠贞。他们的好榜样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

年轻人受到考验

秘密警察特别针对那些谨守基督徒中立的年轻耶和华见证人。这些年轻人被逮捕、判监，之后释放，然后又被逮捕，再关进监狱。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削弱他们的意志。约瑟夫·绍博刚受浸就被判入狱4年。

约瑟夫服刑两年后在1976年获释，之后不久认识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约瑟夫说：“我们订了婚，也安排了结婚日期，之后，克卢日军事法庭再次传召我上庭应讯。上庭那天正是我结婚的大日子！但我和未婚妻还是如期举行婚礼，之后我才上庭应讯。我被判监3年，后来服满刑期才获得释放。当时我结婚还不够一天，就要跟妻子分开，心里实在难受极了！”

另一个年轻的见证人蒂莫泰伊·拉泽尔忆述：“1977年，我和弟弟出狱。我哥哥则早一年获释，他特意回家庆祝我们重获自由。可是，原来这是秘密警察的诡计，哥哥中计了，他们早已埋伏等待他。我们跟哥哥分开了两年零七个月又十五天，这次聚首又再被迫分离。哥哥因坚守基督徒中立再次被送进监狱。我和弟弟实在心如刀割。”

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在受难纪念聚会的晚上，秘密警察加紧搜捕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闯进见证人的家，强征罚款，把他们逮捕。为了避免引人注意，见证人以小组形式举行受难纪念聚会，有时只是一家人私下举行。

特奥多尔·帕姆菲列说：“在受难纪念聚会当晚，警察局长跟朋友喝酒，而且喝到深宵。当他准备去突击搜查弟兄的家时，他请一个陌生人开车送他去，可是车子无法开动。后来，车子开动了，他们来到我的家。当时我们的小组正在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不过，由于我们把所有窗户都遮住，警察局长从外面看到的只是漆黑一片，他以为屋内没有人，于是便驶往另一个房子搜查，但那里所举行的聚会早已结束，弟兄姊妹都回家去了。

“局长搜查另一个房子时，我们的聚会也结束，弟兄姊妹迅速离开。当两个警察闯入我家时，家里只剩下我和哥哥。警察站在大厅中央咆哮：‘你们刚才在这里干什么？’

“我回答说：‘没什么，我和哥哥在闲聊’。

“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知道这里刚举行过聚会，其他的人在哪里？’那个警察看着我哥哥，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哥哥指着我，然后回答说：‘我来看他。’两个警察无可奈何，气冲冲地离去。第二天，我们得知警方昨晚虽然大举出动搜捕见证人，但竟然抓不到一个人！”

总部向罗马尼亚当局申诉

总部就罗马尼亚见证人所受的苛刻对待，在1970年3月写了一封共4页的信给驻美国的罗马尼亚大使。之后在1971年6月，再写了一封共6页的信给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写给罗马尼亚大使的信中，弟兄说：“我们写信给你，因为我们深爱在罗马尼亚的基督徒同工，很关心他们的情况。”信中列出7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由于信仰的缘故而被监禁的。信里还说：“我们知道刚才提到的7个人，当中有些在监狱里受到残酷的虐待……耶和华见证人不是罪犯，他们在普世各地从不参与任何涉及政治或颠覆政府的活动；他们的一切活动只跟宗教崇拜有关。”该信最后呼吁罗马尼亚政府，“释放那些受压迫的耶和华见证人”。

至于给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信，信中指出“罗马尼亚的耶和华见证人，并没有得到宪法所赋予的信仰自由”，因为他们向人谈论自己的信仰或聚集起来学习圣经，都会随时被捕和受到残酷的虐待。信中特别提到最近一次的特赦，许多弟兄都获得释放。“我们曾盼望那次特赦是个新的开始。但很遗憾，这个期望落空了。今天我们从罗马尼亚各地收到的报告显示，可怕的经历又再重演：耶和华见证人仍然受政府迫害，他们的家被搜查、书刊被没收；被捕的有男有女，他们要上庭接受审讯，有些被判监多年，另一些则受到残酷的虐待，这完全是由于他们阅读和宣扬上帝话语的缘故。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有损国家的声誉。我们深深关注罗马尼亚耶和华见证人的遭遇。”

随信还附上两本书，分别是罗马尼亚语的《导至永生的真理》和德语的《永生——在上帝之子的自由中》。

1975年，罗马尼亚在赫尔辛基会议上签署了欧洲安全合作协议，之后，耶和华见证人的情况开始有点好转。协议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协议落实之后，只有那些拒绝军事服务的人才会被捕和入狱。

后来，罗马尼亚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新宪法规定，除了法律许可的某些情况外，任何人（包括政府官员），未经屋主许可不得擅闯民居。现在，弟兄姊妹可以较安心地举行基督徒聚会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秘密印制书刊

在受禁制期间，见证人秘密把灵粮运进罗马尼亚，例如书刊、已抄写的蜡纸，或其他方便在本地复制的材料。但通常资料是英语、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运进罗马尼亚后才译成本地的语言。协助把资料运进罗马尼亚的有外地游客、到该国留学的学生和外游回国的罗马尼亚人等。

秘密警察竭力堵截那些偷运书刊的渠道，也想尽办法查找在罗马尼亚印制书刊的地点，因此，弟兄们小心翼翼地在一些设了隔声装置的私人房子里进行印刷工作，这些印刷地点分布在多个城市和乡镇。这些印制书刊的房子设有密室，印刷用的器材都放在那里。有些密室隐蔽在壁炉后面，而壁炉则通常紧靠着一堵墙。弟兄把壁炉改装，因此壁炉可以移动，成为一个隐蔽的入口。

山多尔·保劳伊迪在特尔古穆列什的秘密印刷工场工作，印制每日经文、《王国传道月报》、《守望台》和《警醒！》。山多尔忆述：“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工作达40小时，期间轮流小睡1小时。我们的衣服和皮肤都可以嗅到化学品的味道。有一次回到家中，我那三岁大的儿子说：‘爸爸，您身上有每日经文的气味！’”

特拉扬·基拉已婚，而且有儿女，他在克卢日县负责复制和运送书刊。特拉扬得到一台陈旧的手动印刷机，绰号叫“米尔”，这型号的印刷机早已过时，没有印刷公司使用。虽然这台机器仍能运作，印出来的东西却很难看。因此，特拉扬请一个懂机器的弟兄修理这台印刷机。那个弟兄检查过机器之后，神色凝重。从他的表情就可知道……“米尔”已无法修理。之后，他突然露出喜悦的神色，说：“我可以造一台新的！”结果，他的贡献比修好“米尔”更大。他用一个姊妹家里的地窖作工场，在那里设立车床。他不单制造一台印刷机，还造了超过十台！这些新的“米尔”被送到全国各地，用来印制优质的书刊。

20世纪80年代，许多弟兄受训操作平版印刷机——一种较先进的印刷机。首先受训的是尼古拉·本塔鲁，之后由他来教导其他人。通常在本塔鲁家里印制的书刊都是以家庭作业形式生产，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要秘密进行这件工作也相当困难，尤其是当时秘密警察经常监视人民，不时闯进民居。因此，印制书刊的速度很重要，负责印刷的弟兄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不停工作，务求把书刊及时印好，然后运走。为何要在周末进行？因为印制书刊的弟兄平日都要上班！

弟兄买纸时也须小心谨慎，因为就算顾客只购买500张纸，也会被人查问。然而，印刷工场每月要用的纸却多达4万张！因此，弟兄们跟售卖纸的店铺进行交易前，要十分慎重。此外，由于路上随时会被检查，他们在运送纸张时也要提高警觉。

翻译上的难题

负责翻译的弟兄姊妹人数不多，他们分布在国内不同地区。他们把书刊翻译成当地通行的多种语言，其中包括北部少数民族所说的乌克兰语。翻译员当中，有些在认识真理时已是语文教授；其他则以自学方式，例如参加语文课程，学会另一种语言的。

在早期的日子，翻译员以手写方式把译文写在习字簿上，然后把习字簿带到北部的一个城市比斯特里察做校对。每年翻译员和校对员会见面一两次，协商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假如一旦被抓着，他们免不了会被调查、盘问、殴打和拘捕。他们被捕后，会被拘留几小时或几天，然后便释放，之后又再被拘捕。这个过程会重复多次，作为威吓他们的手段。其他的同工会遭软禁，或被勒令每天向警方报到。弟兄姊妹当中，最终被判监的也为数不少，其中包括杜米特鲁·切潘阿鲁和妻子多依娜，还有彼得·兰卡。

杜米特鲁·切潘阿鲁是罗马尼亚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他的妻子多依娜则是医生。秘密警察后来找到他们，把他们逮捕，并分别送进不同的监狱，监禁了七年半。其中有五年时间，多依娜是被单独囚禁的。先前提到耶和华见证人总部写给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的那封信，也提到切潘阿鲁夫妇的名字。多依娜在被囚期间，写了500封信，鼓励丈夫和其他被囚的姊妹。

杜米特鲁和多依娜被捕后一年，杜米特鲁的母亲萨比娜·切潘阿鲁也遭逮捕，她被囚禁了五年零十个月。萨比娜的丈夫也是耶和华见证人，他虽然受到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却是家里惟一没有被捕的人。纵使极有可能被捕，他还是照样经常往监狱探望被囚的三个家人。

1938年，彼得·兰卡被任命为耶和华见证人罗马尼亚办事处的秘书。兰卡本身是翻译员，不用说，这新的任命使他成了秘密警察的重点通缉犯。兰卡在1948年被抓，获释后又多次被捕。1950年，兰卡跟马丁·毛焦罗希和帕姆菲尔·阿尔布一同被起诉，指他们是英美间谍组织的成员。兰卡在阿尤德、盖尔拉和日瓦拉这三座全国最恶劣的监狱，熬过了17年的牢狱生涯，另外还有三年时间在加拉茨县遭软禁。虽然如此，这个忠贞的弟兄把他的一切都投入耶和华的工作，直至1991年8月11日，他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为止。

这些谨守忠义的亲爱同工叫我们想起以下的话：“上帝是正义的，必不忘记你们所做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你们从前服事圣民，现在仍然服事他们。”（希伯来书6:10）

在户外举行大会

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开始举行人数较多的聚会。要是机会来到，例如举行婚礼或丧礼，聚会的人数有时可达数千。举行婚礼时，弟兄会在郊区一个合适的地点拉起一个大帐篷，里面铺上地毯，上面绣了圣经故事的画和经文，十分好看。他们也为众多的“宾客”安排了桌椅，讲台后面挂了一幅放大了的《守望台》标志，还有全年经文。本地的传道员通常会按能力为“宾客”提供食物。这样，所有人享受了一顿丰富的属灵筵席之余，还可以享受一席物质的筵席。

大会节目以婚礼或丧礼演讲开始，然后是根据不同的圣经题目发表演讲。由于讲者有时不能顺利到达会场，因此其他符合资格的弟兄都准备好随时上台发表演讲。弟兄通常只用圣经，因为当时的演讲大纲是没有副本的。

在夏季，城市的居民会拥到郊外舒展身心，耶和华见证人也会这样。不过，他们会趁这个机会在山上或林中举行小型的大会，其间甚至穿上古代服装，演出圣经戏剧。

另一个度假胜地是黑海，那里也是浸礼的理想地点。他们怎样为准弟兄姊妹施浸，而又不引人注目呢？其中一个方法是假装玩“游戏”，准备受浸的人和一些受了浸的弟兄姊妹会在水中围一个圈，然后互相掷球。发表浸礼演讲的弟兄站在中央，演讲完毕后，便为受浸的人施浸。当然，他们会谨慎地进行。

“养蜂业”的会堂

1980年，罗马尼亚西北部内格雷什蒂－瓦什山镇的弟兄别出心裁，想到一个方法，可以获准兴建王国聚会所。当时，国家鼓励人民养蜂，因此，一群拥有蜂巢的弟兄想出一个主意，就是成立一个本地的养蜂业协会，顺理成章地，他们也要兴建一个同业相聚的会堂。

征询过所属分区的长老后，有些弟兄就到罗马尼亚养蜂业协会注册成为会员，然后向市政厅提出申请，要兴建一个聚集的地方。当局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会堂用木建造，长34米，宽14米。养蜂的弟兄们喜出望外，立即着手兴建。三个月后，他们和许多来帮忙的人合力把工程完成。之后他们甚至获得市政厅官员的特别称谢。

由于开幕那天会有许多人出席，而且聚会将长达数小时，因此，弟兄向当局申请，举行收割谷物的联欢会，并获得批准。三千多个见证人从全国各地前来出席这个盛会。镇政府的官员看见这么多人前来帮忙收割，并参加之后举行的“庆祝会”，都感到很惊奇。

当然，这个庆祝会是个造益灵性的大会。由于顾及会堂的正式用途，聚会时除了谈论属灵的内容之外，还时常谈到蜜蜂。例如，讲者指出蜜蜂不但勤劳，还有高度的领航和组织能力，保卫蜂巢时更显出无畏的忘我精神。讲者还指出蜜蜂的其他特征。

会堂举行启用仪式之后，这个被称为蜜蜂会堂的聚会所，在见证人受禁制期间一直给弟兄们用来举行聚会，禁令解除后，仍被使用了三年。

海外特访监督促进团结

过去数十年，共产党竭尽全力在上帝的百姓当中撒播怀疑的种子及制造分裂，又设法中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如先前提过，他们确曾取得一些成果，事实上，弟兄之间的分裂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80年代，罗马尼亚的政治气候有所改变，加上海外特访监督的探访，都有助于把问题纠正过来。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奥地利分部委员会成员格里特·勒施（现在是中央长老团的成员）探访了罗马尼亚许多次。1988年，中央长老团的代表西奥多·杰拉斯和米尔顿·韩素尔曾两次到访罗马尼亚，随同他们的有勒施弟兄和负责传译的乔恩·布伦卡（当时他是美国伯特利家庭的成员）。这些富于鼓励的探访之后，数以千计曾离开耶和华组织的人，都安心地重投组织的怀抱。

就在那个时候，欧洲共产国家的政治形势正酝酿巨变，当时的共产政权可说风雨飘摇。到了80年代的终结，大部分共产政府终于倒台。在罗马尼亚，政局的转捩点出现在1989年，当时人民厌弃了执政的共产党。1989年12月25日，共产党党魁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被处决。第二年，一个新政府成立了。

［第124,125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们竟能想起1600节经文

迪奥尼谢·瓦尔丘

出生年份：1926年

受浸年份：1948年

简介：自1959年起，他在多个监狱和劳动营里被囚共超过五年。2002年去世。

被囚期间，我们获准跟家人通信，还可以收到他们寄来重5公斤的包裹。只有那些完成指定工作的人才能领取包裹。我们常常把食物均分，这意味着每次都把食物分成30份。有一次，我们把两个苹果切成30份，每个人只得到一点儿，但总比肚子空空好一些。

在监狱里没有圣经，也没有圣经书刊，但借着回忆以往学过的圣经知识和彼此交换心得，我们得以在属灵方面保持强壮。我们有个安排是，每天早上一个弟兄会想出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利用规定的散步时间（约15至20分钟）互相转述、低声诵念并沉思经文的含义。我们20个人挤在面积只有2米乘4米的牢房，用大约30分钟评论这节经文。就是这样，我们总共想起了1600节经文。中午，我们会思考不同的圣经话题，连同20至30节相关的经文。我们都把学过的资料默记在心。

起初，一个弟兄觉得自己年纪太大，记不住这么多经文。可是，他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他听我们反复朗读20次左右，已能背诵经文，这令他高兴极了。

我们虽然又饥饿又虚弱，但在属灵方面，耶和华却继续喂养我们，使我们保持健壮。获释后，我们继续巩固灵性，因为秘密警察继续迫害我们，试图破坏我们的信心。

［第132,133页的附栏］

复制方法

20世纪50年代，复制圣经书刊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复写纸抄写资料。这样做虽然又慢又单调，却令抄写的人得益不浅，因为他们会记得很多资料。这样，一旦被捕入狱，他们就有许多属灵资料可以跟人谈论，鼓励别人。弟兄也会用打字机复制灵粮，但在当年，要拥有打字机，就得先向警察局申请许可证，可是许可证是很难拿到的。

20世纪50年代末，弟兄们开始用油印机或蜡纸印刷机复制书刊。他们自制蜡纸：先混和胶水、明胶和蜡液，然后把混合液均匀地倒在一个长方形平面上，最好是玻璃，让混合液形成一层薄薄的蜡。他们用自制的特别墨汁在纸上抄写资料，墨汁干了以后，字会凸出来。他们把纸铺在蜡上，然后压平，这样就造成一张蜡纸。可是蜡纸不耐用，弟兄要不断制造新的蜡纸。用这个方法复制资料并不安全，因为资料用手抄写，弟兄的笔迹很容易会被人认出来。

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禁制解除前几年，弟兄模仿一部奥地利型号的印刷机，自制了十多部轻便的手动印刷机。这些印刷机所用的模版是用塑料纸造的。弟兄给这部印刷机起了个绰号叫米尔。自70年代后期起，弟兄得到几台小型单张纸平版印刷机，但由于不会制造印版，那几台机器就被搁在一旁。1985年，一个本是化学工程师的弟兄从捷克斯洛伐克前来，教弟兄学会制印版。之后，印刷的数量和素质就大大改善了。

［第136,137页的附栏或图片］

耶和华给我所需的训练

尼古拉·本塔鲁

出生年份：1957年

受浸年份：1976年

简介：在共产政权统治时期，他负责印刷圣经书刊，现在跟妻子韦罗妮卡一起做特别先驱。

1972年，我在瑟切莱镇开始学习圣经，四年后受了浸，当时18岁。那时候传道工作是受禁制的，聚会只能以书籍研究班的规模举行。虽然这样，我们经常收到灵粮，甚至有机会边听录音带、边看彩色幻灯片，欣赏圣经戏剧呢。

受浸后，我奉派放映幻灯片。两年后，我有幸负责购买纸张，供秘密印刷室使用。1980年，我开始学习印刷技术，协助印制《守望台》《警醒！》以及其他圣经书刊，所用的工具是一部油印机和一部小型的手动印刷机。

就在这段日子，我认识了韦罗妮卡，一个忠心事奉耶和华的姊妹。后来我们结了婚。在工作上，韦罗妮卡全力支持和帮助我。1981年，奥地利分部派来奥托·库格利奇弟兄教我操作第一部单张纸平版印刷机。1987年，我们在克卢日－纳波卡安装第二部印刷机。这一次，我奉派训练其他弟兄操作这台机器。

1990年禁令撤销后，有8个月的时间，我、韦罗妮卡和儿子弗洛林继续负责印制和分发圣经书刊。弗洛林帮忙整理印好的材料，经检点的印张会在压平、切边、装订、包装后运走。2002年，我们一家三口奉派到米济尔镇做先驱。米济尔镇位于布加勒斯特以北约80公里，人口有1万5000。我和韦罗妮卡是特别先驱，弗洛林是正规先驱。

［第139,140页的附栏或图片］

耶和华遮住敌人的眼

安娜·维乌森库

出生年份：1951年

受浸年份：1965年

简介：十来岁的时候曾跟父母一起复制圣经书刊，后来有份把书刊翻译成乌克兰语。

1968年的一天，我把《守望台》资料抄写在蜡纸上，一时粗心大意，没有把蜡纸收藏起来，就去参加聚会。午夜，我刚刚回到家里，听见有一辆汽车在门前停下。我还来不及看清是谁，五个手持搜查令的秘密警察已经走了进来。我很害怕但仍然保持镇静。与此同时，我恳求耶和华原谅我的疏忽，向他保证以后不再这么大意。

警官在桌前坐下，蜡纸就在他旁边。我听到停车的声音时，已急忙用布盖住蜡纸。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警官一直坐在那里。警官写报告时，手离蜡纸只有几寸，有许多次，他还伸手拉平那块盖着蜡纸的布。他在报告里说，警察在屋内和各人身上都找不到任何违禁书刊。

虽然这样，秘密警察仍然把爸爸带到巴亚马雷作进一步调查。我和妈妈为了爸爸的安危热切地向上帝祷告，也感谢耶和华在当晚保护了我们。几天后爸爸回来了，我们都感到如释重负。

之后不久，有一天我在抄写圣经资料时，又听到有车子停在门外。我马上熄灯，从窗帘缝看出去，见到几个男子身穿制服，佩戴发亮的肩章，他们下车走进对面的房子。第二天晚上，又来了另一队人。我们相信他们是秘密警察。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如常复印书刊，但为免被人发现，印好的刊物都改从屋后的花园运走。

有一句话爸爸常常挂在嘴边，他说：“耶和华把我们和仇敌隔开，就像当日用云柱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一样。”（出埃及记14:19,20）我们亲身体验到，爸爸的话确实没错。

［第143,144页的附栏或图片］

多亏排气管断了

特拉扬·基拉

出生年份：1946年

受浸年份：1965年

简介：工作受禁制期间，曾参与印制和运送圣经书刊。

在夏初的一个星期天，我把八袋圣经书刊放进自己的汽车里。行李箱放不下八袋书，于是我把后座移开，把剩下的放在那里，用毛毯盖好，上面再放一个靠垫。任何人往车里看，都会以为我们一家准备到海滩去。为了进一步掩人耳目，我在行李箱里的袋子上也盖了一块毛毯。

我们祷告祈求耶和华赐福，之后一家五口，我和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就出发，把书刊运送到特尔古穆列什和布拉索夫去。我们一边唱王国诗歌，一边向目的地进发。车子走了大约100公里后，接着的一段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车子由于负荷过重而往下坠，排气管被路上的什么东西撞断了。我下车拾起那节掉下来的管子，放在备用轮胎旁边的毛毯上。之后我们开车，车子边走边轰隆隆地响。

来到卢杜什镇，警察截停我们的车子，要检查车子是否适宜在路上行驶。他查看过发动机的编号，测试过喇叭、挡风玻璃、照明系统等设备后，要求看看备用轮胎。向车尾走的时候，我把头探进车窗，低声对妻儿说：“祷告吧，现在只有耶和华能帮我们了。”

我打开行李箱时，警察立即发现了那节排气管。他问道：“这是什么东西？你要付罚款！”终于找到了把柄来罚我们，警察很满意地结束检查。我关上行李箱，松了一口气，付罚款从来没有这么开心的！我们只遇上这一场虚惊，之后就顺利把圣经书刊送到弟兄们手上了。

［第147－149页的附栏或图片］

遇上秘密警察

维奥丽卡·菲利普

出生年份：1953年

受浸年份：1975年

简介：1986年开始全时服务，是伯特利家庭的成员。

我和姐姐奥莉卡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时，受到家人猛烈的反对。虽然这种经历不好受，却装备我们面对前头的考验，应付秘密警察的盘查。1988年12月的一个晚上，我就遇上了他们。当时，我跟奥莉卡一家住在靠近匈牙利边界的奥拉迪亚城。

那天，我前往负责统筹翻译工作的弟兄的家，手提包里有一本要校对的杂志。我没有觉察到秘密警察正在该区搜查，盘问住户及到访的客人。幸好，我及时把杂志烧掉。之后，他们要进一步查问我和另一些见证人。

我被盘问了一整夜，第二天他们又搜查我登记的住址，乌莱亚库－德蒙特村附近的小房子。其实这房子是弟兄的秘密仓库，不是我住的地方。警察在这里找到弟兄所用的工具和物品后，就把我带回警察局。他们用橡皮棍打我，要我供出物主或联络人的身份。我恳求耶和华，使我虽受毒打也能忍受得住。祷告后我感到镇静多了，每打一下也只是疼几秒钟而已。不久，我的双手肿得很厉害，我很担心今后不能写字了。那天晚上，他们释放了我。我身无分文，饥肠辘辘，极度疲倦。

我走到公共汽车站，秘密警察在后面跟踪。我被盘问时，没有透露自己实际住在哪里，所以不能回奥莉卡的家，免得连累她一家人。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于是向耶和华恳切祷告，告诉他我很需要食物，很想睡在自己的床上。我不禁问自己：“我是不是要求太多呢？”

到达车站时，一辆公共汽车快要开走。我拔腿奔跑，上了车，虽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车子的目的地正巧是我住的村子。秘密警察也登上车子，查问车子到哪里去，之后就下车走了。我推测另一些警察会在乌莱亚库－德蒙特村等我。幸好的是，司机没有赶我下车。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到乌莱亚库－德蒙特村去呢？我不想回到自己的小房子去，因为那里没有食物，甚至连床也没有。

到达奥拉迪亚市郊时，我仍在祷告，向耶和华诉说自己的心愿。当司机停车让朋友下车时，我也乘机下车。汽车开走后，我心里顿时轻松了很多，我一路小心翼翼，走到一个相识的弟兄住的地方。进门时，他妻子刚从炉里把食物端出来——是我喜爱的菜炖牛肉！他们邀请我跟他们一家共进晚餐。

夜色渐浓，我看没什么危险就起程返回奥莉卡的家，在自己的床上好好睡了一觉。没错，耶和华应允了我的祷告，实现了我的两个愿望。我既能享用一顿美食又能睡在自己的床上。耶和华是多么仁爱的父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