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屠杀开始

1994年4月6日星期三傍晚，一架飞机在基加利附近被击落，燃起大火。机上所有人罹难，包括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官方的电台也没有报道。

宾特夫妇和亨克这三个海外传道员永远都不会忘记接下来发生的事。宾特弟兄说：“4月7日清晨，我们被一阵阵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吵醒。这并不出奇，因为几个月来，国内的政局一直很动荡。可是，我们准备早饭时，接到一个弟兄的电话。他是翻译事务处的伊曼纽尔·恩吉伦特。他告诉我们，电台报道了两位总统在空难中丧生的消息。国防部警告基加利的居民要留在家里，不得外出。

“大约早上九点，我们听到一些匪徒闯进邻居的家。他们抢了汽车，还杀了这家的妈妈。

“不久，匪徒和士兵来到我们的房子。他们用力敲打铁门，猛按门铃。我们不敢出声，没有出去应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强行闯进来，反而去了另一家。当时，到处都是自动步枪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枪声很大，听起来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躲到房子中间的走廊，以免被流弹击中。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于是决定每天只吃一顿饭，好节省食物。第二天，我们刚刚吃完午饭，正在听外国电台的广播，忽然亨克喊道：‘他们跳进来了！’

“我们想也没想，就立刻冲进浴室锁上门，然后一起祷告，求耶和华帮助我们，无论会发生什么事，让我们都能忍受下去。我们还没有祷告完，就听见民兵和匪徒砸破门窗。不出几分钟，他们已经闯进房子里，大喊大叫，推倒家具。跟民兵一起的匪徒大约四十个，有男有女有孩子。我们还听到他们因分赃不均而大吵大闹，甚至开枪。

“时间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但其实只是四十分钟左右。他们终于来到浴室外面，发觉门锁了，就想破门而入。我们知道必须要出去面对他们了。这些人都服了毒品，像发了疯一样，举着弯刀和短刀威胁我们。珍妮大声向耶和华求救。一个男人挥舞弯刀，用刀背猛击亨克的脖颈，亨克就倒在了浴缸里。我不知从哪里翻出来了一些钱给他们，他们就疯抢起来。

“突然，我们发现有一个年轻人一直看着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可是他认识我们，可能是我们传道时遇见过他。他抓住我们，把我们推进浴室，叫我们把门锁上，还说会救我们。

“抢掠的声音又持续了大约30分钟，终于停了下来。那个年轻人回来叫我们出来，他一定要我们离开这个房子，并带我们出去。我们没有收拾行装，就跟着他离开，一路上看见被杀邻居的尸体，害怕极了。有两个总统的警卫护送我们到附近一个军官的家，这个军官再带我们去米勒·科利纳酒店，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在避难了。后来，我们由军人带领，经过几个小时惊心动魄的路程，从市区辗转到了机场，终于在4月11日离开卢旺达，到达肯尼亚。到了在内罗毕的伯特利接待处时，我们蓬头垢面、衣衫不整。亨克在撤离卢旺达时和我们分开，几个小时后，他也到了。伯特利家庭充满爱心，热情地迎接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支持。”

因一个女孩的祷告而幸免于难

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在空难中丧生的第二天，六个政府军到了卢华卡布布弟兄的家。他们眼睛血红、满嘴酒气，从举止看来是服了毒品。他们叫卢华卡布布弟兄提供武器，但弟兄说他们一家都是耶和华见证人，没有武器。

这些军人听后很恼怒，因为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既不支持政府，也不捐献物资给军队。虽然卢华卡布布弟兄和妻子梅拉妮不是图西族人，但当时胡图族的联攻派民兵除了杀图西族，也杀不激进的胡图族人。另外，如果有胡图族人看起来同情图西族和反政府军，也会被杀。

这些军人用棍子打卢华卡布布弟兄和妻子，然后赶他们和五个孩子进卧室。他们把床单拿下来，准备把这一家人包住。有些军人手里拿着手榴弹，很明显是要杀死他们。于是，卢华卡布布弟兄问道：“我们可以祷告吗？”

一个军人轻蔑地拒绝了。但他们谈了一会儿后，又很不情愿地说：“好吧，给你们两分钟。”

卢华卡布布弟兄一家于是各自向上帝默祷，但六岁的德博拉大声祷告说：“耶和华啊，他们要杀死我们，我和爸爸传道的时候分发了五本杂志，如果我们死了，怎么去续访呀？这些接受杂志的人还等着我们回去呢！他们很需要认识真理。如果我们不会死，我保证会做传道员、受浸、做先驱！耶和华啊，救救我们！”

军人听到后都很惊讶，其中一个说：“因为这个女孩的祷告，这次就饶了你们。如果有别的人来，就说我们已经来过了。”b

情况恶化

随着反政府军（卢旺达爱国阵线）向首都基加利推进，战事逐步升级。于是，联攻派民兵不顾一切地屠杀更多人。

市镇和所有十字路口都设有路障，由军人、武装的联攻派民兵和本地的居民把守。所有体格健壮的男子都要被迫跟民兵一起日夜站岗。设立这些路障的目的是为了拦截图西族人，把他们杀死。

屠杀行动蔓延到全国，成千上万的卢旺达居民纷纷逃离家园，当中有许多都逃到邻近的刚果和坦桑尼亚，其中也包括耶和华见证人。

面对战争和死亡

在屠杀发生期间，弟兄姊妹遭遇了难以言喻的苦难，我们稍后会看看他们的经历。早在80年代，卢旺达的耶和华见证人已经历过严峻的考验，这些考验精炼了他们，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勇气。由于有信心，他们能够“不属于世界”，既不参与政治事务和选举，也不参加自卫组织。（约翰福音15:19）由于有勇气，他们能够面对随之而来的苦难，包括被人鄙视、监禁、迫害，甚至死亡。就是凭着这份信心和勇气，也因为他们爱上帝和爱别人，卢旺达的耶和华见证人没有参与大屠杀，反而冒生命危险彼此保护。

卢旺达弟兄姊妹的经历我们不能一一尽录。有很多弟兄姊妹情愿忘记那些伤心的经历，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报复。愿他们信心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更努力地彼此相爱，表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约翰福音13:34,35）

穆加博夫妇的经历

让·德迪厄·穆加博是个性格开朗、关心别人的弟兄。他在1982年开始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1984年受浸，受浸前已经三次因信仰的缘故而入狱。他的妻子尚塔尔也在1984年受浸。他们于1987年结婚。种族屠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三个女儿，两个大女儿跟外祖父母住在市郊，六个月大的小女儿跟他们夫妇住在一起。

1994年4月7日，种族屠杀开始的第一天，政府军和联攻派民兵开始袭击所有图西族人的家。穆加博弟兄不幸被人抓住，遭棍棒毒打。好在他得以从虎口中逃脱，就跟一个弟兄跑到附近的王国聚会所避难。与此同时，尚塔尔并不知道丈夫遭遇了什么事，她抱着女儿拼命逃出城外，想跟另外两个女儿会合。

穆加博弟兄回忆他的遭遇说：“那个王国聚会所以前是面包房，有个很大的烟囱。我和那个弟兄在聚会所里躲了一个星期。每当情况好些时，一个胡图族的姊妹就带食物给我们。一个星期后，我们不得不躲进铁皮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白天，阳光十分猛烈，我们就像在烤箱里一样，难受极了。我们很想找个更好的藏身之处，于是挖掉烟囱的一部分砖，屈身蹲在烟囱里，在那里蹲了超过一个月。

“附近有个路障，联攻派民兵不时走进聚会所里闲聊或避雨，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下面谈话的内容。那个姊妹还是尽可能把食物带给我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住了，但我们继续祷告，求上帝帮我们忍耐下去。后来，在5月16日，那个姊妹来向我们报信，卢旺达爱国阵线已经占领了我们所在的地区，我们终于可以出来了。”

这段期间，穆加博弟兄的妻子尚塔尔又有什么经历呢？尚塔尔说：“4月8日我抱着孩子离开家门，遇到两个姊妹伊玛库莱和苏珊，伊玛库莱是胡图族，苏珊是图西族，她们都带着身份证。我和姊妹们打算到约50公里（30英里）外的布格塞拉去，因为我的两个大女儿和我的父母一起住在那里。可是，我们听说所有通往城外的路口都有路障，就改变主意，到基加利近郊的一个村庄去了。伊玛库莱有个亲戚住在那里，他叫加希西，是个胡图族人，也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怕邻居的威胁，愿意照顾我们，并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政府军和联攻派民兵发现加希西竟敢保护图西族人，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他们杀了加希西后，就把我们押到河边，打算把我们也杀了。我们很害怕，觉得这次死定了。可是，士兵们突然大吵起来，其中一个士兵说：‘不要杀女的，太晦气了，这次只杀男的。’这时，有个一直跟着我们的弟兄趁机把我们带走。这个弟兄叫安德烈·特瓦希尔瓦，一个星期前才刚刚受浸。他不顾邻居的反对，把我们带到他家。第二天，他跟我们一起回基加利，好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我们躲藏。一路上，安德烈帮我们越过了重重危险的路障，而伊玛库莱就一直抱着我的孩子，这样万一我们被拦下来检查，孩子也不致受到伤害。我和苏珊都撕毁了身份证，好隐瞒我们是图西族人。

“在一个路障前，我们被民兵拦住。他们打伊玛库莱，对她喊道：‘你竟敢跟图西族人一起！’民兵不许我和苏珊通过。伊玛库莱就和安德烈先过去，到卢华卡布布弟兄的家。尽管十分危险，安德烈和另外两个弟兄西蒙和马蒂亚斯终于帮我和苏珊通过了这个最后的路障。他们带我到卢华卡布布弟兄的家，苏珊就到亲戚的家去了。

“不过，我不能在卢华卡布布弟兄的家久留，因为太危险了。于是，弟兄们几经艰辛，把我带到王国聚会所。这里已经有些人在避难，包括十个图西族的弟兄姊妹。伊玛库莱对我不离不弃，坚持要跟我在一起。她说：‘万一你被杀了，而我可以活下来的话，我就可以救你的孩子。’”c

有个弟兄住在聚会所附近，他叫韦达斯特·比门伊马纳，妻子是图西族人。他把家人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后，就马上到聚会所来，帮助藏在这里的人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人都幸存了下来。

屠杀过后，穆加博弟兄和妻子尚塔尔听到噩耗：他们的父母、住在外祖父母家的两个女儿（分别是五岁和两岁），以及大约一百个亲戚都被屠杀了。失去了这么多亲人，他们有什么感觉呢？尚塔尔说：“起初，我们痛不欲生，脑子里一片空白。谁能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失去生命呢？我们只能把事情交在耶和华手里，盼望女儿复活时能跟她们重聚。”

躲躲藏藏75天！

塔尔西斯·塞米内加于1983年在刚果受浸。种族屠杀发生时，他住在卢旺达的布塔雷，距离基加利约120公里（75英里）。塔尔西斯说：“总统坐的飞机在基加利失事后，我们听说政府下令要杀死所有图西族人。有两个弟兄想帮助我和家人经布隆迪逃走，但所有道路都有联攻派民兵把守。

“我们困在房子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有四个士兵监视着我们的房子，其中一个还在大约180米（200码）外架起机关枪，我们根本不可能逃走。我热切地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啊！我们救不了自己，只有你才能救我们！’傍晚的时候，有个弟兄由于担心我们已经遭遇不测，就跑来我家看看情况。士兵容许他进来一会儿。他看见我们还活着就放心了，又设法把我孩子中的两个带到他家里去。接着，他告诉另外两个弟兄，我们一家正在躲藏，很需要帮助。这两个弟兄是朱斯坦·鲁瓦加托雷和约瑟夫·恩杜瓦耶祖。他们天黑时赶来，虽然很困难，也很危险，但终于把我们一家带到朱斯坦的家。

“我们不能在朱斯坦的家久留，因为第二天就有人发现了我们躲在那里。那天，有个人来报信，说联攻派民兵快要来杀我们了。这个人叫樊尚，以前曾跟朱斯坦学习圣经，但没有成为见证人。他建议我们先躲在朱斯坦房子附近的矮树丛里。入夜之后，他就带我们去他的家，把我们藏在一个养羊的圆棚子里。棚子是用泥盖的，有个茅草屋顶，没有窗户。

“我们在棚子里度日如年。棚子附近有个岔路口，离一个繁忙的市场不远。我们能听见过路的人聊天，说他们当天做过什么事，怎样肆无忌惮地杀人，下一步想怎样做。我们听得不寒而栗，不断向耶和华祷告，求他保全我们的性命。

“樊尚尽力照顾我们。我们一家躲在棚子里一个月，快到五月底时，连这里也待不下去了，因为联攻派民兵失势，从基加利逃到这个地区。弟兄们决定把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弟兄的家。那里有个‘地下室’，已经藏了三个弟兄姊妹。在夜幕下，我们胆战心惊地走了四个半小时才到达。幸好，当晚雨下得很大，遮掩了我们的行踪，使我们不致被发现。

“这个‘地下室’其实是个洞，大约深1.5米（5英尺），盖着一块木板当门。我们先要用梯子下到地道，然后顺地道跪着爬进去。洞的大小只有大概2米乘2米（6.5英尺乘6.5英尺），里面有发霉的味，只有一点光能从缝隙中透进来。洞里总共有十个人，包括我和妻子尚塔尔、我们的五个孩子，还有另外三个弟兄姊妹。我们挤在这个小小的洞里六个星期，十分压抑。由于不想被人发现，我们连蜡烛也不敢点。虽然日子艰难，痛苦难耐，但耶和华始终扶持我们。弟兄们冒着生命危险带来食物和药物，又给我们鼓励。有时候，如果情况许可，我们会在白天点一支蜡烛，看圣经、《守望台》或每日经文。”

塔尔西斯继续说：“雨过总会天晴。1994年7月5日，终于天晴了。樊尚来告诉我们，布塔雷已经由反政府军控制了。当我们从地下室出来时，由于缺乏阳光，我们的皮肤十分苍白，有些人甚至认不出我们是卢旺达人。有一段时间，我们也不能大声说话，只能小声地说，几个星期后才恢复正常。

“这些经历对我的妻子有很大影响。十年来，她一直不肯跟见证人学习圣经，但种族屠杀过后，她终于开始学习了。有人问她为什么会改变，她说：‘弟兄姊妹那么有爱心，愿意牺牲自己来救我们，使我深受感动。我也感受到耶和华的大能，他把我们从弯刀下救了出来。’她献身给耶和华，并在战后的第一个大会里受了浸。

“我们感激所有曾经帮助过我们，和为我们恳切祷告的弟兄姊妹，没有他们，我们根本不能活到今天。我们体验到他们深挚的爱，这种爱战胜了种族偏见。”

轮到别人帮他了

朱斯坦·鲁瓦加托雷曾救过塔尔西斯·塞米内加一家，后来轮到别人帮他了。朱斯坦曾在1986年因不肯参与政治而坐牢。他救了塔尔西斯一家后，过了几年，他和一些弟兄因为坚守政治中立而再次被捕。塔尔西斯和几个弟兄代表耶和华见证人跟政府会面，解释见证人在政治上的立场。塔尔西斯告诉官员，朱斯坦曾怎样出力救他一家。结果，所有弟兄都获得了释放。

在种族屠杀期间，弟兄姊妹树立了优良的榜样，这感动了一些人接受真理。苏珊·利齐思德当时60多岁，是个天主教徒。她看见自己的教会怎样支持种族屠杀，也看见当地的见证人怎样彼此相爱和他们表现的好行为，这推动她在属灵方面大大进步。1998年1月，她受了浸。虽然每次要翻山越岭，走5公里（3英里）的山路去参加聚会，但她一次也没有错过。她也帮助了家人认识真理。现在，她的一个儿子是长老，一个外孙是助理仆人。

纷纷逃难

亨克·范比塞尔是1992年被派到卢旺达的海外传道员，1994年4月从卢旺达撤到肯尼亚。后来，他多次到刚果东部的戈马，协助当地赈济卢旺达难民的工作。在刚果边境，弟兄们一边举着圣经书刊，一边走来走去，嘴里还哼着王国诗歌或吹着王国诗歌的旋律，好让从卢旺达逃难来的见证人认出他们是弟兄。

当时，政府军继续顽强抵抗卢旺达爱国阵线。国内到处人心惶惶，许许多多的人都逃到刚果或坦桑尼亚。逃到戈马的弟兄姊妹都聚集在王国聚会所里。后来，弟兄们在城外设立了一个难民营，可以容纳二千多人。住在那里的全部都是见证人、他们的儿女，以及对圣经感兴趣的人。弟兄们还在刚果东部的其他地方设立了类似的难民营。

那时，逃离卢旺达的主要是一些害怕被报复的胡图族人，而逃难的弟兄姊妹既有胡图族也有图西族。由于屠杀图西族人的行动还在继续，要把图西族弟兄姊妹带出国境，逃到戈马是十分危险的。曾经有一段时间，要把一个图西族的弟兄或姊妹偷送出国境，就得付100美元。

抵达刚果后，弟兄姊妹不想住在联合国设立的难民营里，因为联攻派民兵在那里十分活跃。弟兄姊妹不想跟联攻派民兵有任何接触，只想跟信徒同工住在一起。此外，在那些难民营里，大部分非见证人的难民都同情倒台的政府，不喜欢耶和华见证人。联攻派民兵尤其讨厌见证人，因为见证人没有支持他们。另外，弟兄姊妹也想保护当中的图西族信徒同工，所以不想跟非见证人住在一起。

弟兄姊妹逃离卢旺达时，撇下了财物，所以很需要援助。比利时、刚果、法国、肯尼亚和瑞士的见证人纷纷伸出援手，提供金钱、药物、食物、衣物，还派来了医生和护士。最早一批抵达的空运物资，是来自法国分部的小型帐篷。后来，比利时分部送来可容纳整个家庭的大型帐篷。肯尼亚分部则提供了超过两吨的衣物和二千多张毛毯。此外，也有人送来一些摺叠床和充气床。

爆发霍乱

从卢旺达逃到戈马的见证人和对圣经感兴趣的人，有一千多都住在戈马王国聚会所和旁边的一块空地上。不幸的是，由于戈马有很多难民聚集，当地爆发了霍乱。为了控制疫情，刚果分部迅速送来药物。亨克·范比塞尔也带着六十箱药物从内罗毕飞到戈马。戈马王国聚会所成了临时的医院，弟兄们也设法把病人隔离。卢瓦克·多马兰和另一个弟兄都是医生，他们和卢旺达的一个医生助理艾马布勒·哈比马纳不怕辛劳，日夜照料弟兄姊妹。许多有医护经验的弟兄姊妹，包括来自法国的阿梅尔弟兄，也自愿来照顾患病的同工，帮了很大的忙。

大家努力阻止霍乱蔓延，疫情终于受到了控制。但不幸的是，有150多个弟兄姊妹和对圣经感兴趣的人被感染，当中大约有40人死亡。后来，弟兄们租了一大块地，设立了耶和华见证人的难民营。营中除了有几百个小型帐篷，还有一个从肯尼亚送来，用来做医院的大型帐篷。美国的医疗工作者前来参观时，对营中既干净又整齐的环境十分欣赏。

1994年8月初，有2274个逃到戈马的难民得到戈马的赈济委员会援助，他们都是见证人、见证人儿童和对圣经感兴趣的人。另外，有许多卢旺达弟兄姊妹逃到刚果东部的布卡武和乌维拉，有些逃到布隆迪，还有230个弟兄姊妹去了坦桑尼亚的难民营。

战争期间，基加利翻译事务处的弟兄们也需要撤离到戈马。到达那里后，他们就租了房子继续做翻译工作。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保住了一台电脑和一部发电机，就把它们从基加利带到了戈马，结果翻译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当时，戈马几乎没有电讯和邮政服务。幸好有些见证人在机场工作，他们协助弟兄们把翻译资料和其他信件通过每周一班从戈马飞往内罗毕的航班送到肯尼亚分部，肯尼亚分部也以同样的方式跟在戈马的弟兄通信。

尽管情况十分艰难，伊曼纽尔·恩吉伦特和另外两个翻译员还是继续尽力工作。由于战乱，守望台的一些文章没能被翻译出来。后来，这些文章都翻译了，还制成特别的册子，让弟兄们在书籍研究班里学习。

难民营中的生活

当卢旺达的居民纷纷逃离基加利时，一位叫弗朗辛的姊妹在丈夫阿纳尼遇害后也逃到了戈马。后来，她被转到一个由见证人设立的难民营。弗朗辛谈到难民营中的生活说：“每天都有一些弟兄姊妹负责做早饭和午饭。我们的早饭很简单，就是用小米或玉米煮成的糊。我们做完委派的工作后就可以去传道了。我们主要是向营中不信的家人传道，也会向营外的人传道。不久，住在其他难民营的联攻派民兵知道我们设立了自己的难民营，不跟其他难民住在一起，就很生气，于是我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

1994年11月，卢旺达的局势有所好转，看来弟兄们可以返回卢旺达了，而且在刚果的非见证人难民营中，见证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弟兄们回卢旺达去会更好。可是，回去也很不容易，因为联攻派民兵打算重整旗鼓，准备进攻卢旺达，所有想回国的人，都被他们视为叛徒。

弟兄们告诉卢旺达政府，他们很想返回卢旺达，并向政府陈明耶和华见证人一直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也没有参与过屠杀图西族人的行动。政府建议他们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帮忙，因为这个机构有一些车辆可以送弟兄们回国。可是，民兵一定会阻止见证人的回国行动，所以弟兄们必需找个方法瞒过他们。

弟兄们宣布要在戈马举行大会，并预备了宣传大会的横幅，然后私下通知大家准备好回国。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没有收拾行装，只带了圣经和诗歌集，看起来就像去参加大会一样。

弗朗辛记得，当时他们要走好几个小时，才有车接他们去边境。过了卢旺达的边境后，联合国难民署用车辆送他们去基加利，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家。1994年12月，大部分弟兄和家人以及对圣经感兴趣的人都回到了卢旺达。1994年12月3日，比利时的《晚报》（法语）报道：“有1500个卢旺达难民决定离开扎伊尔［刚果］，因为他们认为当局不能确保他们的安全，这些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卡塔莱难民营的北边设立了自己的难民营。由于拒绝拿起武器伤害别人，也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耶和华见证人曾遭到卢旺达前政府的猛烈迫害。”

返回卢旺达后，弗朗辛有机会到内罗毕参加区域大会。自从丈夫去世以后，她得到很多安慰，跟弟兄姊妹的交往也给了她很大的鼓励。这些帮助使她恢复了过来，可以回到翻译事务处继续工作，当时这个部门已再次设立于基加利。后来，弗朗辛和伊曼纽尔·恩吉伦特结了婚，他们在分部办事处工作直到现在。

在战乱中，弗朗辛是怎样应付伤痛的呢？她说：“我们当时只记得一件事，就是必须忍耐到底。我们不让自己总是想着那些可怕的经历。另外，哈巴谷书3:17-19的经文也给了我安慰，使我知道尽管历尽艰辛，仍然可以保持喜乐。还有，弟兄姊妹都鼓励我，有些人还写信给我。这帮助我思想积极，有上帝的观点。我知道撒但用很多诡计想让我们失足，如果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某方面的难题之上，就会顾此失彼，被其他方面的难题绊倒。如果我们没有保持警醒，就会渐渐软弱下来。”

大约有四百个耶和华见证人在屠杀中丧生。当中包括为了保护图西族弟兄姊妹而被杀害的胡图族见证人，但没有一个见证人是被信徒同工杀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