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大肆攻击宗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22年成立时，在最初四个加盟共和国中，以俄罗斯的面积最大，最为人所知。及后，苏联加盟共和国，成员国增至十五个，a总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1991年，苏联突然瓦解。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妄图把神的观念从人民心中彻底根除的国家。

苏维埃第一位元首弗拉基米尔·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马克思把宗教称为“人民的鸦片”，列宁则把基督教描绘成压迫人民的工具，并公然对宗教大张挞伐，说：“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对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的惹人生厌，令人作呕。”

随着俄罗斯正教会最高级主教吉洪于1925年逝世，当局趁势阻止正教会另立牧首。宗教自此遭政府打压，大部分教堂不是遭人摧毁，就是拨作非宗教的用途。教士纷纷被判进劳役营去，不少人因为受不住苦役折磨而丧生。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说：“斯大林于20世纪20及30年代掌权期间，正教会遭当局血腥残害，数以千计的人因此死于非命。到了1939年，国内幸存的正教会主教仅余三四个，只有一百座教堂仍能公开举行礼拜。

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一个崭新的局面却突然出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宗教

1939年，苏联当时的盟友纳粹德国进侵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短短一年间，苏联迅速吞并了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最后四个，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1941年6月，德国竟然向苏联发动猛烈攻击，令斯大林大吃一惊，手足无措。同年底，德军已推进至莫斯科近郊，看样子苏联是劫数难逃的了。

斯大林无计可施，惟有寄望于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敌；这就是苏联人所说的伟大爱国之战。斯大林意识到，既然国内仍有数以百万计的虔诚信徒，政府得先向教会作出让步，才能争取民心。斯大林突然改变他的宗教政策，结果怎样呢？

在教会大力支持下，苏联人民果然上下一心，奋勇抗敌。到了1945年，德军节节败退，苏联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由于当局停止打压宗教，正教会教堂数目一时间增至2万5000多座，教士多达3万3000人。

迫害卷土重来

然而，苏联领导层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他们一心要把神的观念从人民心中根除。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在1959和1964年间，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宗教运动，令受认可的教堂数目锐减至少于一万。阿列克谢b去世后，皮缅被选立为最高级主教。虽然正教会仍然拥有百万信众，教会前景却不大明朗，难以预卜。”

稍后，我们将探讨一下，俄罗斯正教会怎样在政府新一轮攻势下，仍能立足生存。此外，苏联境内的其他宗教又有什么遭遇呢？哪一个宗教团体成了当局的主要攻击对象呢？政府为什么视它为眼中钉呢？下一篇文章将解答这些问题。

［脚注］

［第3页的图片］

列宁认为“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的惹人生厌，令人作呕”

［鸣谢］

Musé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BDIC

政府的主要攻击目标

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苏联政府虽然向俄罗斯正教会作出若干让步，教会活动却仍然处处受牵制。1999年出版，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历史为题材的新书《剑与盾》写道：“国安会最担心的是那些不受国家直接监管的基督教团体所从事的‘颠覆’活动。”这里指的是哪些宗教团体呢？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即现在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信徒数目达400万人。据《剑与盾》透露：“［希腊天主教会］十个主教中有八个，跟其他成千上万的教士和教徒都在西伯利亚苦工营中为信仰牺牲了。”国安会的另一个攻击目标是那些没有正式注册，不受政府直接监管的基督新教团体。国安会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一类基督新教徒人数约为10万。

耶和华见证人也被国安会看作基督新教徒，按1968年时所作的估计，人数约有2万。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爆发时为止，见证人数目其实不多。正因为这样，当局从来没有把他们看在眼内。然而，数以千计的见证人后来却突然在苏联境内涌现，令情势生了变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迅速增长的开始

沃尔特·科拉茨在1961年出版的《苏联的宗教》一书中，就见证人数目激增提出了两个原因。其一是：“1939和1940年间，苏联吞并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在这些地区中有不少“活跃的见证人小组”。此外，被纳入乌克兰版图，后来成为苏联一部分的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东面地区中，本来有一千多个见证人，就这样，这些地区的见证人赫然发觉，自己竟在一夜之间被“移植”到苏联管治的范围去了。

科拉茨指出，见证人数目激增的另一个原因“听起来令人有点难以置信”，竟是“德国集中营”。据科拉茨解释，数以千计的见证人因为拒绝支持希特勒，拒绝参与他为侵略而发动的战争，被纳粹德国投进集中营去。营内的苏联囚犯对“见证人所表现的勇气和坚贞不屈‘极表钦佩’，继而对他们的神学观念产生好感”。结果，当这些年轻的苏联人获释回国时，他们已是耶和华上帝的敬拜者，对他就地球所定的旨意满怀信心。——诗篇37:29；启示录21:3,4。

基于上述的理由，苏联境内仿佛突然有数以千计的见证人涌现似的。由1946年初约1600人，增至40年代末的8000多人。可是，迅速的增长却令国安会大感不安。正如文章起头所说，对于“一些不受政府直接监管的基督徒团体”，他们一向特别有戒心。

发动攻势

虽然苏联境内的见证人数目不多，他们却因为热心传道，惹起了当局的不满和打压。1948年8月，爱沙尼亚五个负责弟兄被捕入狱。正如爱沙尼亚的见证人连比特·图恩忆述：“我们很快看出，国安会打算把我们一网打尽。”不出所料，苏联境内的见证人都面临被捕的危机。

苏联政府把见证人描绘成劣迹昭彰的大坏蛋，是对无神主义的苏联构成严重威胁的敌人。见证人更到处被当局搜捕和监禁。《剑与盾》写道：“国安会高层对耶和华派的疑惧是近乎疯狂的。这个极端例子正好说明，当局面对最渺不足道的异见人士时，也会方寸大乱，主次轻重不分。”

这种疑惧究竟有多深？从1951年4月一次精心策划，如临大敌的搜捕行动足以见之。俄罗斯一位深受敬重的宗教学者，谢尔盖·伊万年科在1999年出版的《圣经的忠实朋友》中写道：1951年4月初，“当局把居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内，5000多个耶和华见证人家庭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把他们丢弃在西伯利亚远东区和哈萨克斯坦荒漠上的‘永久居留地’去”。

值得纪念的日子

你能够想象，这次行动牵涉多少人力物力吗？要在一天之内，在一片广大辽阔的地区中，搜捕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需要怎样的部署呢？不说别的，动员的警察至少就要有数百，以至数千人。他们先要确定每个见证人的住址，然后在夜深人静之际，在同一时间之内突击把见证人一一逮捕。接下来，他们要用马车、货车，以及其他的交通工具把数千人送往火车站，再转送到货运火车上去。

请也想想受害人的苦况。你能够想象，给挤进一个肮脏不堪、用水桶充当马桶的车厢里，被迫离开家园，经过三个多星期的路程，向着数千里外的荒漠进发，会是什么滋味吗？你能够想象，被人弃于西伯利亚茫茫荒漠中，在极尽艰苦的环境下咬紧牙关，挣扎求存，又会是什么滋味吗？

本月刚好是耶和华见证人于1951年4月被放逐的50周年。一些饱尝艰辛，仍然坚贞不屈的幸存者讲述他们经历的访问被辑录下来。这辑录像片在在表明，跟公元1世纪基督徒的情形一样，阻止人崇拜上帝的任何图谋都会注定失败。

因祸得福

政府当局很快看出，要阻止见证人崇拜耶和华比他们预期的要困难得多。见证人在放逐的车上高声唱歌赞美耶和华，还在车厢外面挂上告示牌：“耶和华见证人在车上”；尽管守卫多次命令他们停止唱歌，他们却没有理会。一个见证人忆述：“在沿途车站，我们跟其他火车会合，车上满载其他被流放的弟兄，挂在车厢外的告示牌清晰可见。”弟兄们为此受到多大的鼓舞！

被放逐的见证人不但没有气馁，而且表现出耶稣的使徒们同样的精神态度。圣经报道，虽然使徒被人拷打，被禁传道，可是“他们……持续不懈教导人，宣扬关于基督耶稣的好消息”。（使徒行传5:40-42）同样，正如科拉兹报道：把“见证人”放逐“不但不能令他们在苏联销声匿迹，反倒为他们的传道活动揭开了新的篇章。即使在放逐途中，他们的火车一靠站，他们也不忘向人宣传自己的信仰”。

稍后，见证人纷纷抵达各自的目的地，他们很快就为自己赢得敏于服从，工作勤奋的美誉。不但这样，跟基督的使徒们一样，他们用行动来回答压迫他们的人，说：“我们……不能不说［上帝］。”（使徒行传4:20）后来，不少人愿意跟见证人学习圣经，还加入事奉上帝的行列。

正如科拉兹解释说：“在传播信仰方面，苏联政府放逐见证人其实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尽管见证人去的是集中营和劳役营的恐怖世界，他们却得以离开（苏联西部的加盟共和国）僻远的村庄，进入广阔得多的世界去了。”

迫害形式层出不穷

当局为求遏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可真绞尽脑汁。穷追猛打式的迫害既然未能奏效，他们遂精心策划了一连串的宣传攻势，造谣丑诋见证人。他们利用书报、电影、电台广播，甚至派国安会特工混进会众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铺天盖地的谎话渲染下，许多人不禁对见证人心生疑惧。这种疑惧可从《读者文摘》加拿大版1982年8月刊一篇文章足以见之。文章作者是苏联人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他于1976年获准移民英国。他写道：“一天晚上，我在伦敦的街上走，偶然看到一幢建筑物外挂的一个牌，上面写着：耶和华见证人……我简直不敢再看下去，我愣住了，心里不寒而栗。”

弗拉基米尔接着解释，他的反应这么强烈是有理由的，他说：“见证人一向被苏联政府描绘成异端邪教，是用来吓唬小孩的妖魔鬼怪……在苏联境内，你只能在监狱和集中营里才碰到活生生的‘见证人’。可是，现在，我却站在这幢楼房外，在这个告示牌前面！真的有人会进去，跟他们喝喝茶，聊聊天吗？”他不禁纳罕。为了说明他没有大惊小怪，弗拉基米尔说：“跟西方国家打击黑手党的狂热相比，我们国家搜捕‘见证人’的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两个组织也同样诡异神秘。”

可是，虽然饱受恶毒的迫害和宣传所攻击，见证人仍然坚忍不拔，而且人数有增无减。有些苏联出版的书刊因此建议，必须加强反见证人的宣传活动。其中之一是1978年出版时销数十万多本的《耶和华见证人真相揭秘》。作者科尼克在书中描述见证人怎样虽受政府严令禁制，却依然继续向人传道。他建议说：“专责研究宗教问题的官员实在要动动脑筋，找出更有效的方法，务求能遏止耶和华见证人继续宣传他们的教义。”

为什么矛头直指见证人？

说得简单一点，苏联政府特别针对耶和华见证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效法耶稣早期门徒的榜样。在公元1世纪，尽管当局禁止使徒，“不可再本着［耶稣］这名教导人”，反对者却不得不承认说：“看啊！你们竟然把你们的教训充满了耶路撒冷。”使徒并不否认他们违命继续向人传道，但却同时以恭敬的口吻回答说：“我们必须以上帝为统治者，服从他而不是服从人。”——使徒行传5:27-29。

同样地，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人决心要切实执行耶稣交托给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向人民宣讲，彻底作见证”。（使徒行传10:42）在《克里姆林宫的人性斗争》一书中，作者莫里斯·欣德斯指出，见证人对“传教工作有一份压不住的热忱，使他们成了莫斯科政府的眼中钉，也使他们不断跟警方发生冲突”。他补充说：“他们是禁不了的。你在这端把他们压下去，他们又在那端冒出头来。”

俄罗斯历史家谢尔盖·伊万年科写道：“据我所知，耶和华见证人是苏联境内惟一在禁制和迫害下，人数仍有增长的宗教组织。”诚然，有一些宗教也能继续生存立足，包括地位显赫的俄罗斯正教会；然而，对于在苏联政府猛烈迫害下，正教会和耶和华见证人各自以什么不同的方法来求存立足，则是一个值得细读的课题。

［第6页的附栏］

“受到最猛烈迫害的宗教团体”

据1964年版的《俄罗斯简明百科全书》指出，耶和华见证人对“传教工作甚为积极”，也是“苏联境内受到最猛烈迫害的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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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凡响、卓尔不群——费奥多尔·卡林忆放逐之旅

我家住在乌克兰西部一个名叫维珊尼莎的村庄。1951年4月8日，天还未亮，一群军人带着几条狗闯进我们家里，说莫斯科政府颁令，要把我们全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可是，只要我们愿意签署文件，表示自己不再是个耶和华见证人，就可以留下来。我们一家七口，包括父母兄弟，都决心要保持忠贞。当时我19岁。

一个军官对爸妈说：“你们带点豆、玉米、面粉、酸菜和卷心菜好了；不然的话，你们的孩子吃什么？”他还让我们宰了一头猪和几只鸡，把肉带走。我们把行李放在两辆用马拉的手推车上，被押送到哈比林镇去。在那里，我们四五十人被挤进货运火车的一个车厢后，车门紧紧的给关上了。

车厢内，只有几块木板（绝对不够几十个人睡在上面），和一个放着煤和柴的火炉。我们用带来的炊具做了点吃的。车厢里没有厕所，只能用水桶充当马桶。我们在车子的地板上开了一个圆洞，把水桶放在上面，四围挂上毛毯，勉强辟出一个茅厕来。

就在这个小小的车厢里，我们几十人一起向着没有人到过的目的地进发，共度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起初，大家难免觉得有点沮丧。可是，我们后来唱起王国诗歌，心里马上就畅快起来。我们是唱得那么的起劲，后来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尽管守卫多次打开车门，命令我们停止，我们都没有理会，直到唱完为止。沿途火车靠站时，不少人得知耶和华见证人被放逐。过了大概十七八天以后，我们终于到达西伯利亚，在贝加尔湖附近下了车。

［图片］

我站在后排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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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吉多顿》苏联政府制作的宣传电影

为了丑诋耶和华见证人，苏联政府制作了一部名为《哈米吉多顿》的电影。剧情讲述一个年轻军人与一个被诱加入见证人组织的女孩子之间一段虚构的爱情故事。故事以女孩子的妹妹在一个意外中身亡作为结束：这个意外则是因一个见证人监督所引起的，后者被描绘成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特务。

1963年5月14日乌克兰语《红旗》月刊就这部煽情的电影有以下的评论：“作为宣传无神主义的工具，这类电影很具说服力，十分奏效。其他村镇如果上映同类电影，效果也会同样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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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千计的人被货运火车送往西伯利亚去

宗教如何历劫犹存？

当纳粹德国于1941年6月进侵苏联时，俄罗斯正教会几乎已被苏联政府瓦解，奄奄一息。然而，纳粹党发动袭击以后，苏联政府却突然改变对宗教的态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伦敦英王学院现代历史系教授理查德·奥弗里在《苏联的战争——雪地血迹斑斑》一书中写道：“就在德国进侵那一天，俄罗斯正教会当时的牧首——都主教谢尔盖——呼吁信众要不惜一切代价，击退敌人。随后两年间，他写了不下23封书信给属下教友，促请他们为信奉无神主义的祖国战斗到底。”因此，正如奥弗里教授补充说：“斯大林才让宗教重见天日，再次勃兴。”

1943年，斯大林把谢尔盖立为正教会的最高级主教，正教会的地位正式受到确认。“为了投桃报李，正教会四出向信徒募捐，筹款资助新设的装甲部队。”奥弗里教授写道：“各教士和主教吁请属下信众，要持守信仰，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斯大林的信仰。”

对于苏联这段时期的历史，俄罗斯宗教学者谢尔盖·伊万年科教授有以下的论述：“俄罗斯正教会出版的《莫斯科的最高级主教》杂志把斯大林誉为历代各国中，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是受上帝所差派，来拯救国民摆脱地主与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的。杂志呼吁信众，要尽忠报国，为了保卫苏联，不惜流出最后一滴血，为了创建共产主义，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

“深受国安会器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教会对政府当局仍然有它的利用价值。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编撰的《苏联——五十年岁月回顾》一书道出两者的关系，说：“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冷战订定的外交策略得到教会领袖的大力支持。”

新近出版的《剑与盾》阐述当时正教会的领袖怎样为苏联政府卖力。例如，于1945年继谢尔盖出任最高级主教的阿列克谢一世为表示支持政府，正式“加入世界和平议会，即苏联于1949年建立的外交阵线”。书中同时提及他和都主教尼古拉“怎样被国安会视作操控民众的重要工具，深受器重”。

最高级主教阿列克谢一世于1955年作的声明特别值得注意，他说：“俄罗斯正教会全力支持我国政府为促进和平而订定的外交政策。虽然有人指称这是因为教会别无选择，事实是，正教会认为苏联政府的政策不但公正公平，而且是跟教会所倡导的基督教理念完全一致的。”

2000年1月22日伦敦《卫报》引述正教会异见教士格奥尔基·埃德尔施泰恩的讲话，说：“所有正教会的主教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以确保他们贴贴服服的听命于中央。他们都是国安会的特务。代号‘德罗兹多夫’的最高级主教阿列克谢是国安会招聘的特工，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主教们］很懂得玩弄政治手腕，跟二三十年前的情形没有两样。”

苏联政府的家奴侍婢

对于当时正教会与苏联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1959年9月14日《生活》杂志有以下的评论：“斯大林向宗教稍作让步，教会就奉他如沙皇般，向他俯首称臣。为了确保教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协作关系，当局设立了专责监管的部门。自此以后，正教会一直被视作政府的机关。”

苏联教会事务权威马修·斯平加证实教会与政府之间确实关系密切。他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治下的教会》中写道：“现任最高级主教阿列克谢刻意使正教会成为为政府效力的工具。”事实上，正教会得以立足生存，代价就是做政府的家奴侍婢。可是，你也许会问：“这也不算是什么大罪吧？”且让我们来看看上帝和基督对事情的看法好了。

耶稣基督论及他的真正门徒说：“你们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此外，圣经一针见血的说：“你们这些通奸的妇人，难道不知道同世界友好，就是同上帝敌对吗？”（约翰福音15:19；雅各书4:4）因此，圣经表明，任何教会如果跟“地上的列王……行淫乱”，就是宗教的娼妓。这样，跟政治勾结的宗教就成为圣经描述的：“大巴比伦，众娼妓和地上可憎东西的母亲”的一部分了。——启示录17:1-6。

见证人如何历劫犹存

另一方面，耶稣基督表明真正跟从他的人有什么标志，说：“你们要是有彼此相爱的心，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见证人得以在前苏联统治下历劫犹存，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这种真爱，正如《剑与盾》报道说：“不论在劳役营抑或放逐期间，耶和华派的成员都不遗余力地协助信徒同工，向他们提供金钱、粮食和衣物上的援助。”

事实上，他们向被囚的同工所提供的“粮食”也包括灵粮，就是圣经和圣经书刊。耶稣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维持属灵生命所必须吸收的知识。（马太福音4:4）弟兄为了把圣经书刊偷运进营中，要冒极大的危险；如被发现，他们将受严惩。

海伦尼·塞尔米娜曾于1962和1966年间被囚于苏联的波马刑事劳役营中。在《苏联监狱的女囚犯》一书中，她写道：“不少耶和华见证人都是因为在住所里藏有几本《守望台》杂志，就被当局判处十年苦役的。既然拥有这些杂志已足以被重判，当局一旦发现这些书刊竟在营内，焦虑和愤怒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提供灵粮，弟兄们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表现出超卓的基督徒爱心！然而，尽管这种真爱是见证人能够历尽艰辛，生存立足的重要因素，最关键原因却不是这一个。海伦尼·塞尔米娜写道：“没有人能够理解，在这个四面围上有刺铁丝，人与人的接触极为有限的地方，怎么可能有禁书流入呢？”不错，既然所有进入营房的人都经过彻底搜身，能够偷运禁书确实不可思议。海伦尼继续写道：“这些书刊就仿佛是天使在夜间空投下来似的。”

不错，上帝曾经保证，他绝不会离弃他的子民。因此，前苏联境内的所有耶和华见证人衷心认同诗篇执笔者所说的话：“上帝是帮助我的。”（诗篇54:4；约书亚记1:5）不错，全赖上帝的帮助，见证人才得以在前苏联的统治下历劫犹存！

又是一番新气象

1991年3月27日，耶和华见证人正式成为苏联认可的合法机构。在同一天签署的宪章里，有以下一项：“这个宗教团体的宗旨是要继续执行他们的宗教使命，就是显扬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宣扬由耶稣基督掌权的天上王国将为人类带来的种种幸福。”

此外，宪章还列出他们执行这项宗教使命的方式，其中包括：公开传道，上门探访，教导人学习圣经真理，借助圣经书刊跟人作免费的圣经讨论，以及分发圣经。

自从这份公文在十年前签署以来，苏联早已解体，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十五个成员国境内的宗教面貌也焕然一新了。那末，对于这些地区的宗教，以及世上各宗教的前景，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

［第11页的附栏］

正教会与苏联政府合作无间

埃德蒙·史蒂文斯在1945年出版的《苏联一点不神秘》中写道：“教会谨言慎行，惟恐得罪它的恩人。教会清楚明白，国家向它施恩，期望的回报就是教会全力支持国家的体制，在指定的范围内规行矩步。”

史蒂文斯补充说：“几百年来，正教会是俄国国教这个观念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教会也就顺理成章的接受了它的新角色，就是要跟苏联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进退。”

英国凯斯顿研究院曾深入研究，最高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跟苏联政府紧密合作的来龙去脉。研究报告的结论是：“阿列克谢跟政治勾结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差不多所有经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天主教、浸信会、基督复临派、伊斯兰教，以及佛教——它们的宗教领袖都是国安会的特务。事实上，一份报道国安会怎样招募阿列克谢作特务的报告，也同时提到其他的特工，其中包括一些爱沙尼亚语路德会的教士。”

［第12页的附栏或图片］

在劳役营内向人传道

拉脱维亚记者维克托斯·卡尔宁斯曾在位于莫斯科东南面400公里以外，莫尔多维亚劳役营中度过了近十年（1962-1972年）的牢狱生涯。1979年3月一位《儆醒！》撰稿员问他说：“你认为被囚的见证人知道这个组织在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情况吗？”

卡尔宁斯说：“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资料来源主要是他们手上的书刊。……他们也常把杂志给我看。我当然不知道他们的书刊藏在哪里，因为收藏地点不断的改变。不过，人人都知道在营里能看到他们的书刊就是了……守卫跟见证人整天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个把书藏起来，一个设法把书搜出来！”

撰稿员又问他说：“那么，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找机会跟你谈信仰的问题呢？”卡尔宁斯说：“啊，当然有！谁都认识他们。什么哈米吉多顿……什么不再有疾病，我们通通都耳熟能详了。”

［图片］

在莫尔多维亚劳役营中，弟兄们勇敢地向人传讲圣经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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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沃夫丘克夫妇给放逐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至今仍忠心事奉上帝

［第10页的图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教会由于大力支持政府，斯大林暂时容许宗教再次勃兴

［鸣谢］

U.S. Army photo

［第10页的图片］

最高级主教阿列克谢一世（1945-1970年）说：“苏联政府的政策是跟教会所倡导的基督教理念完全一致的”

［鸣谢］

Central State Archive regarding the film/photo/phono documents of Saint-Petersbu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