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尽管要面对政府残酷的迫害，见证人依然热心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这使莫斯科中央政府很不高兴，国安会尤其恼怒。1951年2月19日，国安会在写给斯大林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为了镇压耶和华教派反苏联政府的地下活动，苏联国安部［国家安全部，后来的国安会］认为，已知的耶和华教派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必须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州和托木斯克州。”国安会知道谁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请求斯大林批准把苏联6个共和国内的8576个见证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请求得到准许。

玛格达林娜·别洛希茨凯亚忆述：“1951年4月8日星期天，凌晨2点我们从睡中惊醒，有人砰砰地敲门。妈妈立即起来去开门。一个官员站在门前，他大声宣告说：‘你们因为信奉上帝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你们有两个小时收拾一切，可以带走房里的任何东西，但是不许带谷物、面粉和麦片。家具、木制品和缝纫机也不可带走。院子里的东西一律不准带。收拾好被褥、衣物、行李后就到外面去。’

“早些时候我们从书刊里读到，国家东部有许多传道工作要做，我们知道现在是时候去那里工作了。

“我们当中没有人号啕大哭或低声抽泣。那个官员很惊讶，说：‘你们居然连一滴眼泪也不掉。’我们告诉他，从1948年起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们请求他让我们至少带一只活鸡上路，但是他拒绝了。那些官员当着我们的面把鸡分给自己，这个五只，那个六只，又有一个分得三四只。笼子里只剩下两只，官员下令把鸡杀了，然后交给我们。

“我那八个月大的女儿睡在木造的摇篮里，我们请求把摇篮带走，官员却下令将摇篮劈开，只把托着婴孩的那部分交给我们。

“很快我们的邻居知道我们被政府流放。有人拿了一袋烤脆的面包，我们要走的时候，他把面包扔到车上，看守我们的士兵发觉了，又把面包扔回去。我们总共六个人：我、妈妈、两个弟弟、我丈夫和八个月大的女儿。出了村子，我们立即转乘一辆汽车。到了地区中心后，我们填妥文件，然后由卡车送到火车站去。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火车站人山人海，有被流放的人，也有来观看的人。卡车把我们直接送到火车车厢前，我们的弟兄已经在那里了。车厢满了后，士兵来一一点名。我们的车厢共有52个人。火车开行之前，站上送行的人开始哭，有的甚至啜泣起来。此情此景令我们很惊讶，因为我们跟其中好些人素不相识。但他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现在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火车发出响亮的鸣笛声，弟兄姊妹就开始用乌克兰语唱了一首歌：‘愿基督的爱与你们同在。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王国里再相见。’我们大多数人都满怀信心和希望，坚信耶和华不会离弃我们。我们唱了几段诗歌，场面非常感人，一些士兵也禁不住掉下泪来。火车就这样开行了。”

“事与愿违”

圣彼得堡赫尔岑大学的教授戈尔季延科博士在他的书里，谈到政府的迫害得到什么结果。他写道：“结果事与愿违，他们原本是要削弱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在苏联的力量，但事实上，他们反而使这个组织更加坚强。耶和华见证人到了新的地区居住，那里的人从未听过他们的宗教，于是见证人努力传道，用他们的信心和忠贞不渝的精神来感染当地人。”

许多见证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一些人数不多的会众建立起来，并获分派传道地区。尼古拉·卡利巴巴说：“在西伯利亚有一段时期，我们挨家逐户传道，或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做完一家，走过两三家，到下一家传道。可是，这样做很危险。我们是怎么传道的呢？第一次探访后，过了大约一个月，我们设法再去续访。初次探访时，我们会这样打开话题，问对方：‘你们售卖鸡、山羊或牛吗？’然后，我们渐渐把话题转到王国之上。过了不久，国安会知道了这件事，很快报纸就登出一篇文章，警告当地居民不要跟耶和华见证人谈话。文章说见证人挨家逐户向人要山羊、牛和鸡，但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绵羊’！”

加夫里尔·利维叙述：“虽然弟兄受国安会严密监视，但仍然努力传道。苏联的人民要是觉得有人想跟他们谈论宗教的话题，就马上报警。尽管这样，我们继续传道，虽然起初没有什么成果。但是，随着时间过去，真理发挥作用，一些当地人开始改变了。举例说，一个俄罗斯男子喝酒喝得很厉害，他学了真理后，使生活跟圣经原则一致，成为一个热心的见证人。后来，国安会的官员把他叫去，对他说：‘你整天跟谁在一起？那些见证人是乌克兰人。’

“这个弟兄回答：‘过去我喝得醉醺醺，醉倒街头，你们也不管我。现在我改变了，做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你们倒说不喜欢。虽然很多乌克兰籍的见证人离开西伯利亚，但接受上帝教导、学习怎样生活的西伯利亚人却会留在这里。’”

几年后，伊尔库茨克的官员写信给莫斯科说：“这里的几个工人声称，所有［耶和华见证人］都应当被送到北方的一个地区，叫他们与世隔绝，使他们的思想受到改造。”西伯利亚当局也好，莫斯科当局也好，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叫耶和华见证人噤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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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流放的见证人在西伯利亚建造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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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达林娜·别洛希茨凯亚和家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