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表现海外传道精神带来丰厚的奖赏

汤姆·库克自述

突然，砰砰的枪声划破了午后的宁静。子弹嗖的飞过我们花园的树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快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场政变，乌干达已经由军官阿明执掌政权了。这件事发生在1971年。

环境改变，目标不变

我和安娜在1960年底结婚，我们都有志投身海外传道服务。但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情况就改变了。女儿萨拉出生之后，我和安娜仍旧渴望扩大服务，到需要更多传道员的国家服务。我发信到许多国家申请工作，最后，我在1966年5月收到一封来自乌干达教育部的信，信中说会聘用我。正当这个时候，安娜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有些人不禁疑虑，我们在这样的环境还打算出国是否明智。我们就去跟医生商量，他说：“如果你们打算走，就必须在太太怀孕七个月之前乘飞机。”于是，我们马上动身前往乌干达。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父母在二女儿蕾切尔两岁之后才能见到她。现在，我们也做了祖父母，很明白和感激亲爱的父母所表现的牺牲精神。

1966年，我们抵达乌干达，感到既惊又喜。下了飞机，我们马上被周围的色彩所触动。热带地方真是色彩缤纷！我们在乌干达的第一个家靠近伊甘加小镇，这个小镇距离尼罗河源头的金贾镇有50公里远的路程。离我们家最近的耶和华见证人是在金贾的一个偏远小组。海外传道员吉尔伯特·沃尔特斯和妻子琼，还有斯蒂芬·哈迪和妻子芭芭拉照料这个小组。我申请迁到金贾工作，这样我就能给予这个小组更大的协助。于是蕾切尔出生后不久，我们就搬到金贾。在那里，我们跟这小群忠心的见证人一起服务，十分喜乐。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乌干达的第二群会众。

家在他乡

我和安娜都觉得，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没有其他地方能比得上这里了。我们可以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外传道员并肩工作，并且有幸协助一个新成立的会众茁壮成长，实在是很大的快乐。我们很爱乌干达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探访我们的家，是很好的友伴。斯坦利·马库巴和妻子艾辛阿拉给了我们特别大的鼓励。

但是，我们的访客不仅限于弟兄们，还有各种各样奇趣的野生动物呢。河马会在晚上从尼罗河里出来，大摇大摆地来到我们家的门口散步。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条6米长的大蟒蛇竟光临我们的花园。我们也不时到野生动物保护区观赏动物，在那里狮子和其他野生动物可以自由地漫步。

传道的时候，我们很引人注目，因为当地人从没见过婴儿车。我们逐户传道时，总是有一大群孩子跟着我们。人们用尊重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然后摸一摸我们白嘟嘟的婴孩。在这里传道真的很开心，因为人人都很友善。我们很容易跟人开始圣经研究，所以我们想这里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接受真理的。然而，有些人觉得，要弃绝不符合圣经的传统习俗，倒有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仍旧有不少人采纳了圣经的崇高道德标准，会众的人数不断增加。1968年，我们在金贾举行了第一次的分区大会，是神治扩展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一些圣经学生在尼罗河里受浸，这留给我们很宝贵的回忆。但是我们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在禁令下表现信心、谨慎行事

政变那天，我们正在自己的花园里喝茶，开头描述的那一幕就发生了。金贾顿时闹得天翻地覆。在随后的两年里，阿明政府把国内所有亚洲人都驱逐出境。大部分外国人都决定离开乌干达，学校和医院几乎完全瘫痪。接着，政府发布了清晰的命令，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教育部顾及到我和家人的安全，就把我们搬到首都坎帕拉。这次搬家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在坎帕拉，由于没有那么多人认识我们，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活动自由。第二，那边的会众和传道地区也需要更多人手，所以我们搬到那里是再好不过了。

布赖恩·华莱士和妻子马莉恩的情况跟我们类似，他们也有两个孩子。同样，他们决定留在乌干达。在这段艰难的日子，他们在坎帕拉会众跟我们共同进退，使我们大受鼓舞。以往我们曾经读过一些经历，有关其他国家的弟兄们怎样在禁令下勇往向前，现在这些经历对我们特别有意思，给予我们特别大的鼓励。我们化整为零，以小组形式聚会。此外，每月一次，我们都会在恩德培植物园举行较大的集会，并且装作参加社交活动。我们的女儿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我们传道的时候步步为营。由于白人探访乌干达的家庭很惹人注目，我们就到商店、公寓和一些大学校园里做传道。我在商店传道时会用这样的方法：我向店主买一些我明知已没有的物品，例如糖和米。如果店主对国内所发生的事表示难过，我就会把话题引到王国的信息上。这个方法十分有效。有时候，我离开商店时，不仅找到感兴趣的人，还买到少量紧缺的物品呢。

这其间，暴乱越来越严重。由于乌干达和英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政府当局不再签发新的工作证给我。到了1974年，我们只好向弟兄们挥泪告别，结束了在乌干达的八年生活。然而，我们海外传道的精神并未因此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