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制的尾声

1982年，苏联有新的领导人上台，触发了另一场迫害浪潮，大约为期两年。这次迫害，其实不是苏联的新领导层授权的。他们只是要求属下的加盟共和国作出改革。可是，乌克兰有些地方政府却过度热心，擅自把一些带头的见证人监禁起来。这次迫害虽然没有怎样影响大部分的弟兄，却对有些见证人造成身心的伤害。

1983年，外喀尔巴阡的伊万·米加利被判入狱四年。这位弟兄是个长老，当时58岁。苏联当局没收了他所有的财物。公安人员搜查米加利弟兄的住宅，找到了70本见证人出版的杂志。米加利弟兄为人谦和，很多人都知道他很热心传讲圣经。他藏有圣经书刊，又热心传道，当局就以这两条罪逮捕他。

1983至1984年间，乌克兰东部进行了一连串的集体审讯。许多见证人被判入狱四至五年。他们大都不用放逐到寒冷的西伯利亚或哈萨克，而是被囚在乌克兰境内。有些弟兄也在监狱里受到迫害，被指违犯监狱条例。当局这样做，是要加重他们的刑罚。

有些监狱长更把弟兄送进苏联的精神病院去，企图迫使他们患上神经病，不再敬拜上帝。可是，耶和华的灵却支持弟兄，叫他们继续忠于耶和华和他的组织。

节节胜利

在80年代的后半期，当局的政策比较宽了。会众的传道员人数不断增加，书刊的供应也多了。有些见证人离境探亲之后，带来不少书籍杂志。对有些弟兄来说，尤其是曾被关在拘禁营里的弟兄，这还是首次亲手拿着一本原版的圣经书刊。原版的《守望台》竟能冲破铁幕，来到他们手中，实在叫他们难以置信。

当局为难了耶和华见证人多年，态度终于开始软化。当地宗教事务部的官员约见我们的弟兄。有些官员甚至愿意跟布鲁克林总部来的代表会晤。起初，弟兄们不免有点怀疑，担心这是个圈套。可是，情势的确改变了。1987年，当局陆续释放狱中的见证人。后来，有些弟兄尝试出席在邻国波兰举行的区域大会。他们填报的出外理由是探望亲友。当局批准了他们的旅游申请，令他们大感意外！波兰的弟兄很慷慨，送给他们许多属灵书刊。乌克兰的弟兄回国时，海关官员大都没有没收他们的圣经书刊。这样，弟兄带了不少圣经和书刊回国。

次年，慷慨好客的波兰弟兄邀请更多的乌克兰弟兄前往波兰。1989年，有几千人低调地出席了波兰的三个国际大会，并且把更多书刊带进乌克兰。同年，宗教事务部允许耶和华见证人收取外国寄来的宗教书刊，但只限于每样两本。此后，德国的弟兄开始定期寄来书籍和杂志。以往，弟兄只能在地下室，或于深夜时分在家中的地窖复印杂志。现在，他们能够光明正大地到邮局领取书刊了。这好像做梦一样！对老一辈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们的感受有如获释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就恍如做梦一样。”（诗篇126:1）但这只是美“梦”的开始而已。

华沙大会

1989年，布鲁克林总部的弟兄建议督导委员会跟当局接触，好让我们的工作得以正式注册。再者，布鲁克林伯特利的韩素尔和杰拉斯正探访乌克兰的弟兄。次年，当局正式批准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出席波兰的大会。弟兄填写旅游申请时，堂堂正正地说明要到波兰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大会，而不是探望亲友而已！

对乌克兰的弟兄来说，华沙的大会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们跟其他同工相见，收到用自己母语写的彩色书刊，能够自由地参加聚会，令他们高兴得流下泪来。波兰的弟兄表现爱心，慷慨接待乌克兰的访客，供给他们一切所需。

许多劫后余生者在华沙的大会里重逢。莫尔多维尼亚拘禁营曾经囚禁了几百个见证人。在华沙的大会里，他们有一百多人再次见面。大家相遇时，最初只是望着对方，然后喜极而泣。摩尔达维亚的一个见证人曾跟贝洛·迈泽一起被囚禁了五年，却认不出他来。为什么呢？他惊叹说：“我只记得你穿着囚衣的模样，但现在你却西装笔挺，还打上领带呢！”

终于得到宗教自由！

1990年底，司法机关开始替一些耶和华见证人平反，恢复他们的权利。

国安会的人时常想我们暴露弟兄的身份。他们会把一些相片给我们看。我通常说：“对你们来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谁也不认得。”我们总是这样回答他们。后来，我结了婚。有一次，我走到安加尔斯克的市中心，遇见当地国安会的头子。他以往常常抓我去盘问，所以很认识我。

他对我说：“你曾说你不认识斯捷潘·沃夫丘克这个人，现在怎么嫁了给他？”

我回答说：“是你把他的相片给我看，我才认识他嘛。”

他拍拍双手，说：“你瞧，这次又是我们不对了！”

我们都禁不住笑起来。这一天，我的确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