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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许多官员现正提出警告，生活水准在一国复一国日益下降所造成的绝望，正在开始演变成充满凶兆的政治衰败。’——《纽约时报》，1988年11月29日。

在1980年代，千百万已经是赤贫阶级的人眼巴巴望着通货膨胀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微薄收入。对他们说来，问题不只是应付生活费用，而是怎样挣扎求存。你留意到当地的基本粮食价格不断飞涨吗？你虽付出同样的金额，购物袋里的东西岂不是似乎变得越来越少吗？的确，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你也从经验知道生活费用正日益高涨。

有解决的方法吗？

物价高涨——民不聊生

《儆醒！》杂志驻西班牙通讯员报道

‘我们已完全不再吃番茄，因为番茄实在太贵了。至于水果，我记不起上次买水果是什么时候，’印度一个家庭主妇叹息说。

‘我们买不起衣服鞋子，’要维持五口之家的一个墨西哥纺织工人慨叹说。‘四年之前，我们的收入较少，但物价较廉，现在的金钱已买不到什么了。’在他国内，披索（当地货币）的购买力从1982至1986年下降了百分之35.4。

厄格尼是埃及开罗一间大厦的夜班管理员，当地的生活必需品只在12个月内就涨价一倍。他解释说：‘我们见一天过一天，终有一天我们买不起吃的东西。’

在巴西，一个倒霉的火车意外受害者等待了20年才获得法院判决他索偿得直。结果，他所获的每月赔偿费相等于意外发生时该国的最低工资之半。可是，由于通货膨胀，这个数目甚至不够他前往取款时乘搭公共汽车的票值。

尼日利亚的巴拉已有三个子女，他听到妻子产下一胎三婴的消息时昏了过去。他虽然身兼两职，但家庭收入几乎不够应付基本需要的开支，而粮价仍不断上升。他知道自己将无法供应儿女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准备把新生婴儿给别人收养。

细节虽然不同，但在普世发生的情形却是大致相同的。生活费用无情地不断增高。对许多人来说，面包、牛奶和米饭已成为奢侈品，一日三餐是稀有的享受。来自尼日利亚的一项报道说：‘以往是大多数尼日利亚人主要食品的面包，现今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米饭只在节日才有得吃。’

有些人以多点时间工作来减轻难题，但有些人却发觉工作很难寻得，甚至不可能寻得。他们被迫日复一日为糊口而挣扎，在这方面虽困苦劳顿，却时常毫无成果。对这些人来说，问题不仅是应付生活费用而是要应付生存的代价。

在大多数例子上，罪魁祸首是通胀或物价上扬。工资也许增加，但很难追得上高涨的物价。固定收入的人，例如靠退休金生活或失业人士，他们所受的打击尤其重大。在世上许多低度发展的国家中，近年来生活水准显著下降。以普世而言，虽然富者越富，穷人却肯定越穷。你的国家也有这种情形吗？

经济困难造成不安

因此，许多人愤然抗议是不足为奇的。例如，来自墨西哥恰帕斯和瓦哈卡省的赤贫教师在墨西哥市的主要广场竖立帐幕，静坐不眠，希望此举能赢得经济上的公平待遇。其中一人坚称：‘人民正受到剥削。’在其他国家，物价急升时也曾引发暴动。

有人把犯罪形容为穷人对抗富人的沉默（但却危险的）革命。如今犯罪率正迅速增加。一个警察讲习班把国际犯罪狂潮归咎于有这么多市民陷入经济绝境。经济困迫有时诱使人铤而走险。1987年，印度的两条乡村有50名上层阶级人士被数百饥饿农民所杀，因为农民觉得饱受封建的上层阶级地主所剥削。

是谁之过？

在这二十世纪，人所创制的财富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矛盾的是，在本世纪行将终结之际，竟有亿万人陷入永久的贫穷之中，而且这样的人在数目上正不断增加。更好的明天、经济好转、人人可获优厚工资的承诺，只不过是政治幻想而已。

这是谁或什么之过呢？许多人归咎于政府。各政府本身也许归咎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世界经济机构也受到猛烈批评。显然，难题相当错综复杂，解决方法却十分渺茫。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会考虑生活费用危机的若干基本原因，以及为何这么难于补救。

为什么有生活费用危机发生？

从贝尔格莱德至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拉哥斯至利马，从马尼拉至墨西哥市，从华盛顿市至惠灵顿，各政府均努力对抗通胀。

有时政府本身也陷于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一项报道声称，‘美国在过去五年所制造的债务比在此之前立国的全部历史所制造的还多。’非洲一个国家在不久之前把人民期待已久的增加工资法例撤销。使政府大感尴尬的是，原来它发现国库的存款根本不够支付新的工资预算。同样，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大国，通胀率如此巨大，以致政府害怕到1988年终，就无法支付一百多万公务员的薪俸。

五年计划、通货贬值、冻结工资、管制物价和其他经济补救方法均曾有人提出。但难题十分错综复杂，解决的希望仍相当渺茫。为了说明这些困难，《儆醒！》在以下举出促成生活费用危机的一部分基本原因。

脆弱的国际经济制度

全球的互相依存。正如一位国际金融家解释：‘世界是一个。我们的经济是全球性的……在全球性的经济上，认为单方面提出的方法便可以解决难题乃是胡说八道。’举例说，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很快就蔓延到较贫穷的国家，因为后者发现，别人对自己的产品已不再有需求。同样，美国宣布加息意味到拉丁美洲和非洲诸国会遭遇更多难题，因为它们要为所欠的外债支付更多利息。大致上说来，国家越穷，对全面经济趋势的影响力便越小，但却较易受不利的经济风险所伤害。

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强调世界经济的不稳以及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影响。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感到如此不安，以致美国在1987年8月的恶劣贸易数字连同一位财政部官员可能出言不慎，据称这竟然足以引起1987年10月世界股市的大崩溃。

美国的严重债务难题以及各大经济强国无法或不愿在经济政策上彼此协调，令人很难迅速恢复信心。经济学家马里斯(Stephen Marris)论及这种情况时警告说：‘我们实在焦头烂额。打开出路绝不容易。’

物价波动。近年来在石油、金属和其他基本商品的价格大幅度波动。1970年代的油价突然急升促成了普世通胀和带动世界经济不景。没有产油的第三世界诸国所受的打击尤大。

1980年代，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暴跌。这件事严重打击经济较弱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收入主要依靠这些商品的出口。例如墨西哥和尼日利亚这两个主要依靠石油出口的国家便由于油价暴跌而经历到生活水准的暴降。这样的价格波动能够使甚至最健全的经济计划也完全失效。

短视的政府用钱方式

军费开销。1987年全球军费总开销估计约达一万亿美元，相等于每分钟耗资180万美元！不但富裕国家把巨量金钱浪费在军备之上；世上有些最穷的国家也计划每年增加百分之10的国防经费。

经济学家盖伯瑞斯(John Galbraith)解释第三世界军费开销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说：‘军备消费的支付者乃是穷人中的穷人。当局把原本预定用来改善生活费用的非军事投资转作购买军备之用，不惜连面包本身也牺牲了。’

‘白象’计划。据说曾有一个暹罗王惯常赐一头白象给他所不喜欢的朝臣。既然白象被视为神物，就不能让它劳作。结果，豢养白象足以为倒霉的受礼者带来经济破产。西方各国近年来无意中扮演了暹罗王的角色。他们的经援计划包括庞大的科技工程，受惠国却连维修的能力也没有。

这些昂贵而不切实际的‘白象’在贫穷国家中屡见不鲜：豪华的机场，但升降的飞机极少；漂亮的面包房，但因缺乏面粉而烘不出面包；巨大的混凝土工厂，但因缺乏维修而经常损坏。

第三世界的政府有时自寻烦恼；他们大量举债，把金钱滥用在浪费的工程上，例如水力发电计划、核电厂，甚或新首都计划等。

人口增长

在世上许多国家里，人口的急剧增长促成了生活水准低降。房屋、职业、学校，甚至粮食生产都无法赶上不断增加的需求。例如，墨西哥由于人口迅速增长，每年要制造100万个职位才能使失业率不致上升。在多个非洲国家中，激增的人口——蜂拥到各城市以致情形更为恶化——使粮食入口在过去十年间增至以往的三倍，生活水准亦大为降低。有些绝望的父亲由于找不到职业来供养庞大的家庭，便索性抛弃家人，甚或自寻短见。

制度固有的弱点

难以预测的市场力量。如众周知，经济预测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难题是，甚至在经济先进国，专家们也不易知道将来实际会有什么事发生；但在第三世界里，精确的资讯时常付之阙如，因此预测经济动向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即使经济学家全都同意难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所建议的解决方法无疑会按照自己的政治或社会观点去立论而各不相同。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作出最后决策的政治家倾向于只肯听他们认为惬意的经济建议。

关于美国，前任美国商务部长彼得森(Peter Peterson)解释说：‘实际上，我们的难题不是经济上的。反之，我们的难题症结在于缺乏政治上的意见一致。我们甚至对于本国经济难题的性质也意见分歧。’

愚昧的自私。每个国家的趋向是，只求自己的最高权益，罔顾对别国的影响。例如，所谓的经济援助也许是把各种尖端军事设备送到民不聊生的国家里。显然，施惠国的动机是为了经济或政治利益而非人道主义。工业富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而设立的关税界限使贫穷国家甚至在销售基本货品方面的努力也受到妨碍。

不少低发展国家批评国际银行机构只顾催促负债国偿还利息。有些计划由于缺乏经济支持而被迫放弃，原因是生产速度不足以偿给债权人。借债国现时要付的高利率主要是为了富裕国家浪费金钱之故。阿根廷总统阿方辛指出，拉丁美洲在五年之内还给美国和欧洲的金额相当于两个马歇尔计划。a可是，该地区的欠债量却比前更巨。

贪污与贪婪。非洲和亚洲的若干国家元首曾被指控盗用了亿万美元的公款，拉丁美洲多个政要和商业巨子也被控与牵涉到千百万美元的诈骗有关，这些数目庞大的金钱往往是从各项改善平民生活的计划挪移过来的。各阶层相习成风的贪污严重地削弱了无数国家的经济制度，使蒙受损失的赤贫大众的负担更百上加斤。

令人齿冷的商业贪婪也有分加重生活费用危机。例如，巨大的跨国烟草公司的市场推销术说服了千百万贫无立锥的人把微薄的收入花在烟草之上。在若干发展中国家里，烟草公司大量倾销高焦油香烟，吸烟者多数全不察觉吸烟对健康造成的危险。由于受赚得大量外汇的希望所诱，农夫把许多宝贵的耕地转作种植烟草之用，但他们的希望时常并未能实现。目前，与吸烟有关的各种疾病与生活费用同时激增。

简略地检讨一下生活费用危机的背后原因足以表明，各政府虽然力求改善人民的生活，却面对惊人的重大挑战。法国总统米特朗在一个经济讨论会上发言，抱怨‘世界好像经常移动你脚下的地毯，把它突然拉开，威胁要摔你一跤。’第三世界的政治家和经济家都从艰苦的经验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这是否意味到经济复苏已无望呢？世界经济能够对全人类提供合理的生活吗？以下的文章会回答这些问题。

［脚注］

［第8页的附栏］

债务的难题

国家债务

在许多地方，政府的开销大大超过收入。这种大量举债的政策导致庞大的赤字预算，往往累积至多年之久，它称为国家债务。为了偿还债项和利息，政府不得不继续举债，这又进一步调高利率和助长通胀。此外，正如《时代》杂志解释，各政府均不愿节省开销，因为‘选民究竟是人，都希望多点福利和少点纳税；政客则由于是政客，所以要顾忌到［选民的意愿］。’是故，精打细算的日子遂被延搁起来，生活费用依然上涨。

国际债务

为了种种理由，有些国家输入货物和服务多于输出货物和服务，结果造成贸易赤字。不足之数要用别国所接受的通货来偿还，通常是美元或其他强势货币。这些款项必须从储备金中抽出或从外国借入。国家的储备金若是少到危险程度，借款又无法获得，政府就可能不得不限制输入或把通货贬值。两种方法都可使输入货品的价格急激上扬，其中也许包括不少对工业和消费者均同样必需的物品。

第三世界诸国特多贸易差额的难题，因为在大多数例子上，它们输出货品的价值急剧下降。例如，在1960年，一吨咖啡的价值可以购买37吨肥料，但到1982年却只能买16吨。类似的情形也见于可可、茶叶、棉、铜、锡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这些都是低发展国家的主要输出品。不利的贸易条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控制的；主要是由于这种打击的缘故，到了1987年，这些国家所欠的外债已达到一万亿美元的庞大数字。这样的重担大大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复苏，甚至威胁到若干政府的稳定。

《纽约时报》在不久之前评论说：‘拉丁美洲所共同面对的难题是债务问题。……各政府认为这乃是使它们声望日降的首因，而且是对它们的前途深具影响的主要政治因素。’

［第7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世界通货膨胀率1980-85年

（基于《经济学家周刊》出版之“世界统计数字”）

■ 0 至 15%

■ 15 至 30%

■ 30 至 100%

■ 100%以上

■ 数字不详

经济复苏有望吗？

法王路易十六在位时，据报皇后安朵奈特有一次问财政大臣说：‘部长阁下，你打算做些什么去弥补赤字？’他答道：‘什么也不做，夫人。难题太严重了。’

时代虽然已经改变，这种想法看来依然流行。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同样慨叹关于庞大的国际债务，富国与贫国之间的极端经济悬殊，以及这么多个国家穷到可怜。但他们却差不多什么事也没有做——难题实在太严重了。从经济学来说，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经济学’一词来自希腊文的艾干诺模斯(oikonomos)，意思是管家或家庭经理人。世界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研究怎样管理这个世界‘家庭’的经济。那么，这个‘家’正受到怎样的管理呢？

举个例说明，我们试想象地球是个邻里，其上的个别国家彼此为邻。其中一个最富有的邻人大事挥霍，几乎欠了所有人的钱；但他既是最大的借债者，各债权人不愿迫他还款。有些较贫穷的家庭也债台高筑，不得不再多举债来支付欠款的高利。这时，当地最贫穷家庭的父亲却大摆筵席款待宾客，虽然自己的几个儿女正在挨饥抵饿。

较富裕的几个家庭享有丰富的食物，结果要把大批余粮倒在垃圾箱里。他们花在宠物身上的金钱多于穷人家庭用来供养儿女的钱。他们不时召开邻舍会议，讨论当地的难题，但看来一筹莫展。贫、富家庭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显然，这个邻里的管理方法在基本上有不妥之处。

有能力管理全球经济的人物

妥善的管理与道德是密切不可分的。正如我们所见，国家、机构和个人层面的自私与贪婪大大助长了生活费用危机，特别以较贫穷的国家为然。经济上的不公平只是一个不公平的事物制度的反映之一而已。

无可否认，事情实在没有轻易的解决方法。难题巨大到非一国所能解决，世上也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具有足够的权力去加以处理。此外，许多世界领袖也由于缺乏处理难题的政治意愿而受到批评。

可是，历史描述有一位统治者曾经特别关注那些在经济上饱受剥削的人。他颁布肯确的律法去保护和维持贫苦大众。

这位统治者便是大约在3500年前将以色列人从埃及解救出来的上帝。他施行奇迹降下吗哪，使以色列人在流浪旷野的40年期间得以果腹。这位隐形的君王留意使人人都有足够的粮食。——出埃及记16:18；可参阅哥林多后书8:15。

后来，以色列人抵达应许地时，上帝所订的律法保护穷人。有免息贷款可以济困扶危。穷人可以在田间、果园和葡萄园拾取遗穗，遗果。主人在收获时要遗下一些给穷人拾取。此外，上帝吩咐较富裕的以色列人“要向境内的穷人慷慨地松开手。”——申命记15:7-11。

上帝以此方式管理以色列家，他们若服从他的训示，便可获致全国的繁荣。他的代表，例如所罗门王，均须效法上帝的榜样。关于所罗门，诗篇执笔者写道：‘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诗篇72:4,12-14。

不过，上帝后来在他的话语中预言会有生活费用急升的危机临到。圣经描述残酷的经济现实终会为祸人类，说：‘一天工资只够买一个面包。’（启示录6:6，《威茅斯圣经》，第五版）这正是今日世上许多穷人的境况。一天的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一餐的消费。

真正的经济复苏在望

诺贝尔奖金得奖者布兰特(Willy Brandt)强调现今的可悲情况的唯一解决方法，说：‘贫穷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越来越意识到，……大家都被对生存问题的共同关注连系在一起，解决方法只有采纳一项高瞻远瞩而顾及普世的建议才能获致。’

这正是上帝所用的方法，一项高瞻远瞩而顾及普世的方法。上帝与人为统治者不同的是，他有决心和方法为普世经济带来复苏。

在论及经济艰难的同一个预言中，上帝提及他所委任的统治者。这位统治者有能力补救现状。圣经将他描述为骑在一匹‘白’马之上，同时会“进行征服”。这位统治者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久便会完成他的征服，使上帝的王国成为管理人类的唯一政府。耶稣基督所统治的王国便是上帝用来解决生活费用危机以及其他弊端的方法。——启示录6:2，《新世》；参看但以理书2:44。

上帝应许，在以赛亚预言称之为‘新天’的王国统治之下，‘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儿女］也不遭灾害。’‘我的仆人必得吃……；我的仆人必得喝……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以赛亚书65:13,14,17,23。

今日千百万徒然劳碌的人可以留意这些话而鼓起勇气来。在上帝的新世界里，他们的儿女不会由于经济艰辛以致基本的需要亦受到剥削。对生活费用的忧虑将被生活的乐趣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