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忠贞，死而后已

石匠莱斯坦·法比扬来自萨格勒布，他向伊万·塞韦尔、弗拉尼奥·德雷韦纳和菲利普·胡热克－贡巴扎传讲真理。不出六个月，他们全都受了浸，也开始传道和举行聚会。1943年1月15日傍晚，巡逻队来到伊万·塞韦尔的家，逮捕了他、弗拉尼奥·德雷韦纳和另一个弟兄菲利普·伊利奇。士兵搜查房子，没收所有书刊，然后把弟兄们带走。

莱斯坦听到弟兄被逮捕，就和菲利普·胡热克－贡巴扎去安慰弗拉尼奥的母亲和妹妹。游击队闻风而来，把莱斯坦和菲利普也逮捕了。这五个弟兄用圣经向士兵解释，他们只事奉耶和华，而且已成为基督手下的士兵。他们全都拒绝拿起武器和参与战争，结果全部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起来。

一天夜里，士兵叫醒这五个弟兄，剥掉他们的衣服，然后带他们到森林去。在路上，士兵游说他们改变主意，试图利用他们对家人的爱来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提到菲利普那有身孕的妻子，还有他的四个孩子。菲利普说他完全相信耶和华会照顾他们。弗拉尼奥·德雷韦纳没有妻儿，士兵就问他谁来照顾他的母亲和妹妹。

到达目的地后，士兵让弟兄们站在刺骨的寒风中，然后开始逐一枪决。他们第一个射杀了菲利普·胡热克－贡巴扎。然后，士兵停下来，问其余的人想不想改变主意。弟兄们仍然非常坚定。于是士兵枪决了弗拉尼奥，然后是伊万，接着是莱斯坦。最后只剩下菲利普·伊利奇。他妥协了，答应加入游击队。可是三个月后，他因病回家，并讲述发生过的事。他因为想保全性命而妥协，结果却因生病而早死。

在斯洛文尼亚，许多弟兄姊妹都受到迫害。1942年6月8日，在马里博尔，38岁的铁匠弗兰茨·德罗兹加不肯入伍，就被纳粹士兵处决了。在场的人讲述，他被枪杀前，人们把一块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上面写着：“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7:14）他在行刑前不久写了一封信，笔端流露出坚强的信心。他说：“亲爱的鲁珀特：今天我被判了死刑。请不要为我难过。祝你和家里各人好，我爱你们。在上帝的王国里再见吧。”

虽然当局用了很多残酷的手段，想要终止传道工作，但事实证明耶和华是施行拯救的上帝。例如，警察经常会突击搜查某个地方，他们命令居民排成一行，然后检查身份证，所有看来可疑的人都会被送进监狱。与此同时，其他警员就进屋搜查。有许多次，警察都没有进弟兄的家，很可能以为那里已经搜查过了。至少有两次，弟兄家里藏有很多书刊，还有油印机。弟兄由此看出耶和华正在保护他们。在那段充满危难的日子，参与传道工作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圣经的这句话：“耶和华充满温情，慈悲为怀。”（雅各书5:11）

被判处死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历史上其中一段最血腥的日子到此告一段落。希特勒和他的盟军战败后，弟兄姊妹都希望新政权会取消禁令，让他们恢复传道的自由。看来当时的确有乐观的理由，因为新上台的共产政府承诺赋予人民新闻、言论和宗教自由。

然而，在1946年9月，15个弟兄和3个姊妹被逮捕，其中包括鲁道夫·卡勒、杜尚·米基奇和埃德蒙·斯特罗普尼基。经过5个月的调查，当局指控见证人的活动危害国家、人民，甚至南斯拉夫的存亡。他们声称我们的工作受美国指使，又说我们表面上是宣扬王国，实际上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和令资本主义死灰复燃。一个天主教教士带头指控弟兄是假扮宗教人员的美国间谍。

被检控的弟兄在法庭上勇敢地自辩，为耶和华和他的王国作了美好的见证。年轻的维耶科斯拉夫·科斯弟兄在法庭上这样说：“英明的法官阁下：我是从母亲那里认识这个宗教和圣经道理的，我自己也崇拜上帝。德国人占领本国期间，我的母亲被关进监狱。哥哥和两个姐姐像母亲一样，信奉这个宗教。他们被送进达豪集中营，最后被枪毙。德国人不认同他们崇拜上帝的方式，就指控他们是共产党员；我虽然信奉同样的宗教，今天在这个法庭上却被指控是法西斯主义者。”最后，法庭释放了他。

然而，法庭却没有对其他弟兄从轻发落。被检控的弟兄当中，三个被判处枪决，其余的就被判1至15年的徒刑。判决如此不公，迅速引起全球的弟兄姊妹强烈抗议。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见证人写了几千封信，又发出几百份电报，向南斯拉夫政府表达不满。连一些政府官员也为弟兄写信说项。各方的有力支持终于推使法庭改变决定，把死刑判决减缓为20年的徒刑。

可是，反对没有就此终止。两年后，斯洛文尼亚当局逮捕了亚内兹·罗瓦斯和他的妻子马丽亚，还有约热·马罗尔特和弗兰齐斯卡·韦贝克，理由是他们向人传道。以下节录了起诉书的内容：“这个‘耶和华教派’……招募新成员，并煽动他们反抗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军事服务。”当局声称弟兄企图削弱国防力量，判处他们入狱及服劳役3至6年不等。

1952年，政府改变政策，所有在狱中的见证人都获得释放，王国信息也继续宣扬开去。这证明耶和华的应许没有落空。耶和华上帝说：“凡为了攻击你而造的武器，都必失去功用。审判的时候，凡起来开口指控你的，你都要定他们的罪。”（以赛亚书54:17）

不过，政府仍然想方设法要动摇弟兄的决心。新闻媒体把见证人形容为“有精神病”，是“近乎疯癫的宗教狂热分子”。由于日复一日地听到负面的报道，加上整天担心被监视，有些弟兄开始感到困扰。忠心的见证人虽然从监狱获释，会众里的其他人却把他们当作间谍。然而，耶和华继续通过忠贞成熟的弟兄强化会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上台，显示军队势必在南斯拉夫占有重要地位。此后，人无论以什么理由拒绝参军，都被视为跟政府作对。

忠贞的考验

二次大战期间，在克罗地亚，9岁的拉迪斯拉夫·福罗参加一个所有市民都必须出席的集会，一个天主教神父在集会中发表布道演说。演说结束后，拉迪斯拉夫一时好奇，偷看布幕后的情况，看见神父脱掉神父袍后，里面竟穿了乌斯达莎的制服，腰间还系着子弹带和手榴弹。神父拿起军刀，骑上门外的马，喊道：“弟兄们，一起去使人归信吧！要是有人反对，你知道应该做什么！”

拉迪斯拉夫知道神职人员不该做这样的事。不久后，他开始跟叔叔一起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秘密聚会。这使他的父母很生气，但他仍继续参加聚会，在灵性上有良好的进步。

1952年，拉迪斯拉夫被征召入伍。他向当局清楚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必须严守中立，但官员三番五次地盘问他，试图强迫他宣誓从军。有一次，他们把他带到军营，那里聚集了1万2000个准备宣誓的新兵。军人要拉迪斯拉夫站在众人前面，然后把步枪放在他的肩膀上，他却立即把枪扔在地上。军人用扩音器大声宣布，如果他再这样做，就会把他枪毙。拉迪斯拉夫再次拒绝之后，他们把他带走，并推到一个好几米深的弹坑中。行刑的命令一下，一个士兵往弹坑里射了两枪，然后众人返回军营。可是，子弹竟然没有打中弟兄！

那天晚上，官员把拉迪斯拉夫从弹坑里拉出来，然后送到萨拉热窝的监狱。他们给他看一封信，信上说一些跟他信仰相同的人已经作出怎样怎样的妥协，而他还在监狱里跟囚犯为伍。官员一再跟他长谈，向他施压，每次都是说类似的话。可是，拉迪斯拉夫自忖：“我是因为某个人才事奉耶和华的吗？不是！我来这里是为了取悦人吗？不是！我怎样运用生命，要视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做吗？绝对不是！”

拉迪斯拉夫就这样运用圣经知识跟自己推理，结果能在监狱里保持忠贞，直到四年半后获释。后来，他成为分区监督，而他那忠贞的妻子兼基督徒姊妹阿妮察，也一直支持丈夫。

虽然获得注册，难题却没有消失。弟兄姊妹因为保持中立，当局就认为他们会利用传道工作散播误导人的言论。秘密警察和告密的人遍布全国，令传道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弟兄被发现向人传道，就可能会被逮捕和罚款。一份报告这样说：“耶和华见证人仍然遭到逮捕和迫害。在天主教影响力最大的斯洛文尼亚，情况尤其严重。那里的警察和警方的间谍常常监视见证人，试图在他们教导别人学习圣经时逮捕他们。但是弟兄用行动表明，他们坚决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决心不让迫害他们的人得逞。”

“像蛇一样谨慎”

见证人在斯洛文尼亚的乡村传道时，会先问住户有没有鸡蛋卖，如果价钱合适，传道员会买些鸡蛋，以免引起怀疑。当鸡蛋买够了，他们在下一户就会问有没有木柴卖。每次交易的时候，情况如果看来安全，传道员就会把话题引到圣经之上。（马太福音10:16）

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一带，弟兄用有系统但不容易察觉的方式传道。一个方法是隔九户探一户。例如，获派探访第一户的传道员，也会探访第11户、第21户、第31户，照此类推。通过这些方法，他们使许多人有机会认识耶和华。可是，从事逐户传道仍然困难重重，所以最常用的传道方法是非正式见证。

塞尔维亚的见证人在私人住所举行聚会。二次大战后，有些见证人在达米尔·波罗比奇的祖母家中聚会。达米尔忆述：“那时有5到10人参加聚会。我祖母的家是个理想的聚会地点，因为她的房子在两条街上都有门口。这样大家出入时只要小心翼翼，就不会引起别人的疑心。”

韦罗妮卡·巴比奇在克罗地亚出生，她一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开始学习圣经。她在1957年受浸，之后就随同丈夫搬到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米莉察·拉迪希奇来自克罗地亚的斯拉沃尼亚地区，于1950年受浸，后来也跟家人搬到波斯尼亚。这两个家庭一起开始在波斯尼亚宣扬王国的真理。跟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传道时要很谨慎。韦罗妮卡忆述：“人们会向警察举报我们，然后警察会没收我们的书刊，逮捕我们，盘问我们，威吓说要把我们监禁，最后就要我们交罚款。可是，这些事没有令我们感到灰心或害怕，反而加强了我们对耶和华的信心。”

米莉察忆述：“一天，一个男子来到王国聚会所，看起来对圣经感兴趣。他受到很好的接待，有一段时间甚至在一些弟兄的家里住过，聚会时他也热心评论。后来，我女儿在上班的地方看见他参加秘密警察的会议，我们才知道他是警察派来的卧底。他跟警察的关系给暴露出来后，他就没有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