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道工作

伊恩（约翰）·弗格森在赞比亚服务了许多年，他说：“海外传道工作之所以叫人心满意足，一是因为看见耶和华任用各种各样的人，不论男女，去实现他的旨意；二是因为受教认识真理的人，都表现感激之心。”其他教会的传教士常常卷入社会的争论，忙于处理民生的问题。耶和华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却专注于使人做基督门徒的工作。这些海外传道员努力执行上帝的命令，显出了“无伪的爱心”。（哥林多后书6:6）

不少人怀有海外传道员的这种精神，其中一位是威廉姆·约翰斯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他来到非洲南部，走遍这个地区。皮特·德雅格、帕里·威廉斯等人，则在1921年初抵达赞比亚的邻国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的首都索尔兹伯里（现称哈拉雷）。乔治·菲利普斯、托马斯·瓦尔德、威廉·道森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照料北罗得西亚地区。还有一些人生于北罗得西亚，到外地工作时接触到圣经研究者，现在回来宣扬“美事的好消息”。（罗马书10:15）马纳塞·恩科马和奥利弗·卡本戈在那段日子都尽力参与宣扬好消息的工作。约瑟夫·穆伦瓦在赞比亚土生土长。他在津巴布韦北部的万基（现称万盖）煤矿接触到真理，后来忠心地在赞比亚西部服务。弗雷德·卡邦博曾是那个地区的第一个分区监督。这些弟兄都是真正的拓荒者，他们到没有人或很少人宣扬好消息的地区服务，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南非的查尔斯·霍利迪应开普敦办事处的乔治·菲利普斯的邀请，探访西部省对圣经感兴趣的各个小组。霍利迪弟兄乘坐运木材的火车、独木舟、手摇铁路车探访各地，一个本地的弟兄陪伴他探访，充当翻译。有一次，他们到维多利亚瀑布以北250公里的小镇塞南加探访，抵达时受到很多群众欢迎。当中有些人为了听这位访客讲解圣经真理，走了几天才到达这里。

基列学校毕业的海外传道员抵达

1948年，哈利·阿诺特和伊恩·弗格森这两位海外传道员抵达赞比亚。他们经常探访来开采铜矿的欧洲人。这些欧洲人的数目成千上万。他们的反应是叫人鼓舞的。那一年，参与传道的耶和华见证人增长了百分之61。

在许多地区，海外传道员都不难找到想学习圣经的人，有时甚至多得应接不暇。后来，分部得到一辆有十年车龄的道奇牌货车。两位兼任分区监督的海外传道员开着这辆货车，到远离工业区的地方探访。分部的一个报告说：“有时，车子回来只剩下三个轮子；有时，车子几乎跑不动了，它的确帮了不少忙。”

1951年，赞比亚有六个海外传道员。1953年12月，另外六个海外传道员抵达，瓦洛拉和约翰·迈尔斯在赞比亚服务六年后被派往津巴布韦，后来又被派到莱索托去。接着几年，更多海外传道员抵达：约瑟夫·霍吕卢克、约翰和伊恩·伦顿、尤金·基纳舒克、保罗·翁德科、彼得·帕利泽和妻子薇拉、阿维丝·摩根。他们全都怀着爱心献出自己，为了在这个重要的工作上结出果实，甘愿作出调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他还是个小孩呢！”

伟恩·约翰逊曾获派前往赞比亚服务。他回想当时的感觉，说：“我觉得这肯定是弄错了。”伟恩是第36届的基列毕业生。1962年，他和厄尔·阿奇博尔德一起到达赞比亚。现在，伟恩和妻子格蕾丝奉派探访加拿大的会众。他回想当年，说：“那时我才24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有一次，我在学习奇切瓦语，会众的姊妹一见到我就低声耳语：‘加利瓦纳’，意思是：‘他还是个小孩呢！’”

伟恩说：“我深知要全心依靠耶和华及他的组织。我让每个人都知道，我所怀的态度跟使徒行传16:4是一致的，我只是传达耶和华及他的组织所提供的资料和指引。我也尽量谨慎行事，以求受他们接纳。回想过去，我仍觉得不可思议，竟然有荣幸作出这个服务。”

被驱逐出境！

20世纪60和70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迫害的浪潮席卷全国。1964年，赞比亚独立，弟兄们面对向国旗敬礼、唱国歌的压力，困难就更多了。60年代末，有些政客认为海外传道员推波助澜，妨碍政府执行政策。分部的一个报告讲述所发生的事：“1968年1月20日早晨，几乎每个英语会众的监督都打电话通知分部办事处，各地的监督均接到驱逐令。被逐的不仅仅是外国来的耶和华见证人，还有赞比亚公民，其中两位是乔治·莫顿和伊萨克·奇本古，令人啼笑皆非。”

事情来得很突然。早上10点，移民局的官员就来到分部办事处，向五对海外传道员夫妇发出通知。弗兰克·刘易斯回忆说：“没想到那么快，他们就到了门口。我们之前已经决定，一旦禁令发出，办事处的海外传道员就从后门撤退，到一个弟兄家中安排应变策略。但是，我们当时犹豫不决，因为一个海外传道员姊妹患了疟疾，她在楼上，病得很厉害。本地的弟兄坚持让我们离开，承诺一定好好照顾那个姊妹。我们知道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赞比亚时报》报道，守望台（他们这样称呼我们）现在被禁，‘带头人’躲藏起来。我们读到这样的消息，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的名字出现在报纸头版，报章还说当局正在镇上挨家逐户搜捕我们！留在分部办事处的本地弟兄处理得很好，他们把文件和书刊转移到不同的地方。这一切工作完成后，我们回到分部办事处，第二天就向当局‘自首’。

“一个警察把守着分部办事处。不久，驱逐令就传达给被选中的海外传道员和其他外国人。”刘易斯弟兄继续说：“我们是最后一批离开的，我们不熟悉的一群姊妹带着孩子从25公里外的加卢卢希赶来，就为了亲口对我们说一声再见，亲自跟我们握握手！想到此情此景，我到现在还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波驱逐浪潮

时间飞逝，到了1975年。一天，警察突然来到分部。当时22岁的艾伯特·穆松达（现任赞比亚分部委员会成员）正在伯特利会计部工作。他回忆说：“他们叫海外传道员在两天内离开这个国家。”

约翰·雅松补充说：“1975年12月，移民局送来一封简短的公函，命令我们在36小时内离开赞比亚。”弟兄们通过本地的一个律师上诉，申请把驱逐令延期执行，好容许海外传道员收拾个人物品。“之后，我们不得不离开所深爱的赞比亚弟兄姊妹。”

艾伯特的妻子戴里丝回忆说：“我们陪弟兄们到南塘机场，跟他们道别。约翰·雅松飞往肯尼亚，伊恩·弗格森去了西班牙。”什么原因掀起这第二波驱逐浪潮呢？

许多人认为，1975年的大会是导火线。约翰·雅松忆述：“那是政局不稳时期最大的一次大会，有四万人参加。”凑巧的是，附近也在举行政治集会。一些参加那个集会的人甚至疾呼，要用强硬手段对付耶和华见证人，因为耶和华见证人在政治上严守中立。雅松弟兄说，有人埋怨耶和华见证人举行大会令他们集会人数偏低。

海外传道员回来了

十年后，海外传道员才获准再次进入赞比亚。20世纪80年代，政局较为稳定，限制也减少了。1986年，爱德华·芬奇和妻子琳达从冈比亚来到赞比亚。后来，更多海外传道员抵达，他们当中有艾尔弗雷德和海伦·凯希、迪特马尔和萨比娜·施密特。

1987年9月，戴雷尔·夏普和妻子苏珊从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经南非到赞比亚。他们是1969年的基列毕业生，奉派探访刚果各地的会众。他们对非洲中部的生活已经相当熟悉。戴雷尔体格强壮，至今已从事特别全时服务超过40年。他说：“多年来，我们的海外传道员之家就在卢本巴希边境，我们经常到赞比亚去。”

苏珊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说：“20世纪70年代，刚果的粮食不够吃，我们每隔几个月就要到赞比亚去买粮。1987年，中央长老团请我们离开刚果，到一个新地区去。去哪里？赞比亚！”由于刚果对传道工作的限制越来越多，而赞比亚的弟兄们则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夏普夫妇很高兴到赞比亚服务。

然而，无论是传道方面还是分部工作都要作出一些调整。由于以往不能公开传道，大部分弟兄只主持圣经研究，许多传道员不懂得挨家逐户地公开传道，以这种方式传道时，感到很不自在。但是，挨家逐户传道始终是耶和华见证人最主要的传道方式，所以弟兄们受到鼓励，要勇敢地从事逐户传道工作。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形势缓和了，警察不再注意我们的活动。

勇往直前

20世纪70年代，传道员的增长明显停滞不前，分部委员会十分关注这种情况。由于受当地传统的影响，弟兄们觉得很难教导自己的孩子学习圣经。逐户传道受禁以后，做父亲的往往就让别人来教自己的孩子学习圣经，自己则教导人家的孩子。是采取果敢行动的时候了。在接着的几年里，传道员受到劝勉，不应该墨守不符合圣经的传统和习俗。会众作出响应，结果上帝赐福给他们：弟兄们努力使生活跟圣经原则一致，与普世的弟兄团体齐步向前。

1975年，海外传道员被逐，接着的五年，传达员的数目下降了大约百分之11。1986年，海外传道员重返赞比亚，接着的五年，传道员的数目增长了五成多。1986年以后，传道员的数目又增加了一倍多。

西拉斯·奇为卡曾经奉派探访各群会众，他在给分部的信中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列毕业的海外传道员帮助了不少人达到成熟的地步。海外传道员不但仁慈，也很有耐性，并且通情达理。他们跟传道员经常来往，能够留意到传道员需要改善的地方。”海外传道员真挚的关怀、仁爱的协助，直到今天依旧发挥作用，促进增长。

1948年： 首批基列毕业生到达。

1975年： 海外传道员被当局驱逐出境。

1986年： 海外传道员再度获准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