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尽甘来

埃娃·约瑟夫松自述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新佩斯区，我们一小群人聚集起来，举行传道前的简短聚会。当时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工作在匈牙利受到禁止。在这段时期，常常有传道员因公开传讲圣经而被捕下狱。

那天是我第一次参与传道工作。一个年长的弟兄可能见我神情紧张，走过来安慰我说：“埃娃，不要害怕。为耶和华服务是人生最大的荣幸。”弟兄仁慈的鼓励叫我力量大增。自此以后，每逢面对严峻的考验，我就记起这番话。

出自犹太家庭

我的父母是犹太人，有五个儿女。我是家中的老大。妈妈不满意犹太教的崇拜，转向其他宗教寻找真理。后来妈妈遇到一个名叫伊丽莎白·斯莱辛格的犹太女子。伊丽莎白热切寻求圣经的真理，跟妈妈志同道合。她带妈妈认识耶和华见证人。后来我也对圣经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久就开始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告诉别人了。

1941年夏天，我在多瑙河受浸，表明自己献身给耶和华上帝；那时我刚满18岁。妈妈跟我在同一天受浸，爸爸却不愿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受浸后不久，就计划参与先驱工作。不过要做先驱，就得有一部脚踏车，于是我在一间大型的纺织厂研究室工作，挣钱买脚踏车。

苦难的开始

后来，匈牙利落入纳粹党的控制之下，我受雇的工厂由德国人接管。一天，主管吩咐所有工人到他面前，要工人宣誓效忠纳粹党。主管警告我们，任何人拒绝宣誓，就会受罚。他还要求我们在宣誓仪式中高呼救星希特勒万岁。我没有宣誓，也没有说救星希特勒万岁，只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这事以后，主管叫我去他的办公室领取薪金，然后即时解雇我。那年头职位奇缺，我担心如果找不到工作，先驱计划将会受到影响。谁知第二天我就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的差事。

我终于达成心愿，成为先驱。我曾有几个先驱同伴，最后一个是尤莉什卡·奥斯陶洛什。我们传道只用圣经，不会向人介绍书刊。如果对方表现兴趣，我们会在回访时带点书刊给他。

当地有个教士，每次发现我们探访“他的羊”，就会在教堂发出通告，叫属下教友遇到耶和华见证人上门探访，就向他报告或报警。由于这个缘故，我和尤莉什卡不得不经常改变传道地区。每逢有好心人告诉我们教堂发出了通告，我们就迁到另一个地区去。

一天，我和尤莉什卡探访一个男孩，对方表示有兴趣学习圣经，于是我们约定时间带一些刊物给他。不料我们第二次探访时，已有警察在场守候；我们当场被捕，被带到多瑙韦切村的警察局去。原来有人利用那个男孩做饵，引我们上钓。后来我们探知，我们在警察局遇到的牧师也有分参与其事。

最严峻的考验

警察剃光我的头发，脱光我的衣服，命我站在大约十二个警察面前。他们盘问我，要我说出见证人在匈牙利的领导人是谁。我告诉他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领导人。他们听完我的回答，就拿棍来狠狠揍了我一顿，但我不愿出卖弟兄。

接着，警察把我双脚捆绑，双手举到头上紧紧缚住，然后逐个强奸我，只有一个警察没有参与他们的兽行。他们把我绑得那么紧，以致三年后我手腕上的疤痕还未消退。那些禽兽将我凌辱一轮之后，把我囚禁在地下室两个星期，直至我伤势最重的地方稍微好转，才把我解往别处去。

暂得舒缓

后来，当局把我押往瑙吉考尼饶拘留营，营内有许多耶和华见证人。我在那儿熬了两个年头，虽然失去自由，生活却过得很快乐。我们暗中举行所有聚会，就如正式的会众一样。我们也有不少机会做非正式见证。我在营里认识奥尔加·斯莱辛格，她是伊丽莎白·斯莱辛格的亲姐妹。伊丽莎白就是第一个向妈妈谈论圣经真理的人。

为了消灭犹太人，纳粹党以有系统的方式把管辖范围内的犹太人置诸死地。1944年，据守匈牙利的德军开始屠杀境内的犹太人。一天，士兵从拘留营带走我和奥尔加，把我们关在运载牛只的火车卡里。火车取道捷克斯洛伐克前往波兰南部。经过一段艰苦的旅程，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奥治维兹集中营。

在奥治维兹死里逃生

有奥尔加在身边，我感到十分安心。不管情势多么恶劣，她总是能够保持幽默感，就算面对臭名昭著的门格勒医生也不例外。门格勒医生在集中营里负责把新抵达的囚犯分类；体质羸弱、不宜工作的囚犯，就解往毒气室处决。轮到我们的时候，门格勒问奥尔加说：“你有多大年纪？”

奥尔加带着幽默的眼神理直气壮地说：“20岁。”她的年岁其实大一倍有多。门格勒不禁笑起来。结果奥尔加获准站在右边，逃过厄运。

在奥治维兹集中营里，所有囚犯的囚服上都有一个标志：犹太人有大卫之星，耶和华见证人有紫色三角。士兵准备在我们的衣服上缝上大卫之星，但我们告诉他，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要求他给我们缝上紫色三角。我们拒绝接受大卫之星，不是因为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有犹太血统，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分是耶和华见证人。士兵于是对我们拳打脚踢，迫我们戴上犹太人的标志。我们怎样也不肯屈服，最后他们只好承认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

后来我在集中营里碰见比我小三岁的妹妹埃尔维拉。我们一家七口全给送到奥治维兹集中营。爸爸、妈妈和三个弟妹都死在毒气室里，只有我和埃尔维拉被视为宜于工作而得以幸免。埃尔维拉当时不是见证人，被囚在另一个营房里。后来她得以逃出生天，移民到美国去，并在宾雪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受浸成为见证人。她在1973年去世。

再次逃过大难

1944-1945年冬，俄军日渐迫近，德军决定撤出奥治维兹集中营。我们给解往德国北部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我和奥尔加刚抵步，就被送到不伦瑞克市，奉派清理盟军大举轰炸后的颓垣败瓦。我和奥尔加不肯定这样做是否跟基督徒的中立立场有所抵触，最后决定拒绝参与。

德军获知我们不肯听命，勃然大怒，用皮鞭毒打我们一顿，然后带我们到枪手面前，说要枪毙我们。他们给我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不改变主意，就要即时枪决。我们说我们心意已决，无需考虑了。可是，当天集中营的司令官碰巧不在营内，而只有他才有权下令处决囚犯，他们只好押后行刑。

于是，他们命令我们整天站在集中营的院子里，派两名士兵每两小时一更，轮流看守我们。那时是2月，天寒地冻，我们又没有食物，饥寒交迫。他们就这样把我们折磨了一个星期，但司令官仍未出现。后来士兵把我们押上一辆货车，下车时我们发现，自己竟然回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我们回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已给摧残得不似人形。我掉了大部分的头发，又发高烧。我就算尽了力，所能做的工作也不多。每天我只有一点卷心菜汤和一小片面包充饥，根本就吃不饱。但我们还是拼命苦干，因为囚犯一旦无法做工，就会给处决。幸好跟我一起在厨房工作的德国姊妹替我把风，让我有机会喘息一下。如果有守卫巡查，快要走近我，她们就通知我，然后我马上站起来，到工作台装做辛勤工作的样子。

一天，奥尔加体力不支，无法工作，此后我们再没有见到她了。在集中营那段艰苦岁月，奥尔加给我很大帮助。从此我失去了一个勇敢的同伴，一个共患难的挚友。奥尔加是个受膏基督徒，我相信她死后必定立刻获得属天的奖赏。——启示录14:13。

苦尽甘来

1945年5月，大战结束，我终于重获自由。许多人都为挣脱暴虐者的魔掌大事庆祝，可是我却无法跟他们一起庆祝，因为当时我身体极度虚弱，不得不在医院疗养，三个月之后体力才回复正常。有人组织车队，送获释的人到收留他们的国家安居。可是我也错过了这个机会。出院后我前往瑞典定居。我一抵达瑞典，就联络上当地的弟兄，不久就再次参与宝贵的传道工作。

1949年，我和伦纳特·约瑟夫松结为夫妇。伦纳特从事周游探访工作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因紧守信仰而入狱。我们在1949年9月1日开始做先驱，奉派在布罗斯镇服务。我们在做先驱的第一年内，每周主持十个圣经研究。我们也很高兴目睹布罗斯会众在九年内一分为三。目前当地总共有五群会众。

我的先驱生涯只维持了一段短时间就结束了。1950年，我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再产下一子。自此以后，我享有教导儿女的美妙特权，把那位亲爱的匈牙利弟兄在我16岁时教我的宝贵真理传授给他们，那就是：“为耶和华服务是人生最大的荣幸。”

门徒雅各促请我们留意约伯的忍耐，然后说：“耶和华满有温情，慈悲为怀。”（雅各书5:11）回顾以往，我完全同意这番话。虽然我过去历尽艰辛，现在却福杯满溢。我的两个儿女、女婿媳妇、六个孙儿孙女全都事奉耶和华。此外，我也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和孙儿女，当中有些是先驱和海外传道员。现在我最希望未来能够跟死去的家人和朋友重聚，在他们从纪念墓复活时在场欢迎他们。——约翰福音5:28,29。

［第31页的图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瑞典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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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丈夫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