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证实了圣经

有一次耶稣对一些顽梗不化地拒绝承认他是弥赛亚，并且蔑视他的门徒的人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路加福音19:40）可庆幸地，耶稣在当时和今日均有些拒绝噤口不言的门徒。可是，从某个角度看来，为圣经事件作沉默见证的石头却“呼叫起来”证明圣经是真实可靠的。容许这些石头为圣经作证的科学称为考古学，意即“对以往留下来的物品所作的科学研究。”

杰克·芬尼根(Jack Finegan)在他那学问精深的著作《来自远古之光》(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中告诉我们，“现代考古学可说是开始于一七九八年，当时有差不多一百名法国学者和艺术家伴同拿破仑侵入埃及。”一八二二年，法国埃及学家赞保利安成功地将罗撒他石碑上的象形文字译成法文。到十九世纪末了，考古学家在埃及、亚述、巴比伦和巴勒斯坦进行有系统的发掘工作，这种发掘一直延续至今。考古学家的发掘，有没有证实圣经的记载呢？

世界和人类的起源

在埃及古墓中所作的一项发现使我们能够将圣经对人类起源所作的解释与古代埃及的《死者之书》所含的创世记载作一比较。在巴黎的罗浮博物院，你可以在一个玻璃长柜中见到一本这样的书。比利时布鲁塞尔博物院的馆长路易史·培利尔(Louis Speleers)在深具权威性的《圣经词典补编》(Supplément au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中解释说：“《死者之书》叙述有一天‘太阳神’瑞亚将他的神眼留下在天上照耀。舒和泰夫努特将他的眼带回给他，这眼开始哭泣，于是人便从瑞亚的眼泪形成。”

另一项考古学发现也使我们能够将其与圣经的记载作一项有趣的比较。这是一系列的七块泥版，其中含有苏马利亚巴比伦的《创世史诗》(Enuma elish)。据这项古代记载说，巴比伦的城市之神马杜克战胜了原始海洋的女神提雅玛而将其劈为两半。“他以一半造成了穹苍，以另一半造成了大地。完成了这件事之后，他遂开始将世界组织起来……然后，‘为了使诸神能够生活在一个使他们满心欢喜的世界里’，马杜克创造了人。”——《拉鲁斯神话百科全书》。

你相信人是从瑞亚的眼泪产生出来的吗？古代许多具有高度文明和受过教育的埃及人均如此相信。或者你能够接受声称一个女神被劈开的身体变成了天地的荒诞主张吗？以往许多世代的人曾相信这样的创世神话，上述只是其中两个例证而已。

今日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求我们相信宇宙和其中的一切生物都是自然产生的；他们认为并没有任何超人的个体创造生命，虽然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早已肯定地证明生物唯独来自有生命的东西。圣经的记载简单直截地说，物质的宇宙是上帝的“能力”的一项表现（爱因斯坦和其他科学家已证明物质是能的一种形式），接受圣经的记载岂不是更合逻辑吗？圣经表明所有的生物的生命均来自生命的伟大来源上帝，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成的，相信圣经的解释岂不是更合理吗？——创世记1:27；诗篇36:9；以赛亚书40:26-28；耶利米书10:10-13。

考古学与亚伯拉罕

圣经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亚伯拉罕。他不但是圣经所有执笔者和所有犹太人及许多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时圣经也将他称为‘一切有信心的人之父’。（罗马书4:11）不但如此，万国的人都应当有兴趣知道圣经中论及亚伯拉罕的记载是否真确。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创世记22:16-18）我们若想厕身于‘有信心’而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的人之列，就应当对一些表明圣经中关于亚伯拉罕一生和时代的记载的确真实可靠的证据深感兴趣。

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时名叫亚伯兰）在“迦勒底的吾珥”长大。（创世记11:27,28）这仅是个传说中的地方吗？考古学家的发掘透露什么呢？早在一八五四年，泰勒(J. E. Taylor)已推测吾珥便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之西数哩的艾尔墨盖雅土墩（“沥青堆”）。一八六九年法国东方学家朱尔·奥柏特(Jules Oppert)在巴黎的法国学院提出一项报告，根据泰勒在该地发现的泥圆柱上所刻的楔形文字鉴定这便是吾珥的遗址。后来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英国考古学家利奥纳·胡礼(Leonard Woolley)不但证实了这项鉴定，同时也发现亚伯拉罕所离开的吾珥是个具有高度文明和十分繁荣的城市，其中有舒适的房屋和一个用来崇拜月神南娜或辛茵的巨大庙塔。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历史家对于圣经所提及的亚伯拉罕的故乡吾珥城表示怀疑。但是考古学家的发掘却证明了圣经的真确。

考古学家也证实了圣经中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所提及的许多习俗。例如在努朱或努施，位于尼尼微西南一个赫尔族的古城，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泥版证实了以下几种习俗：奴仆成为没有儿女的父母的后嗣（可参阅亚伯拉罕论及他的奴仆以利亚撒的话——创世记15:1-4）；不育的妻子有义务要为丈夫娶妾（撒拉将夏甲给亚伯拉罕为妾——创世记16:1,2）；交易在城门口进行（可参阅亚伯拉罕购置希伯仑附近麦比拉洞及其田地一事的记载——创世记23:1-20）。法文的《圣经词典补编》（第六册，663-672栏）用超过八栏的篇幅列举努施的发掘如何证实了圣经记载的许多例证。《大英百科全书》说：“努施的这些资料澄清了创世记论及族长时代的记载中许多难明的部分。”

专有名字获得证实

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巴劳特(André Parrot)在幼发拉底河中部古代马里王城的故址从事广泛的发掘。马里这个城邦在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的早期曾是上米索不达米亚的强国之一。最后这个城邦被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所征服和摧毁。在当地发现的巨大皇宫废墟中，一队法国考古学家发现了超过二万块泥版。这些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中有一部分提及名为法勒、西鹿、拿鹤、他拉和哈兰为名的城市。耐人寻味地，所有这些名字均在创世记的记载里出现；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亲属。——创世记11:17-26。

约翰·伯莱特(John Bright)在他所著的《以色列历史》(History of Israel)一书中论及早期专有名字的这项相似说：“这些事例……并没有提及圣经中各族长本身。但是来自同时代的文献有巨量证据清楚表明他们的名字完全适合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早期亚摩利人的命名法而非其他任何较后时期的命名法。在这方面，关于各族长的记载相当真确。”

一九七六年，意大利和叙利亚的考古学家在叙利亚北部发现了古代的城邦艾伯拉的故址。像马里一样，艾伯拉这个名字并没有在圣经里出现，但这两个名字均出现于追溯到族长时期的古代文献中。在这个新的发掘地点，考古学家发现了什么呢？他们在皇宫的图书馆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泥版，时期早至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的早期或第三个一千年的晚期。法文的新闻周刊《中肯》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报道这项发现说：“专有名词与［圣经中的名字］有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在圣经里我们见到‘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在艾伯拉的泥版中则有‘亚伯拉翁’；以扫——以扫翁；米迦勒——米基路；大卫——大乌东，以实玛利——以实玛林；以色列——以色拉路。艾伯拉的文件也含有圣经所提及的所多玛和蛾摩拉城的名字，但学者们却久已对这两个城是否真实的历史表示怀疑。……不但如此，泥版以旧约提及它们的同一次序列出这些城市：所多玛、蛾摩拉、押玛、洗扁和比拉［创世记14:2］。”据博斯·伦斯伯格(Boyce Rensberger)在纽约《时报》说，“有些圣经学者相信，在证实和增加我们对圣经时代的生活的认识方面，［艾伯拉泥版］的重要性不亚于死海书卷。”

风俗与法律

对于解释圣经中所提及的各种风俗，考古学有很大的贡献，从而证明了圣经记载的真确。一个例子是创世记三十一章的记载，其中论及雅各的妻子拉结“偷了她父亲［拉班］家中的神像。”（第十九节）圣经说拉班追赶他的女儿和女婿七天，原因是要得回他的“神像”。（廿三，三十节）饶有趣味地，在米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古城努施所作的考古学发掘透露，有一条族长时代的律法规定，人若拥有家中的神像，便有权在岳父去世之后获得后者的财产。我们若记得拉班是米索不达米亚西北部的一个土著，以及他怎样以诡诈的手段对待雅各，我们获悉这条律法便有助于解释拉结何以将神像偷去及拉班何以倾尽全力要得回他的“神像”了。巴黎的罗浮博物院展示几个在米索不达米亚各城发现的这些“家神”。神像相当细小（四至六寸［10至15厘米］），这也足以解释为何拉结能够将神像隐藏在一个驮篓里，当拉班搜寻帐幕时拒绝站起来。——三十四、三十五节。

罗浮博物院中最珍贵的古物之一是一块直立的黑石碑，差不多有八英尺（正好2.25米）高，通常称为《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顶部有浮雕描述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王从太阳神沙玛殊获得权柄，碑上以楔形文字刻有二百八十二条法则。既然汉谟拉比据称从公元前一七二八年统治到公元前一六八六年，有些圣经批评家遂声称，在汉谟拉比之后超过一百五十年将以色列的律法记录下来的摩西仅是抄袭这位巴比伦国王的法典而已。可是马田(W. J. Martin)在《来自旧约时代的文件》(Documents from Old Testament Times)一书中却证明这项声称是不确的：

“虽然两者有颇多类似之处，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希伯来人直接抄袭巴比伦人的法典。即使有些地方两套律法在文字上没有很大分别，它们在精神上却有很大差别。例如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偷窃和收纳窃得的货物会被处死（律法第六及廿二条），但在以色列的律法中，惩罚却是赔偿。（出埃及记22:1；利未记6:1-5）摩西律法禁止人将逃走的奴仆交还给主人（申命记23:15,16），巴比伦的法律却以死刑惩罚任何收容潜逃的奴仆的人。——律法第十五、十六、十九条。”

法国东方学家约瑟·伯利西斯(Joseph Plessis)在《圣经词典补编》中写道：“看来希伯来的立法者并没有采用巴比伦和亚述各项法典的任何部分。我们无法证明他的著作中有任何部分是抄袭来的。虽然两者之间有些饶有趣味的类似之点，它们却可以很容易加以解释，那便是，由于将具有共同起源的民族所共有的风俗制成法律的缘故。”

虽然汉谟拉比法典反映出报复的精神，摩西律法却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利未记19:17,18）因此事实不但证明摩西没有抄袭汉谟拉比的法典，我们若将圣经的律法与考古学家所掘出而刻在石碑和石柱上的各国律法加以比较，便可以看出圣经的律法比管理其他古代民族的律法优越得多。

考古学与希腊文圣经

通常称为《新约》的希腊文圣经又如何呢？考古学有证实圣经这个重要部分的准确性吗？有多本著作表明考古学的确证实了圣经的这部分。早在一八九零年，法国圣经学者维格劳(F. Vigouroux)出版了一本超过四百页的书，题名为《新约与现代考古学发现》(Le Nouveau Testament et les découvertes archéologiques modernes)他在这本书里提出充分证据支持四福音、使徒行传和希腊文圣经中的书信。蓝赛(W. M. Ramsay)在一八九五年出版了他那现已成为经典之作的《作为周游者与罗马公民的圣保罗》(St. Paul the Travell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其中提出很多宝贵资料表明基督教希腊文圣经的真确性。

在较近年来，有其他许多书本和学问精深的文章发表，表明考古学怎样证实了整本圣经的真确性。伯利洛克(E. M. Blaiklock)在他那首次于一九七零年出版的书《新约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中写道：“圣经的史料已获得惊人的洗雪，这使历史家学会尊重新旧约的权威和赏识圣经中各历史书的执笔者所表现的精确，他们对真理的深刻关注和卓越的历史眼光。”

不错，考古学很清楚地支持圣经。但其他的科学又如何呢？

［第6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哈兰

艾伯拉

马里

努施

巴比伦

拉格殊

吾珥

苏马

波斯湾

［第6页的图片］

在古迦勒底的吾珥发掘出来的庙塔

［第7页的图片］

家神（在拉格殊发现）

汉谟拉比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