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找到了真理

1939年8月底左右，我向著家鄉匈牙利的布達佩斯進發，中途來到莫斯科。幾天前，亦即8月23日，德國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克里姆林宮的外牆掛上有卐字徽的納粹黨旗幟。我為什麼身在蘇俄？我為什麼要返回家鄉匈牙利？

首先，容我追溯在維斯普雷姆的往事。1918年1月15日，我在匈牙利的小鎮維斯普雷姆出生。父母共有四個孩子，我是大兒子。父母規定我們必須經常上教堂。我五歲就在天主教修道院裡協助彌撒的進行。在家裡，我喜歡披上自製的紙外袍，扮作教士為弟妹主持彌撒。

我八歲的時候，爸爸捨棄我們而去。媽媽只好和外婆合力養育我們。次年，媽媽不幸死於癌症。在隨後的幾年，我和弟妹分別被送到不同的孤兒院和寄養家庭去。我最後所住的孤兒院位於布達佩斯附近。這所孤兒院由聖母小昆仲會（一個法國天主教教師修會）所經營。我衷心愛戴天主，因此，我在13歲那年接受了該修會的教育訓練。

全面的宗教訓練

次年，修會送我到希臘入讀一所法語學校，以便培訓我成為教師。四年後，就在1936年，我完成了這個課程，並且獲頒證書，可以在小學任教。畢業後，我成為修會的修士，起誓過一種清貧、順服和貞潔的生活。我們這些修士雖然身穿宗教袍服，還教授教理問答，可是，我們從沒有閱讀聖經。

是年夏天，我到中國任教的申請獲得批准。1936年10月31日，我從法國的馬賽乘遠洋客輪啟程。我在1936年12月3日抵達上海，然後轉乘火車前往位於中國華北的首都北京。

修會宏大的校舍、宿舍和農場坐落在距離北京25公里的山區，就在皇帝夏宮附近，那裡的園子花團錦簇，果樹豐美。我在那裡鑽研漢語和英語，卻從沒有研讀聖經。

動盪不安的時期

30年代初，日本侵佔中國滿洲領土。1937年7月，中日雙方的軍隊在北京附近發生激戰。日本在激戰中取勝，於是成立新政府，以華人為統治者，作為他們的傀儡。中國游擊隊於是起來反抗新政府。

我們在北京市外的修道院位於法屬租借地，因此能夠免受直接的攻擊。那時有5000多個中國人來到修道院尋求庇護。可是，不時仍有流彈炮火波及我們，導致有些中國人受傷。這個時候，中國游擊隊控制了郊區。

1937年9月，大約有300名武裝起來的中國游擊隊員襲擊我們的建築物，索取武器、金錢和食物。他們禁錮了我們十名歐洲人。六天後，游擊隊把部分人質釋放，我是其中之一。但我由於食物中毒，因此在醫院住了一個月。

出院後，我被調派到另一所修會開辦的學校任教，地點在北京一個政局較為穩定的地區。1938年1月，修會派我到上海當教員，可是到9月又把我調回北京執教。該學年結束後，我放棄了所起的宗教誓言。我七年來一直渴求過敬虔的生活，並一心致力於教育事業，可是，在尋求真理方面，我始終得不到滿足。因此，我決定離開修會，返回家鄉布達佩斯。

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雲密布。修道院的法籍院長建議我乘搭西伯利亞鐵路返國，路線經過蘇聯某些地區。就這樣，1939年8月27日，我在返回故鄉的途中抵達莫斯科，看見克里姆林宮的外牆掛上了納粹黨的旗幟。

世界大戰

1939年8月31日，我返回了布達佩斯的居所。次日，德國入侵波蘭，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德國違反了跟蘇聯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軍隊入侵蘇聯，深入莫斯科的郊區，卻未能佔領該市。

匈牙利總統與德國簽訂和平協約，准許德軍自由進出匈牙利的國境。我在1942年結婚，到1943年，我被徵召加入匈牙利軍隊服役。希特勒認為匈牙利沒有全力支持德國，感到不滿，於是在1944年3月揮軍入侵匈牙利。我們的兒子在該年出生。由於布達佩斯受到德軍嚴重轟炸，我的妻子於是帶著兒子遷到郊區，與她的父母一起生活。

大戰的局勢出現變化，蘇聯軍隊向著布達佩斯進發，於1944年12月24日抵達該市。我被蘇軍捕獲，成了他們的戰俘。數以千計的戰俘被迫走160公里的路途，前往匈牙利的包姚。在包姚，蘇軍把我們擠進一輛輛的牛車上，然後押解到蒂米什瓦拉的大集中營去。1945年初，在4萬5000名戰俘當中，至少有2萬人因患傷寒而死。

在八月，集中營2萬5000名生還者被押送到黑海。在那裡，大約2萬名戰俘被驅逐到蘇聯；另外大約5000名體弱多病的戰俘，包括我在內，則獲釋返回匈牙利。八個月可怕的俘虜生涯終告結束。幾個星期後，我得以與妻兒團聚，整家人於是遷返布達佩斯定居。

戰後，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糧食短缺，物價暴漲。一彭格（匈牙利貨幣）在1938年能夠買到的東西，到1946年就漲價至超過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彭格！幸而我在鐵路公司找到一份辦公室差事，生活才有了改善。

尋找真理

1955年，我們在布達佩斯的樓房有一名住客是耶和華見證人。一回，這個見證人向我的妻子安娜談論聖經的真理。後來安娜告訴我，聖經並沒有表示陰間是個使人受苦的地方，這引起了我的興趣。（傳道書9:5,10；使徒行傳2:31）身為天主教徒，我從沒有讀過聖經，甚至在教會學校受訓期間也沒有。我所學的只是地獄永火一類不符聖經的天主教道理罷了。現在我熱愛聖經的真理；關於上帝的王國，以及這個王國怎樣實現上帝的旨意，把地球變成樂園，這些真理尤其令我心花怒放。（馬太福音6:9,10；路加福音23:42,43；啟示錄21:3,4）我感到滿心的喜樂，這種感覺是我以往從來沒有的。

那時，匈牙利的耶和華見證人受到政府追捕和監禁，因為他們無畏地教導人認識上帝王國的真理。我把見證人翻成匈牙利語的刊物通通讀過，並獲得他們一些還未翻成匈牙利語的英語及法語刊物。我慶幸自己學會了這些語言！

1956年10月，匈牙利人起來反抗蘇聯的共產統治。布達佩斯爆發了嚴重的衝突，不少囚犯獲釋，包括耶和華見證人在內。在這期間，我和妻子接受水浸禮，象徵我們已獻身給耶和華上帝。一星期後，蘇聯派遣軍隊鎮壓革命運動，獲釋的見證人再度被捕入獄。

寶貴的服務特權

大部分見證人都被囚在監裡，因此一位基督徒弟兄探詢我可否翻譯若干聖經刊物。初時，我收到一些從瑞士寄來的私人信件，其中載有用法語打成的《守望台》文章稿子。我把稿子翻成匈牙利語，譯文印妥後會供各群會眾使用。

匈牙利分社僕人亞諾什·康拉德由於緊守基督徒中立的立場，結果被判下獄12年。他在1959年獲釋，那時，社方委任我做翻譯員。後來我收到社方英語的稿件，於是著手將其譯成匈牙利語。這些稿件通常由一位女信使交給我，可是我並不知道她的名字。這樣，即使我不幸被捕，甚或受到嚴刑拷問，我也不致泄露她的名字。

我把《守望台》的文章譯好以後，康拉德弟兄就負責複查，確保內容正確無誤。接著姊妹們用複寫紙把譯文打在薄紙上，每一次打12份。因此，有時所有出席《守望台》研究班的人都有一份打好的副本。在此以後，他們把副本轉交另一個研究班小組。然而，我們通常只能為每個研究班小組複製一份副本。因此，所有出席聚會的人都要格外留心，並且作筆記，以便從這個聖經討論充分得益。

我自1956年開始翻譯社方的刊物；1978年以前，分發出去的匈牙利語《守望台》全部用打字機打成。從1978至1990年，《守望台》文章則用油印機印刷。令人興奮的是，自1990年1月起，匈牙利語的《守望台》和《儆醒！》全以四色印刷製成！

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下，人人都要有一份世俗工作。因此，我惟有在工餘的時間翻譯社方刊物，這個情況一共維持了22年，直至我在1978年退休為止。在那22年期間，我往往要在清早或深夜的時間翻譯。我退休以後就成為一個全時的翻譯員。那時，每位翻譯員都在家裡工作。由於政府禁止我們的活動，因此，我們不便彼此聯絡。1964年，警方在同一時間突擊搜查翻譯員的住所，並且沒收我們的文章。有多年時間，我們常常遭到警方搜查。

豐盛的祝福

1969年，當局批准我領得護照，因此，我可以和亞諾什·康拉德弟兄從匈牙利前往巴黎，出席耶和華見證人所舉行的「地上的和平」國際大會。我們得以跟其他國家的見證人同工交往，並在瑞士伯爾尼耶和華見證人的分社住了幾天，這確實是莫大的福分！在70年代期間，匈牙利有不少見證人也能夠前往奧地利和瑞士出席大會。

多年以來，政府一直禁止我們的活動。但到1986年，我們第一個獲政府批准的大會得以在布達佩斯的卡馬拉森林青年公園舉行。與會者超過4000人，大家與弟兄姊妹互相問好。我們看見公園入口處有一條橫幅，上面寫著歡迎出席大會的字句，大家不禁喜極而泣。

1989年6月27日，匈牙利政府終於批准耶和華見證人合法註冊。匈牙利的電視台和電台也有宣布這個消息，弟兄姊妹都為此雀躍不已。我們在該年能夠無拘無束地舉行區務大會。自從政府在大約40年前禁止見證人的工作以來，這是我們首次舉行的區務大會。在布達佩斯舉行的大會有一萬多人出席；此外，還有許多人出席國內另外四個大會。事實上，我最小的弟弟拉斯洛和他的妻子，就在布達佩斯那個大會受浸，我為此感到多麼欣慰！

1991年7月，一件令我們喜出望外的事發生了——我們在布達佩斯的內斯塔迪奧大運動場舉行大會，出席人數逾4萬人。在這個大會裡，我有榮幸替布洛克林總社的弟兄傳譯演講。

現在，我和安娜，以及40多位弟兄姊妹在布達佩斯郊區的耶和華見證人分社服務，那裡環境很優美。我在分社的翻譯部服務，與一群年少有為的基督徒共事；安娜則參與料理伯特利的家務。

雖然我們盡力把聖經的真理告訴兒子，可是，他長大後並沒有接受真理。然而，他現在卻對真理表示好感，我們衷心希望他將來會事奉耶和華。

我和妻子能夠認識仁愛上帝耶和華的真理，並在這40多年來一直為他服務，我們實在感到無限的快慰。——安德烈·紹尼口述。

［第21頁的圖片］

與妻子合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