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
由摩德·姚爾（Maude Yuille）君述。
古代的一位智者寫道:「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言10:22）經驗告訴我這句話的確是真的。
在我誕生的那天，麵包店老闆的兒子雅斯頓·姚爾（Alston Yuille）把麵包送到我家裡來，但是我們一直到二十年後當他在亞拉巴馬州的模比城當政府工程師而我也在該城作中學教員時才彼此結識。他的兄弟從一位「聖經推銷員」那裡買了三本題名為《聖經的研討》（Studies in the Scriptures）的書，但後來把它們送給他的母親。她又把這些書轉送給雅斯頓。當他閱讀時，他覺得如此激動不安以致未讀完就把它們丟在一旁。但他卻無法忘記其中的內容。最後，他決定甚至不信賴任何經文彙編（Concordance）而把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讀一遍以便把其中有關人在死後仍然生存的一切經文抄錄下來。當他查考完畢之後，他才相信陰間原來就是墳墓。當我認識他之後他在靈性的問題上給予我很大的幫助。
我年幼時已十分虔誠，我覺得上帝是個實體而渴望對他認識得更清楚。我在十二歲時加入了浸信會；但我對聖經的知識並沒有加深。當我發生疑問時，浸信會神學院的朋友總是說我的信心不夠。他們的布道大會所強調的都是人而不是神。事實上當我在亞拉巴馬州立大學攻讀時，我已完全沒有興趣參加主日學或教會的聚會了。
一九一三年九月廿四日，在這「人類歷史上正常時期的最後一年，」雅斯頓跟我結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翌年爆發，接著有一場熱帶風暴來到使我們的財產化為烏有而只剩下農場抵押的款項。一九一七年二月雅斯頓被派到加利福尼亞州工作，一個星期日早上他經過聖經學生的聚會所，看見門前所掛的「時代的圖表」（Chart of the Ages）便好奇地走進去；他結識了在其中聚集的聖經學生。並且開始經常參加他們的聚會。不久之後他寫信特別要求我將《聖經的研討》讀一遍。
我又如何呢？我在1914年聽過羅素弟兄所作關於「哈米吉多頓」的演講和看過《創世影劇》這部電影。它們的簡明與誠懇在我心裡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但當時我太忙了。可是現在情勢已轉變了；我在心裡不斷想道:「基督教已經失敗了。」最後我下了決心將雅斯頓提及的書讀一遍。我在一天晚上開始看，一直讀到天亮才將書放下。對我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啟示！失敗的乃是基督教國而非基督教。我立刻寫信告訴雅斯頓我十分喜歡這套書。當我後來搬到加省的史德頓城跟他會合時，我們經常一同參加聖經學生的聚會。這個小組裡的弟兄們友愛地幫助我開始從事逐家逐戶的傳道工作！
先驅傳道工作
一九一七十二月廿五日我們決定獻身給耶和華，接著在一九一八年耶穌受難紀念前的星期日受了浸。為了從事向政府請願釋放被囚在大西洋城聯邦監獄裡的弟兄的工作以及受到《守望台》雜誌裡一項通告的鼓勵，我決定申請參加先驅傳道工作。我開始這件工作是在1919年的十月，即《黃金時代》雜誌首次出版的同一個月。那時我們先把雜誌的樣本留給別人，然後在一星期後回去探訪他們。第一個向我訂閱雜誌的是一個長老會的教友。她對聖經很感興趣，我繼續回訪她，她後來接受了真理而至今仍然保持忠心。起初我覺得一面料理家務一面做先驅傳道員相當困難，但習慣之後就覺得容易了。
1922年我們在杉樹角（Cedar Point）首次參加大會，然後在亞拉巴馬州做了一年的先驅傳道工作。我們所得的快樂經驗一再證明「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這句話的真確性。有一天晚上我們疲乏地抵達一個小鎮，找到一間舒適的小客店過夜。晚飯後，當我幫助客店的女主人洗碗碟時，我談起我們的工作。當時他們的教會正發生糾紛以致他們的信心受到很大打擊。洗掃完畢後他們夫婦到我們的房間裡和我們交談，結果我們向他們作見證差不多直至深夜。他們十分感興趣而熱切地接受了一套書籍，最後還免了我們一晚住食的費用。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地區裡有一個城鎮對傳道工作相當冷淡和仇視，但既然它在我們的工作地區裡，我們遂照樣向當地的居民傳道。他們甚至連一本免費的書籍也不肯接受。當我們返家時，我們連買汽油的錢也不夠，晚餐更不用說了。在途中我們停下來回訪一個善意的人。他買了一本聖經和我們所有的書籍，還訂了兩份雜誌。其後我們回到三藩市繼續從事先驅傳道工作。這是一段快樂的日子，因為雅斯頓能夠再次以全部時間和我一同從事傳道工作。
憑著耶和華的恩典，我們得以參加1923年之後在美國舉行的所有劃時代的大會。其中特出的如1931年在俄亥俄州哥倫布斯城舉行的大會我們開始採用「耶和華見證人」這個名字，1935在華盛頓舉行的大會首次提及「大群人。」這些大會都非常令人振奮；它們好像使我們心靈的電池得以重新充電一般。
1931年是個特別的年份。在採用「耶和華見證人」的名字之後，我們開始在街頭上分派「上帝的王國，世界的希望」這本小冊子。起初我們覺得站在三藩市熱鬧的大街上對人喊道「上帝的王國，世界的希望——每本五分錢」未免有點尷尬，但不久我們便習慣了。跟著有一項特別的活動，那便是把這本小冊子分派給所有的政治家，資本家和教士。我的任務是向資本家作見證。我起初覺得有點懷疑我怎能夠接觸到所有這些人，但「耶和華所賜的福」使這件工作得以順利完成，而且給了我不少愉快的經驗。有一次當我向一位高大的紳士介紹這本小冊子時，他說:「五分錢！這就是我全部的義務嗎？」結果他給了我兩個五角的銀幣。另一個人當我探訪他時他不在家，我留下一本小冊子和我的名片。不久之後他寄給我一封道謝的短簡，並且附上五塊錢的支票。
後來我們開始了廣播的工作。三藩市的弟兄擁有一個電台KFWM（後來改為KROW）。每星期日這電台有一小時的宗教節目，包括演講，問答，和音樂等。在週日中則有十五分鐘以《黃金時代》的資料為話題的「短談」。先驅傳道員則負責採訪所有對這節目感興趣的人。我很高興能夠在這件工作上盡一份微力。
後來的「突擊運動」無疑充滿了刺激性。當我們發動突擊時，廣大地區中所有的傳道員都集中起來向一個我們的工作受到當局禁止反對的市鎮進發。像蝗蟲一樣我們進侵這個市鎮。在工作未開始之前我們先通知警察局，然後分別探訪每一家人將我們的工作目的告訴他們。我們從集合地點分頭乘車出發，像上戰場一樣，各人到所指定的地區沉靜地工作。藉著這些運動我們向人作了一個有力的見證。
日子匆匆地過去，但每天都充滿愉快的經驗。當盧述福法官在三藩市的公民大會堂演講之後，我被派往探訪對演講感興趣的人。其中一個是在聯合廣場工作的園丁。起先我找不到他，於是我便離去了。但在半途中我的良心責備我說，這兒有一個對真理感興趣的人，我卻沒有耐心地找尋他，反而像約拿一樣逃避責任將上帝的羊丟下不顧。於是我轉頭回去再找，終於在放工具的小房子裡找到他，他向我訂購社方出版的全部書籍，並且訂了兩份雜誌。當我把書籍送給他時，他正在向另一個感興趣的人談論，於是後者也向我們訂購書籍。後來這個園丁成為我們的弟兄，而他的朋友羅素尼弟兄則成為一個熱心的先驅傳道員。在三藩市我們一起工作而有過很多愉快的經驗，後來他更到夏威夷，菲律賓，亞拉斯加，西班牙，意大利各地工作，並且在葡萄牙被政府驅逐出境。最後由於健康的關係，他不得不返回三藩市。他把真理傳給他的按摩師彼得·加比路。彼得和他的太太後來從基列聖經學校畢業而被派到巴西作海外傳道員，現今在里約熱內盧的伯特利之家從事環務工作。我自己並沒有孩子，但是上帝賜給我的這些屬靈的「兒孫」卻是一個喜樂的補償。
到巴西去
1936年三月，當我們正計劃建築一架拖車以便到各地傳道時，我們接到社方的信邀請雅斯頓到南美去工作。我們從未想過這件事，但是我們願意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為上帝工作。我們在五月卅一日從紐奧連乘船穿過墨西哥灣到里約熱內盧，然後搭火車到分社的所在地聖保羅。
當時在巴西約有六十個傳道員。雖然起初我對巴西的弟兄們只能微笑，我在他們中間卻並不感到陌生。一位姐妹的女兒是個教師，她開始教我當地的語言。晚上鄰近的孩子喜歡跑到我們屋前的石階上向我提出無數的問題，同時也回答我的發問。我的葡萄牙文常常惹他們發笑，但是我卻從他們那裡學得了不少東西。
我們到巴西之後大約一個月，社方在聖保羅開了一個大會。這是在巴西舉行的第一次大會。我們以播音車到處向人宣傳，結果參加公眾演講的聽眾有一百一十人。大會的精神正如任何較大的聚會一樣熱烈。
我們帶了一批留聲機到巴西。在我學習當地語言的期間，我很高興能夠得到它們的幫助。我們的汽車也裝有播音的設備，我們在聖保羅時曾有效地利用這種設備。各處的群眾聚攏來聽我們播出的演講，廣播完畢之後我們分派了不少的書籍和雜誌。
迫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黑暗的日子中我們也受到迫害。巴西人有百分之九十是天主教徒，它的政治發言人將它稱為「世上最大的天主教國家。」由於教廷的反對，在許多小城中先驅傳道員的書籍被沒收，他們受到誣衊，而且敵人們企圖利用一些其實對我們並不適用的法令禁止我們工作。特別遭受攻擊的是我們的廣播車。
有一次在一個小鎮當我們在中午的時分播出最後的一個演講時，教士指使民眾向我們發動襲擊，但當地的鎮長和警察也在場。鎮長說我們絕對有權傳道。於是他們留在那兒直至演講完畢為止。一個受教士指使而來的婦人說:「這才是真理。」演講結束後我們向鎮長致謝，並且送了一本稱為「財富」的書給他，然後我們繼續到別一個城鎮去。
迫害變得愈來愈厲害。每隔幾個星期政府便派人來「調查」我們。由於檢查的嚴厲，我們跟總社的通訊變成相當困難。當局告訴雅斯頓他若返回美國他們便會扣留他的護照。他們恐嚇要將分社解散。雅斯頓既不能離開，他便遣我回美國參加1940在底特律舉行的大會，並且把我們所遭遇的困難告訴社方及班赫特先生，後者是當時美國眾議院的主席和雅斯頓在大學時代的一個老朋友。當時我以為社方會派一個布洛克林總部的弟兄到華盛頓交涉，但盧述福弟兄卻來信叫我去。你可以想像得到，我怎樣能夠負起這樣重大的責任呢？但「耶和華所賜的福」為我打開了道路，我呈遞了我的文件，回答了一些詢問，然後在當晚便乘機經紐奧連返回巴西去。1941年盧述福弟兄把分社遷移到里約熱內盧去，希望在那裡迫害可以減少一點。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在里約熱內盧
在整整一年中，我們無法租到一所房子，最後社方藉著當地弟兄的幫助在郊區火車總站的附近購置了一座房子。上帝祝福我們，現在這所房子的價值已比原價高出許多倍了。1953年我們在房子後面加建了一座兩層的辦事處和工場。現在社方正在房子前面興築一間美麗的伯特利之家。我親眼見到多麼大的改變！
1945年諾爾弟兄首次探訪我們。我們多麼熱切地期望社長的探訪！他和社方其他的負責人，例如法蘭茲弟兄及韓素爾弟兄的探訪為我們帶來很大的喜樂和給予當地的工作一個莫大的鼓勵。接著在基列聖經學校受過訓練的畢業生開始被派到巴西工作，有些取不到永久居留的許可，但大部分至今仍與我們並肩工作而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
1946年諾爾弟兄邀請所有的分社僕人及妻子到布洛克林的伯特利之家渡過我畢生難忘的六個月，然後參加基列的第七屆畢業典禮和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城舉行的「萬民的喜樂」大會。我們乘巴西國營的來巴西公司的輪船山德令號返紐約。船上滿載著咖啡而非常穩定。在途中每天下午我跟船上的醫生研究聖經。有一位打算赴古巴履新的西班牙領事突然在船上逝世，船上的醫生便請我跟他的夫人談談。她說西班牙文，我則說葡萄牙文。但我們卻可以彼此明白。我送了一本西班牙文的「真理能使你自由」給她，她表示感覺興趣。後來當她回到烏拉圭時，有一位海外傳道員曾探訪過她。那時正好是一個分派小冊子的月份；由於我們向船長和每一個水手及乘客傳道，結果我們兩人都派出遠超過定額100本的數目。
我永不會忘記星期一晚上在伯特利之家的《守望台》研讀。當時有幾個從英國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弟兄在那裡。他們對聖經是何等熟悉！他們引用一節復一節的經文來支持一段中的各要點。我覺得星期一晚上的《守望台》研讀可說是伯特利之家的真正生活中心。
這時雅斯頓的健康惡化得如此厲害以致有些朋友認為他應該向諾爾弟兄請求留在美國。有一天我問他如果諾爾弟兄決定讓我們留在美國，他會有什麼感想。他立刻回答說:「我是被派到巴西去的。你呢？」我也是！在十月我們便返回巴西去。1948年耶穌受難紀念之前的星期日，剛巧在他受浸後的第三十年，雅斯頓安然逝世了。1947年十二月的工作報告表明巴西的傳道員已超過1000人。這使他感到無比的快慰。我們的工作並沒有因他的逝世而中斷。他死於星期日早上，星期一早上當我們進早餐時，社方宣布迪拉·李高已被派繼任分社僕人。
充滿了活動的快樂日子一年復一年地過去。在我的一生中參加1953和1958年在楊基運動場舉行的大會都是里程碑，但在前年舉行的「聯合崇拜者」大會特別可紀念。我曾多次凝視著日曆上的基列學校新校舍，希望有一天我能有機會參觀它。料不到在大會舉行的期間我竟有機會在那裡住了一個星期，而大會更給予我無可比擬的喜樂！
離開紐約之後我到赫士頓參加另一個大會，然後我對我的家人作了一次短暫的探訪和帶給他們在大會中剛發行的《新世界聖經譯本》。接著我便乘機返回巴西協助籌備下月在聖保羅舉行的「聯合崇拜者」大會。
巴西的弟兄是我所深愛的。廿五年前我們只有60弟兄，現在卻有2400個！我感到何等的富足！巴西人的性格非常喜客，熱情和容易親近。向他們傳道和跟他們研究聖經真是一件樂事。
在假期的時候，我喜歡帶一位年輕的姐妹到孤立的地區做兩個星期的先驅傳道工作。這件工作能夠使我感到滿足和治療我的思鄉病。伯特利之家的生活是無可比擬的，我不願為世上的任何東西放棄這種生活。
當我回憶過去的一切時，我可以衷誠地說:「這是一項不斷的喜樂，」而且我確信將來也會一樣喜樂。耶和華所祝福的全部時間的傳道員是何等的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