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的大爭論中擁護耶和華
由麗蓮·盧迪曼（Lilian Ruetimann）自述
1914年八月裡的一個炎熱的下午，當飛機從我們的頭上隆隆掠過時，我還是一個六歲的女孩。當時我在一個令人愉快的英國花園中靠著父親的膝頭靜靜地聆聽大人們討論剛爆發的大戰。
我的父親是自由黨的一個活躍黨員和我們鎮上的合作社分店經理。母親是一個學校教員，她對於一切教育性的活動均感興趣。她買了一本名叫「上帝在各時代中的計劃」的書。我的父母均熱切地讀完這本書，在此之後他們並且經常參加包括另兩對夫婦的一個研經班。在1916年的春天我的父母受了浸而公開表明他們決心遵行耶和華的旨意。
不久他們為我們小孩開始了一個家庭聖經研究班，而且我們四個小孩都必須參加今日稱為耶和華見證人的基督徒所舉行的各種聚會。我們與附近幾個城鎮中少數具有同樣信仰的基督徒聯合起來在泰晤士河的河口及兩岸四十哩左右的各城舉行聖經演講。我們很熱心地分派傳單和請帖，不久小群的基督徒開始在各地集合起來而終於發展為今日倫敦東邊泰晤士沿岸的許多朝氣蓬勃的耶和華見證人小組。
1916年秋天父親對戰爭採取了堅決的中立立場。由於他曾一度在政治方面非常活躍，他的立場在我們的小城中引起了不小的騷動。除了在法庭上打官司和報章的大事渲染之外，我們兒童亦必須在學校裡維護我們的信仰。父親終於以健康的理由得免兵役而被派往糧食分配部工作。
我們在鄉間的住宅經常接待來自城市的疲倦友人，但最令我感覺興奮的莫過於到倫敦參加一個「大」聚會。在那裡我看到一部由聖經研究者攝製的「創世影劇，」這部美妙的影片同時也包括許多用來解釋聖經的幻燈片，錄音演講和配樂。後來有一次當我到倫敦探訪時，我們聽到了守望台社於1922年在美國奧亥俄州杉樹角舉行大會的消息。
個人的決定
在「現今活著的百萬人將永遠不死！」的口號之下，傳道的工作紛紛在各地展開。我的哥哥離開了我們到印度去服務而我的妹妹亦受了浸。當時我把這一切都看作理所當然的事，直至後來在1924年一位成熟的基督徒朋友向我指出我個人所能享有的權利。我突然領悟到我們的信心並不是自動增加的，反之我們必須各自作一個個人的決定。我能這樣做嗎？
從幼年起我便一直嚮往著當獅熊與牛犢同臥而小孩能牽引它們的基督千禧年統治來到。當然，我很渴望遵行耶和華的旨意，而按照我們當時的了解，他的旨意乃是要將基督的新婦階級中最後的分子從世上召集出來。這意味到我們必須將一切在地上生活的希望捨棄而在最後死去。我的父母勸我要仔細地考慮一下這項代價。我若忠心到底便會有機會見到耶和華和基督耶穌。這個偉大的希望幫助我作了決定。1925年一月，當我將滿十七歲時，我在倫敦受了浸。
對我說來逐戶的傳道工作是一項不斷的鼓勵和教育。那時我們剛開始這種工作，但一些來到我們的區域中幫助我們的全部時間傳道員給了我很多良好的忠告。對真理的體會在我的心中亦日漸加深。
1926年在倫敦的亞歷山大堂舉行的大會是一件特出的大事。我永不會忘記當《拯救》（Deliverance）這本書，首次發行時我們所感到的興奮和喜樂。在皇家亞爾拔堂舉行的公眾演講，「世界各霸權何以在傾倒中——補救方法如何，」乃是這個大會的最高潮。大會結束之後，我們回到家裡將剩餘的假日用來分派《人民的旗號》（The Standard for the People）這本小冊子。我急不及待地讀完《拯救》這本書，它那偉大的主題乃是耶和華與撒但之間的重大爭論以及耶和華的聖名行將獲得洗雪。對這項爭論的體會猶如在我的骨髓裡燃燒著的一團烈火一般。自此以後每星期六下午當我不需上班時我便裝滿我的書袋騎著腳踏車到郊外的鄉村去傳道，在星期日我則和父母一起參加當地人數不多的小組從事逐戶的傳道工作。
我的妹妹在1927年的二月參加了全部時間的傳道工作，我與弟弟則留下來成為我們當地的小組中唯一年青的分子。我們所住的地方地勢頗為平坦而直伸延到泰晤士河的河口，有時我不禁希望有機會旅行到遠方參觀各地美麗的風光，但我很快便將這種願望壓抑下去，因為我覺得這個事物制度存留的日子既已如此短促，我最好不要浪費時間。反正我將來在天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但耶和華留意到我的願望而在後來賜給我夢想不到的幸福。
不與不信者聯婚
這時我已接近成人的年齡了；我是個性情衝動和精力充沛的少女，但我卻已安全地渡過了發育時期的各階段。如今我發現自己正深深墜入愛河中。很不幸地，我所愛的年青男子卻不肯接受真理。我深知這是我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我知道我若任由這份愛情發展下去便永不能全心一意地在宇宙的大爭論上擁護耶和華了。於是我嚴肅地向耶和華矢誓絕不嫁給任何不信奉他的人。這對我是一項大保護。我開始將心中的愛情之火撲滅。人若將上帝的事務置於首位便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這時所發生的一件事至今仍然清楚地浮現在我腦海中而一直好像是我生命中從一座燈塔所發出的光輝一般。一天下午我在鄉區工作。有好幾個人對我極為粗魯無禮，但一個臥病在床的婦人卻請我為她祈禱。我想到撒但所引起的大爭論和他的叛逆所帶來的種種悲慘後果，我的心不禁充滿了憤怒。當太陽逐漸西沉時，我開始騎上腳踏車回家。途中有一段頗為陡峭而長達一里餘的斜坡。我放鬆車輪任其向下滑，微風吹起我的頭髮在耳邊呼哨而過。我咬緊牙根反覆地說:「我要誓死與魔鬼對抗！」在後來每當我遇著困難時，這幅景象便會浮現在我的腦海中而產生很大的激奮作用。永不要消沉！在這場大爭論中務要站在耶和華的一邊為他奮戰！
1930年春季我們到附近一個海灘避暑勝地參加一個小型的大會，當時我們將其稱為「聯合傳道活動。」因為它離倫敦僅一小時的路程，許多人都從倫敦來參加。對我說來這是一個充滿歡樂的時候，因為我同時可以遇到其他的青年男女。在一次傳道完畢之後我們一同到海邊稍作休息，在那裡我遇見了一個嚴肅的瑞士青年。我聽到他的外國口音遂提起我正在學德文。亞弗烈性情溫和沉靜而好學不倦，但他看來有點孤寂。在我們那歡樂嬉笑的家庭中他顯得拘束而格格不入。
亞弗烈的生活背景和我的完全不同。他在一個親切的瑞士家庭中長大，在攻讀完高等商業學校和結束學徒的生涯後，他到比利時去專修語言和會計。在離開比利時之前他看到了「創世影劇」這部影片，並且獲得了守望台出版的一些書籍。當他在比利時協助瑞士教會從事社會工作時，他腦中曾有好些疑問，但他的牧師卻不能回答它們。他記得《上帝在各時代中的計劃》這本書，於是在返回瑞士渡假時將大部分的空閒時間用來研讀它和其他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在探訪過當地的守望台辦事處之後，他回到比利時與一位來自荷蘭的弟兄一同在比利時從事社方在該地最早期的傳道工作。當他的雇主，著名的財政家羅溫斯坦（Loewenstein），在英法海峽上空墜機遇難時，亞弗烈接到邀請到倫敦為一位瑞士財政家工作。這樣我們遂得以在人生的路途上相遇。
我們一同渡過了非常愉快和忙碌的一年，然後在1931年的五月我們在倫敦的總部禮堂舉行婚禮，婚後即返回瑞士。這時我遂得以親眼看到這個成為我的家鄉的美麗國家。後來我們往巴黎參加大會，在那裡亞弗烈翻譯了其中的一些演講。在巴黎守望台社的社長盧述福弟兄邀請我們到巴黎的分社辦事處工作。我意識到這是耶和華的旨意，因此當我的丈夫詢問我對此事的感覺時，我毫不遲疑地表示同意。於是我們返回英國將我們新近才布置妥當的房屋賣去而準備一同過一種新生活。
在伯特利之家的生活
在巴黎的辦事處我面臨到兩種語言的障礙，在伯特利之家內說德文，在外面則說法文。這對我說來並非一件易事，而我時常感覺頗為孤單。後來我發覺自己有了孕。當亞弗烈知道我們可以繼續在伯特利生活時，他不禁雀躍不已。為了將足夠的書籍供應給一群在法國熱心傳道的英籍和瑞士籍的全部時間傳道員。我們有很多翻譯工作要做。
不久之後巴黎的伯特利之家遭受一個重大的打擊。我們的工作打擾了住在附近的主教，結果我們這些外國人被命令在數日內離開法國。這項命令牽涉到五個在伯特利服務的人和十餘個先驅傳道員；我們均須另找地方去事奉耶和華。亞弗烈和我及另一個美國籍的先驅傳道員姐妹在一日清晨離開法國往瑞士去。
十日之後我們的小女兒在瑞士出生。當她幾個月大時，我們搬進伯恩（Berne）的伯特利之家而將精神集中在事奉耶和華的工作之上。但請不要以為從此之後我們的生活便一帆風順全無煩惱了。我的丈夫全神貫注在他的工作之上而經常地過度消耗他的精神和體力，而我除了擔任伯特利之家的職務之外還需照顧一個小女孩。我時常為了伯特利之家的約束和嚴格的工作秩序與我過去無憂無慮的少女生活大相逕庭而感到焦躁。有時我感到好像一隻困在籠中的鳥一樣不自在。有時我更感到灰心頹喪。但在這些時候我便會想起宇宙的大爭論。
逐漸地我開始學會各種家務，例如洗熨，烹飪，縫補等。當時伯恩的伯特利之家的工作人員大約有六十名左右。忙碌的活動調劑了每日洗抹堆積如山的碗碟和縫補永無窮盡的一籃籃襪子——好像一個無底坑一樣——的單調工作。一季復一季地過去，我們忙著從事春天的大掃除，將水果和蔬菜裝罐和將一箱箱的蘋果儲藏在地窖裡。不錯，我學會深深地珍惜為伯特利之家的工作人員服務和在他們生病時照顧他們的權利。我亦養成了對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優秀婦女的賞識。頭十年就此過去了。
戰爭的歲月
我永不會忘記當時所發生的一件事。亞弗烈被派到捷克去照料當地的弟兄。德國人正準備進侵蘇德坦蘭（Sudetenland）。當德軍侵入時，人民均紛紛逃難，但我的丈夫卻朝著他們的方面進發。當時我們的小女兒正寄住在英國她的外祖父母處。在這戰雲密布而局勢極緊張的當兒，我們的小家庭卻分散在三個不同的國家裡。接著張伯倫帶著他的雨傘出來姑息希特勒，而使戰爭的危機得以暫時緩和下來。我們一家亦因此得以安全地重聚。
但是戰爭已無可避免了。當法國在1940年陷入德軍手中時，我正在一家醫院裡動手術。我剛回家伯特利便被軍事當局佔領和搜查。後來他們更在法庭上控告社方，我的丈夫則因為緊守中立而被判處三個月的徒刑。我們的伯特利之家縮小到只剩下廿五至卅人，而我為他們烹飪了一個時期。亞弗烈從監獄出來正好趕上參加在祖利克（Zürich）舉行的大會，我們的女兒亦在該大會中受浸以象徵她的獻身和在宇宙的大爭論上擁戴耶和華。
戰爭終於接近尾聲。當德軍逐步撤退時，以前歸於社方的中歐辦事處屬下的各國弟兄開始紛紛將報告寄來，而所有這些報告都需要譯成英文。我亦逐漸被吸入這個新的活動範圍之內而歡樂熱切地將自己投入其中。戰爭停止之後，我們開始進入神治活動的歷史中最令人興奮的一頁。邊界一開放社方的新社長諾爾弟兄和他的祕書韓素爾弟兄便抵達瑞士而為我們帶來世界其他各地工作進行的最新報告。
旅行家
對我的丈夫說來他一生中最有趣和令人興奮的一段時間開始了。他以譯員的身分伴同諾爾弟兄探訪了好幾個國家而得以和一些親愛的老朋友重聚及獲悉他們在可怕的戰爭歲月中的遭遇。同時我們的伯特利印刷廠亦開始忙碌地趕印最新的出版物。1946年我們那人數不斷增長的伯特利之家首次有一個分子獲得邀請到美國奧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參加大會和到守望台的基列聖經學校攻讀。我從不敢奢望我會有一日到基列進修，因此後來當諾爾弟兄邀請我們和我們的女兒一同到基列受訓時，我們真是喜出望外。1950年一月我們前往紐約進入基列的第十五期受訓。這是一個極奇妙愉快的經驗。我們全家在1950年楊基運動場所舉行的大會中畢業。亞弗烈和我被派回伯恩的伯特利之家服務；我們的女兒則被派往意大利與當地的一小群王國宣揚者一同工作。
從納粹的魔掌下釋放出來的東歐國家在享受了一段短時期的自由之後又在共產黨政府的統轄下失去自由，我們的工作亦再度受到壓制。我丈夫旅行的次數減少了，同時所冒的風險也更大。在這十年內我們不斷增加對弟兄的服務，其間穿插了一些在不同的國家內舉行的國際大會。亞弗烈將全神貫注在翻譯工作上。在1958年的紐約大會中他擔任報導來自鐵幕後的國家的消息，並且播放了一卷由鐵幕後的弟兄所唱的王國詩歌的錄音帶。
當德文的翻譯部門在1956年遷往德國的威士巴登（Wiesbaden）以增加工作的效率時，我的生活亦發生了一項大改變。在一夕之間我失去了以往的同事和寶貴的翻譯工作權利。但是在伯特利沒有人的手是空閒的。我隨即被派至雜誌部門工作，在此我亦獲得很大的滿足，並且有機會親身感受到世界各地的傳道工作的脈搏而為之驚奇不已。
傷心的事
由於在工作上不斷過分緊張疲勞，亞弗烈的健康似乎正在走下坡。1959年春天當他準備動身作一次重要的視察旅行時他染上感冒而使他的健康情形更為惡化。他並沒有完全復康便出發了；當他歸來時，他顯得非常疲倦，但卻感覺很滿足。我們很高興地一同參加了在四月底舉行的一次環務大會。我們返家時還不太晚，因此我們有機會在「我們的城堡」（亞弗烈喜歡如此稱呼我們的家）裡共渡一段安靜的時光。
當我們安靜地享受我所準備的簡單晚餐時，亞弗烈拿出他的筆記簿記下一些將要發生的要事，其中之一是諾爾弟兄的探訪。在閱覽這些日期時，我不禁衝口而說:「亞弗烈，不論將來會有什麼事發生，我們已一同渡過了許多為上帝服務的美好日子了，豈不是嗎？」我如今深深地珍惜這最後一次一同安靜地回憶的時光，因為翌晚他便病倒了，並且在數小時後由於心臟痲痺而去世。在震驚和悲痛交襲之下，我跪倒在床邊說出我內心深處所堅信不移的一件事。「我最親愛的！我知道你必定會有一次較早的復活。」數月後母親亦隨之逝世。我體驗到死亡是多麼大的一個仇敵。
在此之後的許多個月裡，我好像一部自動的機器一樣照料著各樣工作；我感覺到一種奇異的茫然，但我同時熱切地仰望耶和華給予我力量和支持。我生活在一個親切友愛的大家庭的中心而分享著弟兄們的仁慈和體貼。為他人服務乃是最好的治療方法。我開始逐漸復原和學會適應環境了。我仍然感覺到生活上有一個空缺，但我正設法習慣它。當哀傷的浪潮威脅著要將我們淹沒時，我們最大的保護乃是向耶和華「歌唱和歡呼。」
仍然站在耶和華一邊
現在我已是一個祖母而鬢髮斑白了。當我見到我的孫兒和聽到他對我說:「祖母，來講一個聖經故事給我聽」時，我心中感覺到多大的慰藉！
在我於伯特利之家服務的三十多年中，我經歷到不少人事的變遷，但我對他們均一視同仁的愛護。在這個生活由鈴聲規定的工作中心，你學會尊重每一個人的性格，成為每一個人的朋友，但並不與任何一個人過分親密，不對任何人懷有偏愛，敏於適應和尊重每個人都喜歡享有的私人權利。不錯，伯特利的生活的確是一種美好和豐富的生活。
在我行將寫完我的自述時，我收到一封信邀請我陪伴一位來自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親愛朋友參加不久即將開始的環球大會。為了這項我不配得的恩典我謙卑地低頭感謝那祝福我們「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耶和華。在我的心中仍然燃燒著許多年前促使我作一項重大決定的希望，那便是親眼見到耶和華和基督耶穌並在洗雪耶和華的聖名的偉大工作盡一分力。我感恩地與一大群敬拜上帝的人齊聲讚頌他，並且堅信在這個宇宙性的大爭論中上帝必定會大獲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