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上帝使我深感滿足
約書亞·索戈亞拿自述
回顧1942年，當時我正陷於一片迷惑之中。因為我一方面閱讀復臨安息日會的刊物，一方面又閱讀守望台社的出版物。那時的我恰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般「心持兩意」。——列王紀上18:21。
復臨安息日會寄給我許多稱為「預言之聲」的講義。我很喜歡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們亦答應，假如所有測驗我都及格，便會給我一紙漂亮的證書。後來我留意到「預言之聲」和守望台社的書刊都是從南非的開普敦市寄來的，我不禁納罕：『這兩個組織彼此認識嗎？兩者的教義相同嗎？倘若不同，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呢？』
為了解開疑團，我去信兩個組織，提出大同小異的問題。例如，我問守望台社：「你們認識『預言之聲』的人嗎？倘若認識的話，你們對他們的教義有什麼看法？」後來我收到這兩個組織的答覆。守望台社來信表示他們認識「預言之聲」，但卻闡明這個組織的道理，諸如三位一體和基督會再次以肉身復臨等，跟聖經的教訓背道而馳。信內亦列舉了許多經文去反駁這些教義。——約翰福音14:19,28。
「預言之聲」給我的回信則僅是說，他們認識「守望台人員」，但並不同意他們的道理。信裡沒有提出任何理由。因此我決定支持守望台社，支持這個受耶和華見證人運用的合法機構。今天，我跟見證人交往已有50年了，我多麼慶幸自己在當時作了正確的決定！
宗教背景
我於1912年在南非彼得斯堡東面的萬卡耶出生。萬卡耶這個農村地區當時屬於英國聖公會的宗教控制範圍，所以我便成了該教會的教友。我十歲那年，我們整家人遷往一個受路得柏林傳道教會所控制的地區，於是我父母便加入了該教會。我很快便有資格出席聖餐禮拜，且可以領食一小片餅和喝一口葡萄酒，但這並未能滿足我的屬靈需要。
接受了八年的學校教育之後，父親將我送到基拿頓訓練學院升學。1935年，我完成了三年的課程，並獲得一張教師文憑。跟我一同工作的教師當中，有一位年輕同事名叫嘉露蓮。後來我跟她結了婚，不久嘉露蓮誕下一個小女嬰，我們給她起名叫戴瑪莉絲。幾年之後，我在馬馬沙農村的塞拉萊學校當校長。由於該校是荷蘭歸正會辦的，所以我們便加入了該教會，而且經常參與教會的禮拜。我們上教堂只是因為當地人人都這樣行，但這卻沒有為我帶來任何滿足。
轉捩點
1942年的一個星期天，我們正在教堂內練習唱聖詩，一名白人男子上門向我們介紹三本守望台社的書刊——《創造》、《洗雪》和《準備》。我覺得這三本書可以令圖書架生色不少，於是便以三先令接受了這幾本書。後來我得知這名男子叫做廷尼爾·貝齊頓奧，他是我們區內惟一的耶和華見證人。廷尼爾第二次探訪我們時，他帶了一部留聲機來，並播放了一些由盧述福法官講出的演講給我們聽。我非常欣賞那個稱為「網羅和騙局」的演講，但嘉露蓮和當時跟我們同住的妹妹普莉茜拉則不感興趣。廷尼爾第三次探訪我們時，他將留聲機留給我，好讓我將演講播放給朋友聽。
一天，我簡略地閱覽《創造》書，無意中翻到「死者在哪裡？」的一章，我於是開始慢慢地看下去，希望了解一下死者的靈魂在天堂享有什麼幸福。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書中描述死者只是在墳墓裡，而且是一無所知的。該章更引用許多經文，例如傳道書9:5,10，來支持這個論點。另一章書則稱為「死者的復甦」，這章書引用約翰福音5:28,29去證明死者是沒有知覺的，他們正在等候復活。這樣的解釋十分合理，從而滿足了我的需要。
自那時（1942年）起，我與「預言之聲」斷絕關係，並將自己從守望台社出版物學到的知識告訴別人。最先對真理有所反應的人包括我的朋友猶大·勒索雅勞，他是我在基拿頓訓練學院的同學。
我和猶大騎腳踏車前往51公里外的彼得斯堡出席非洲見證人所舉行的大會。其後，彼得斯堡的朋友經常來到馬馬沙協助我將王國信息傳給我的鄰里。最後，我於1944年12月在彼得斯堡舉行的大會中以浸禮象徵自己獻身給耶和華。
家人及其他人也作出響應
嘉露蓮、普莉茜拉和我的女兒戴瑪莉絲繼續上荷蘭歸正教會。後來我們家裡發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嘉露蓮誕下第二個孩子，我們替他取名叫撒母耳。小兒子看來挺健康，但後來竟突然生病去世。嘉露蓮的教會朋友並沒有給她任何安慰，僅是說上帝想召我們的兒子到天上去。嘉露蓮在傷痛之餘不斷問道：「為什麼上帝要將我們的兒子奪去？」
彼得斯堡的見證人一聽聞我們所遭遇的不幸，便立刻趕來，運用上帝的話語安慰我們。嘉露蓮後來說：「聖經論及死亡的成因、死者的情況，以及復活希望的話都很合理，這使我大感安慰。我渴望能夠在新世界裡迎接我的兒子。」
自此嘉露蓮便停止上教堂。1946年，她和普莉茜拉及猶大都受了浸。猶大在受浸之後不久便前往一個叫馬馬赫洛拉的農村地區，在當地展開傳道工作。時至今日，他仍然以全時的先驅服事者身分服務。
猶大離開之後，我是惟一剩下來照顧會眾的男子，當時我所隸屬的會眾名叫博因。不久格雷利·萬拉杰遷到我們的地區來，後來更跟普莉茜拉結了婚。我和格雷利每星期輪流以當地的非洲語言斯畢地語發表公眾演講。為了使當地居民也能讀到聖經書刊，社方邀請我將書刊翻譯成斯畢地文。看見書刊能夠造益當地居民的確為我帶來很大滿足。
為了宣傳我們的公眾演講，我們帶備了一部留聲機、一個大揚聲器，走遍全區播放聖經演講。我們借用了一輛驢車來幫助我們運送這些沉重的器材。結果，許多鄰居給我們起了個綽號，叫作「屬於驢子教會的人」。
我們這群細小的會眾繼續增長。最後我的兩個姊姊和她們的丈夫也成了見證人，而且一直保持忠心至死。此外，博因會眾（現在稱為姆腓戈迪巴會眾）也有許多人投身全時的傳福音工作，好幾位至今仍然從事這種服務。今日，在這個疏落而幅員廣闊的農村地區已有兩群會眾成立，總共有超過70位傳道員活躍地從事傳道工作。
一項新事業
1949年，我放棄教師工作而成為正規先驅傳道員。我所接獲的第一項委派是到德蘭士瓦的法爾瓦特，探訪居住在附近的黑人勞工。這些黑人勞工是替當地農場的白人雇主工作的。當時有些農場東主倡導新近採納的種族隔離政策，認為黑人應該承認自己低於白人，他們理應服侍白人東主。所以，在我向黑人勞工傳道時，有些白人誤以為我來挑起反叛精神；有些甚至誣告我是共產黨員，並威脅要槍殺我。
我將情況告知守望台分社辦事處，不久便接到另一項委派，到一個名叫代沃爾斯克盧夫的農村地區工作。內子也大約在這時候辭掉她的教師工作，與我一起從事先驅服務。1950年的一個下午，我們做完傳道回家時收到社方寄來的一個大信封。令我們喜出望外的是，社方邀請我接受訓練成為周遊監督。在此之後有三年的時間，我們在南非探訪不同的會眾。直至1953年，我們奉派前往南非中心的一個內陸國家萊索托服務。
在萊索托及博茨瓦納傳道
我們起初在萊索托工作，當時我們聽聞許多謠傳，說陌生人往往被當地人殺死用來祭神。我和內子都感到有點擔心，但索托族的弟兄對我們所表現的愛心和好客精神很快便幫助我們忘卻了疑慮。
我探訪萊索托馬盧蒂山區的會眾時，通常都要乘搭飛機，這時內子則留在低地繼續從事先驅工作。當地的朋友很仁慈地陪伴我從一群會眾前往另一群，以防我在山區裡迷失方向。
有一次，我們要到另一群會眾去，但這次我們必須騎馬橫渡奧蘭治河。其他人雖向我保證，我所騎的馬性情溫馴，可是我仍要提高警覺，因為馬匹往往在水流湍急時會擺脫身上的重物。我既不擅騎馬，水性也不精，所以這回真的有點戰戰兢兢。馬兒很快便踏進河床，河水漸漸漲至馬鞍位置。我這時慌張起來，韁繩從手中鬆脫，於是趕忙執著馬的鬃毛，直至我們平安抵達對岸，我才如釋重負！
那天晚上，我難以入睡，因為騎馬之後使我渾身酸痛。但這一切不適都是值得的，因為當地的弟兄和感興趣人士非常賞識我們的探訪。我起初在萊索托從事周遊工作時，傳道員的最高峰是113人，但如今已增至1649人了。
1956年，我們奉派轉往如今稱為博茨瓦納的貝專納蘭保護國工作。博茨瓦納這個國家比萊索托大得多，因此需要長途跋涉才可以探訪到所有傳道員。我們通常會乘坐火車或開篷貨車。車上沒有座位，所以我們只好用自己的行李墊著坐在地板上。每次我們抵達目的地時都是滿身沙塵，筋疲力竭。但我們的基督徒弟兄通常會熱誠地接待我們。看見他們快樂的面容令我們感到十分暢快。
那時候，社方的出版物在博茨瓦納是受禁制的，所以我們在逐戶傳道時必須小心謹慎而且避免採用社方的書刊。有一次，我們在馬帕沙拉拉村附近工作，被當局拘捕扣押。我們在答辯時讀出馬太福音28:19,20的經文，指出我們所持有的任務。雖然有些法律顧問表示同意，法官卻下令鞭打當地的見證人。然而，頗不尋常的是，當地的牧師竟向酋長求情，請他從寬發落。酋長最後答應他的請求，便將我們釋放了。
儘管逼迫持續、書刊受禁，王國工作仍繼續擴展。我們抵達博茨瓦納時，傳道員數目的最高峰是154人。三年之後，雖然禁制升級，傳道員的數目卻增至192人。今日已有777名耶和華見證人在當地傳道。
教導及翻譯
後來，我有特權擔任為基督徒長老而設的王國服事職務訓練班及先驅服務訓練班的導師。我和內子也間歇地在南非的分社服務，我奉派協助翻譯，嘉露蓮則在廚房服務。
1969年的一天，分社監督弗蘭斯·米勒走到我跟前，對我說：「索戈亞拿弟兄，請你與妻子到我的辦公室來。」他在辦公室對我們說，我們獲選成為代表團的一分子，出席1969年在倫敦舉行的「地上的和平」大會。我們十分感激倫敦和愛爾蘭的弟兄對我們的仁愛接待，這大大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際弟兄團體的體會。
在過去四十年間，嘉露蓮在我們的全時傳福音生涯中一直是我的忠貞伴侶。我們共同嘗過很多快樂與若干艱辛。雖然我們痛失了兩個孩子，我們的女兒戴瑪莉絲卻成為一位優良的見證人，現正在南非分社擔任翻譯工作。
我們的健康已不再容許我們從事周遊探訪的工作了。在過去幾年，我們一直在彼得斯堡附近一個稱為塞謝戈的非洲鎮區從事特別先驅工作，我在區內的會眾裡擔任主持監督。聖經說人能夠「在［耶和華］面前有滿足的喜樂」；我在南非事奉上帝的確為我帶來了莫大的喜樂和滿足。——詩篇16:11。
［第26頁的圖片］
在南非的塞謝戈鎮區作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