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我一生致力的工作
鮑勃·安德森自述
大約十年前，有些朋友問我：「鮑勃，為什麼你能夠留在先驅的崗位上這麼久呢？」我笑一笑，然後說：「那麼，你認為有什麼比做先驅更好呢？」
我在1931年開始作先驅，當時23歲。現在我已87歲了，但我依然留在先驅的崗位上。對我來說，先驅工作是最值得我一生致力的工作。怎會如此呢？讓我向你細訴因由。
早在1914年，一個傳道員在我家留下一份單張。這份單張是當時的萬國聖經研究者（即今日的耶和華見證人）印製的。傳道員回來探訪我們的時候，媽媽就有關地獄永火的問題問個不停。媽媽自小是個虔誠的循道會教友，但卻一直無法接受一位仁愛的上帝竟會懲罰人在死後永遠受苦的主張。難怪她一獲悉事情的真相，就禁不住說：「我一生從未感覺過這麼快樂！」
媽媽立即停止在循道會的主日學當導師，轉而跟小群的聖經研究者聯絡交往。最初媽媽的傳道地區只集中在家鄉伯肯黑德鎮；這個市鎮位於默西河岸邊，面對利物浦港口。但她不久就經常騎腳踏車往附近各鎮傳道。媽媽終生孜孜不倦地在這個面積廣大的地區向人作見證；她不但為當地居民所熟知，而且為兒女立下良好的榜樣。她在1971年去世，享年97歲；她一生都積極向人作見證。
我和姐姐凱思琳離開循道會的主日學之後，跟著媽媽參加聖經研究者的聚會。後來連爸爸也跟著參加。在此之後，他們安排了一個經常的家人聖經研讀，與我們討論《上帝的豎琴》這本書。在當時，家人聖經研讀仍然是一項頗新的安排，但它卻證明對我們十分有益。認識基本的聖經真理為我們的先驅事業奠下了基礎，促使我和姐姐長大之後一有機會就投身先驅工作。
1920年，媽媽帶我和姐姐往利物浦觀看《創世影劇》。她認為這套影片是我們在靈性上的轉捩點。事實證明她的想法一點也沒錯。當時我雖然年輕，《創世影劇》卻在我心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影片中最令我難忘的是耶穌的生平故事，尤其是描述他怎樣面對死亡的那部分。這套影片的確大大有助我把目光集中在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傳道工作——之上！
早在1920年代，我已跟媽媽在星期日下午參加分發單張的工作。起初我們把單張留在別人門口；後來社方提議我們把單張直接交給住戶，並且回去探訪那些感興趣的人。我總覺得這些工作為回訪及聖經研究活動奠下基礎。今日這些活動確實使傳道工作更見成效。
加入先驅行列！
我和凱思琳在1927年受浸。1931年，我聽見大會決議採納耶和華見證人這個名字，當時我正在利物浦當分析化學師。我經常看見社方的派書者（即今日的先驅）在利物浦商業區向人傳道，他們的榜樣使我深受感動。我多麼渴望能夠不再與世俗的人共事，以便把自己一生的時間完全用來為耶和華服務！
我的朋友格里·加勒德在那年夏天告訴我，他接獲守望台社第二任社長約瑟夫·F·盧述福的邀請，前往印度傳道。他在啟程前到我家探訪，向我談及全時服務的寶貴特權。我們道別時，他再一次鼓勵我說，「鮑勃，我肯定你不久就會成為先驅的！」果然如他所料，我在那年的十月加入了先驅的行列。我常常騎著腳踏車在鄉間小路上來來往往，到孤立的地區傳道，日子過得既快樂、又無憂無慮！自那時以來，我深信世上沒有任何工作比先驅工作更有意義。
成為先驅之後，我的第一項委派是往南威爾士與西里爾·斯滕托福弟兄會合。西里爾隨後跟凱思琳結為夫婦，婚後有數年的時間一起從事先驅工作。他們的女兒魯恩長大後也加入了先驅的行列。1937年，我到蘭開夏郡的弗利特伍德服務，成為艾力克·庫克的先驅同伴。直至當時為止，英國的先驅只限於在會眾地區以外的鄉村地區傳道。但當時負責督導倫敦分社的艾伯特·D·史勞德弟兄決定派我們到約克郡的布拉德福德市工作。這是英國的先驅初次被派往協助某群會眾。
1946年，艾力克前往守望台基列聖經學校受訓，畢業後社方派他到南羅得西亞（即今日的津巴布韋）服務。他與妻子現時仍在南非的德班以海外傳道員的身分忠信地服務。
1938年，我接獲另一項委派。這次社方派我作帶務監督（即現今的環務監督），往蘭開夏郡西北部及景色宜人的湖區服務。我在那裡邂逅了奧莉芙·達克特；我們後來結為夫婦，婚後奧莉芙與我一起從事環務工作。
大戰期間在愛爾蘭的歲月
1939年9月，英國向德國宣戰之後不久，社方把我調到愛爾蘭去。當時英國開始實施強迫徵兵，但南愛爾蘭共和國卻在大戰期間保持中立，所以沒有實行徵兵制。大戰期間，愛爾蘭共和國及北愛爾蘭屬於同一個環。但根據當時英國政府實施的出境限制，我在前往愛爾蘭之前需要申請旅遊簽證。有關當局告訴我，我必須答允一達到應徵年齡就返英國，才可以獲准到愛爾蘭去。我口頭上答應了。終於我獲得旅遊簽證，但令我大感意外的是，當局竟然沒有規定任何附帶條件！
當時整個愛爾蘭只有100多名見證人。1939年11月，我們抵達都柏林，從事先驅工作多年的傑克·科爾來接我們。他告訴我們在附近的鎮上有兩位先驅，都柏林則大約有20個感興趣人士。這些新人答應每星期日參加聚會，傑克於是租了一個房間供舉行聚會之用。這項安排一直維持到會眾在1940年成立為止。
北愛爾蘭是英國的屬土，大戰期間也捲入與德國的戰事中。我們探訪貝爾法斯特的時候，需要有食物配給簿才可以購得糧食，也要應付晚上的燈火管制。此外，納粹的戰機不時前來空襲。他們從歐洲的基地飛來貝爾法斯特，然後飛返基地，來回路程超過1600公里。儘管路途遙遠，他們卻總能轟炸成功。德軍的首輪空襲不但擊中我們的聚會所，也炸毀了我們的房子，幸好當時我們正在市內其他地方探訪弟兄姊妹，因而幸免於難。當晚一個見證人家庭走進防空洞躲避空襲，可是那裡擠滿了人，他們無法進入，於是只好回家。後來德軍的飛彈擊中防空洞，洞內所有人全被炸死，但我們的弟兄只受了輕傷。在這個戰亂時期，竟然沒有一個弟兄受到嚴重傷害，我們都為此衷心感謝耶和華。
分發靈糧
隨著戰事繼續進行，各種限制也越來越嚴格。最後，當局甚至實施郵件檢查。《守望台》受到攔截，當局不准這本雜誌入境。當時我們不知如何是好，但耶和華的膀臂絕不是短小的。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來自加拿大「表親」的信，向我談及一些家庭瑣事。我想來想去也不知這人究竟是誰。他在附筆說他隨信寄了「一篇有趣的聖經文章」給我閱讀。這原來是一本《守望台》，由於封面沒有印著守望台這個名字，檢查員便沒有把它沒收。
於是我和妻子立刻著手複印這些文章。我們在這方面得到當地的弟兄及瑪吉·庫珀姊妹的協助；瑪吉曾參與放映《創世影劇》的工作。我們很快就把120份副本分發到國內各地。不久，有越來越多我們根本不認識的朋友從加拿大、澳洲及美國定期把封面沒有表明是《守望台》的雜誌寄來。多虧他們孜孜不倦地向我們表現愛心，我們在大戰期間從沒有缺少一期雜誌。
我們不但雜誌無缺，甚至能夠舉行大會。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1941年的大會，社方在這個大會發行了《兒童》這本新書。看來檢查員認為一本關於兒童的書沒有什麼害處，因此新書得以順利通過檢查！另一方面，《和平——能夠持久嗎？》這本冊子卻無法從倫敦運進愛爾蘭，結果我們要自行印製。儘管限制重重，我們的屬靈供應卻並不缺乏。
克服反對
貝爾法斯特一位在療養院留醫的教士寄了《財富》這本書給英國的妻子，那所療養院是由一位耶和華見證人開辦的。他的妻子在回信中表示自己不會接受真理，更斷言見證人是個「不愛國的組織」。這封信引起了檢查員的注意，於是把信交給刑事偵察部調查。警方請我到營房問話，並要求我帶一本《財富》給他們。饒有趣味的是，他們把書還給我之後，我發現他們把書內所有論及羅馬天主教的部分一一劃下。我認為這件事頗耐人尋味，因為我知道當時警方特別留意愛爾蘭共和軍的活動。
警方向我詳細查問我們在大戰期間所嚴守的中立，因為他們覺得很難了解見證人的立場。然而，當局從來沒有採取行動制止我們的活動。有一次，我向警方申請舉行大會，他們堅持要派出兩名警察部專訪記者到場。我回答說，「我們無任歡迎！」於是兩名警員跟我們一起出席大會，他們坐了整個下午，一面聆聽，一面做筆記。大會結束後，他們說，「為什麼警方要派我們來呢？這個大會的節目其實非常好！」第二天，他們再來參加大會，並欣然接受了一份贈閱的冊子，稱為《和平——能夠持久嗎？》。餘下的大會節目也進行得很順利。
大戰結束後，當局放寬了旅遊限制。普賴斯·休斯從倫敦的伯特利來到貝爾法斯特。與他同行的還有後來被派往中國傳道的金海露。經過六年與倫敦分社辦事處失去直接聯絡之後，我們人人都從這些弟兄的演講獲得很大的鼓勵。不久之後，社方派了另一位忠心的先驅，哈羅德·迪爾頓，從英國來到貝爾法斯特，協助推廣這裡的王國工作。
返回英國
我們跟愛爾蘭的弟兄締結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很捨不得離開他們返回英國。可是社方派我和妻子返回曼徹斯特。其後，由於蘭開夏郡的紐敦尼威洛有更大的需要，我們遷到那裡去。我們的女兒洛伊絲在1953年出生，她在16歲時加入了先驅的行列，令我們大感欣慰。她後來跟另一位先驅戴維·帕金森結為夫婦。他們婚後像我和奧莉芙以往一樣，在北愛爾蘭從事全時服務。現在他們已攜同兒女遷回英國居住，跟我們一起在同一個會眾服務。
雖然環境再三改變，我卻從未考慮過要停止先驅工作，奧莉芙也一樣。我一向認為，我之得以緊守先驅崗位多年，奧莉芙實在功不可沒；要是沒有她始終如一的愛和支持，我就無法繼續全時服務了。雖然我們現在比以往較容易疲倦，但向人作見證仍然是一件樂事；尤其是每當我倆結伴主持聖經研究，就更令我們興奮。多年來，我們有榮幸協助大約一百人獻身受浸成為耶和華的敬拜者。這的確令我們深感欣慰！隨著這些人生兒育女，甚至第三四代都相繼成為見證人，這個數目很可能已增加了好幾倍。
至今我仍不時跟奧莉芙回味我們以往的寶貴特權及經歷。那段日子過得很快，但卻十分快樂！我深知沒有任何事比以先驅身分事奉耶和華上帝更好。今日我不論回顧以往，還是瞻望未來，耶利米的話都充滿意義：「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因此，我要仰望他。」——耶利米哀歌3:22-24。
［第26頁的圖片］
鮑勃與奧莉芙·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