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華從沒有捨棄我們

內斯奧·多里自述

姆布列施丹是阿爾巴尼亞南部山區毗鄰希臘的一個細小鄉村。1907年，我在這個小村莊裡出生。我五歲開始在一所希臘語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意大利軍隊入侵阿爾巴尼亞，我被迫停學。戰後我重返校園，不過這趟在阿爾巴尼亞語學校上學。

雖然我的父母不算是虔誠教徒，他們卻謹守阿爾巴尼亞東正教的傳統。我的舅公在姆布列施丹當牧師，因此我在教堂工作，對教會內部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我看出教會裡偽善充斥，儀式空洞無聊，為此大感不安。

我父母依從傳統，聘了年輕的阿希伊羅做我的妻子。阿希伊羅住在鄰近的格拉博瓦村。我們在1928年結婚，當時她18歲。

認識聖經真理

大概在這時候，一個表兄弟從美國回阿爾巴尼亞探親，我向他提及東正教的不妥。他對我說：「在美國我家附近，有一群人是沒有教會的，他們光研究聖經。」我覺得只研究聖經而不用加入教會這個做法倒是挺不錯，於是請他回國後寄些聖經書刊給我。

不久我就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了。約莫一年後，我收到一個包裹，是從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爾寄來的，裡面有一本阿爾巴尼亞語的《上帝的豎琴》和希臘語的《守望台》。我隨便翻翻這本書，發現內容談到真正的教會，頓時大失所望。我對自己說：『我不想知道任何同教會有關的事。』所以我沒有把書仔細讀一遍。

1929年，我入伍當兵，奉派到阿爾巴尼亞首府地拉那服役。我在那兒結識了斯塔西·穆奇。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埋頭閱讀希臘語聖經。我問他：「你有上教堂嗎？」他說：「沒有，我離開了教會，現在是個萬國聖經研究者。」斯塔西後來帶我和另一個兵士去參加星期日的聚會。我從聚會裡學到，原來真正的教會不是一座建築物，也不是一個宗教，而是由基督的受膏僕人所構成的群體。這時我才明白《上帝的豎琴》所提到的教會到底是什麼。

內斯奧·伊德里齊和斯皮羅·弗魯霍在美國認識真理之後，在1920年代中期返回阿爾巴尼亞向人宣揚真理。我開始參加聖經研究者在地拉那舉行的聚會，當時他們的人數寥寥可數。我很快就看出自己找著耶和華的組織。於是，我在1930年8月4日在聚會所附近的一條河裡受了浸。

我受浸之後回到姆布列施丹，打算以製鞋為生。不過更重要的是，我開始把自己所學到的聖經真理與人分享。我對別人說：「耶穌基督跟教堂裡的聖像完全不同，耶穌是活著的！」

不顧反對，繼續傳道

1925年，艾哈邁德·貝索古奪取了政權，並在1928年自立為索古王一世，直到1939年為止。索古統治期間，人權部長容許見證人繼續執行基督徒的工作。雖然這樣，我們仍然遇到若干困難。內政部長穆薩·尤卡跟羅馬教皇打成一片。尤卡下令只有三個宗教擁有合法地位——伊斯蘭教、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警察試圖沒收我們的書刊，禁止我們傳道，但他們始終無法令我們的工作停頓下來。

1930年代，我時常探訪培拉特（阿爾巴尼亞一個大城市），當地的傳道工作由米哈爾·斯韋克斯負責督導。我們周遊全國各地向人傳道。有一次，我奉派到斯庫台鎮傳道兩個星期，結果分發了許多書刊。1935年，我們一隊人租了一輛公共汽車到克爾曲拉鎮傳道。後來我們策劃發動一些規模更大的傳道旅行，走遍阿爾巴尼亞大小各鎮，包括佩爾梅特、萊斯科維、愛爾塞克、科爾察、波格拉德茨、愛爾巴桑。旅程的最後一站是地拉那，我們及時完成工作，剛巧來得及參加耶穌受難紀念。

社方提供的靈糧使我們得以在靈性上保持健壯，所以我們從不覺得自己孤立無援。從1930年至1939年，我定期收到希臘語的《守望台》。我立下目標每天閱讀聖經至少一小時。有60年的時間，我一直緊守這個習慣，直至我失去視力為止。我們最近才有整本阿爾巴尼亞語聖經，所以我很慶幸自己在年輕時學會了希臘語。在以往，阿爾巴尼亞的見證人如果想讀到全本聖經，就非要學會希臘語不可。

阿希伊羅在1938年受浸。到1939年，阿希伊羅已生了七個孩子，後來我們總共有十個兒女。可惜，在我們的頭七個孩子當中，有三個夭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艱苦歲月

1939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意大利法西斯的軍隊進攻阿爾巴尼亞。耶和華見證人的工作隨即受到禁止。雖然這樣，我們那群為數約50人的王國傳道員仍然繼續傳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有1萬5000本精裝書和冊子給充公和毀去。

亞尼·科米諾把書刊藏在家裡的一個大貯物室裡。意大利軍隊獲知我們的書刊是在美國印製的，就很不高興。他們說：「你們替美國做宣傳！美國是反對意大利的！」他們逮捕了兩名熱心的年輕弟兄，索邁和瓦西里·卡馬。後來意大利軍方獲悉書刊是科米諾給他們的，就連他也逮捕了。不久我被召到警察局接受盤問。

警察問我：「你認識這些人嗎？」

我說：「認識。」

「你同他們一起工作嗎？」

「不錯，」我答道，「我們是耶和華見證人。我們嚴守中立，絕不反對政府。」

「你有分發這些書刊嗎？」

我直言不諱。他們隨即給我扣上手銬。1940年7月6日，他們把我關進監裡。跟我一同下獄的有同村的五個弟兄——約瑟夫·卡西、柳卡恩·巴爾科、亞尼·科米諾、卡馬氏兩兄弟。我們在獄中遇到另外三個見證人，他們是戈里·納吉、尼科迪米·許蒂，以及萊昂尼達斯·波普。警方把我們九個人通通擠進一個1.8米乘3.7米的監房裡！

幾天後，警方用鐵鏈把我們鎖起來，解到佩爾梅特，三個月後把我們轉送到地拉那的監獄。我們還未受審，就被監禁了八個月。

最後，我們在軍事法庭受審。我和許蒂弟兄被判入獄27個月。科米諾弟兄被判監24個月。至於其餘的弟兄，法官判他們入獄10個月。我們被解到吉諾卡斯特監獄服刑。1943年，憑著戈萊·弗洛高弟兄的幫助，我們獲得釋放。重獲自由後，我攜同家人遷到佩爾梅特定居，在當地一群人數較小的會眾做長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鄰近各國均被捲入戰爭之中。儘管工作受到禁止，我們仍然盡力向人宣揚王國的好消息，以求完成自己的使命。（馬太福音24:14）1944年，總共有15位見證人被捕下獄。可是，在這段困難重重的日子，我們從沒有覺得耶和華捨棄了我們。

在中立問題上飽受考驗

雖然大戰在1945年結束，我們受到的阻撓卻有增無減。1946年，政府實施強制投票，要求全國人民在12月2日的選舉參與投票。不參與就被視為與國家為敵。會眾裡有很多人走來問我：「我們怎樣做才好呢？」

我回答說：「你要是信賴耶和華，就無需問我應該怎樣做。你已經知道耶和華的子民是中立的。他們不屬世界。」——約翰福音17:16。

選舉那天，政府代表來到我家裡。起初他們裝作若無其事，對我說：「大家坐下來喝杯咖啡談談吧。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我知道，今天是選舉日，」我回答說。

「快點動身吧！要不然就來不及投票了，」一位官員說。

「我不會去。我們只擁護耶和華，」我說。

「好吧，那就來投反對黨一票吧。」

我告訴他們，耶和華見證人是絕對中立的。後來見證人的立場逐漸為人熟知，我們所受的壓力也隨之大增。當局下令要我們停止所有聚會，於是我們開始暗中舉行聚會。

返回家鄉

1947年，我帶著家人遷返姆布列施丹。回到家鄉不久，在十二月一個寒風凜冽的下午，我被召到祕密警察的辦公室去。官員問我：「你知道我們為什麼召你來這裡？」

「看來是因為有人指控我。聖經早就說過世界會恨我們，所以我受人指控，一點也不覺得奇怪。」——約翰福音15:18,19。

他馬上打斷我的話，氣沖沖地說：「不要跟我談聖經，再說我就揍扁你。」

官員吩咐我在辦公室外面站著，然後就同手下離開了。屋外寒風刺骨。過了一會兒，他又叫我回到辦公室裡，命令我停止在家裡舉行聚會。他問道：「你那條村裡有多少人？」

「一百二十人，」我答道。

「他們信什麼宗教？」

「阿爾巴尼亞東正教。」

「那麼，你信什麼？」

「我是耶和華見證人。」

「一百二十人走同一條路，你偏偏走另一條？」於是他吩咐我到教堂點蠟燭。我告訴他，我絕不會這樣做，於是他就用木棍狠狠打我。最後他們終於放我走，不過已是凌晨一時左右了。

斷絕書刊供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們再次收到社方寄來的《守望台》。可是，後來雜誌又停了。一天，祕密警察在晚上十時召我到警局去，對我說：「我們收到一本希臘語雜誌，我們想你解釋一下雜誌說些什麼。」

我說：「我的希臘語不太好。我有個鄰居，他的希臘語說得比我好，或者他可以幫幫忙。」

「不，我們要你解釋給我們聽,」一位官員邊說邊取出一些希臘語《守望台》來。

「啊！原來是我的雜誌！」我嚷道。「我當然能夠解釋。這些雜誌來自紐約布洛克林。耶和華見證人的總部就設在那裡。我是個耶和華見證人。不過，看來他們弄錯了地址，雜誌應該寄給我而不是寄給你們呀。」

他們不肯把雜誌還給我。從那時開始，直到1991年，足足有超過40年的時間，我們從未收到過一本阿爾巴尼亞語的聖經書刊。在書刊斷絕供應的歲月裡，我們運用聖經繼續向人傳道。1949年，約莫有20個見證人被捕入獄，有些判罰五年徒刑。

困難日增

1950年代，政府下令所有人民必須隨身帶備證明自己支持軍方的證件。但是耶和華見證人拒絕持有這樣的證件。由於這緣故，我和科米諾弟兄再次被捕，在監裡呆了兩個月。

有一段時期，政府容許某些宗教存在，我們於是享有若干程度的自由。可是在1967年，政府全面禁制宗教，阿爾巴尼亞於是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主義國家。見證人設法繼續舉行聚會，但情勢變得越來越嚴峻。有些弟兄姊妹在上衣的襯裡縫上一個暗袋，把袖珍型的聖經放在裡面。然後我們會到田裡偷偷閱讀。

地拉那有些見證人因閱讀聖經遭警方逮捕，其中三人被解到偏遠的勞工營裡服刑五年。結果他們家人的生計大受打擊。至於我們，由於住在孤立的小村莊裡，政府認為威脅不大，所以沒有將我們放逐到外地。但我們還是為了保持中立的緣故，失去了領取食物的資格，所以生活過得相當苦。後來我們再有兩個兒女死去。雖然禍不單行，我們卻從未感覺耶和華捨棄了我們。

阿爾巴尼亞人心惶惶。人人都受到監視。祕密警察要是發現有人提出與執政黨不同的主張，就會向政府舉報。由於這緣故，我們在處理會眾的活動記錄方面要十分小心謹慎。我們只可以兩三個人聚集起來舉行聚會，在靈性上彼此鼓勵。儘管四面受敵，我們從沒有停止向人傳道。

祕密警察為了在弟兄間製造恐慌，就到處散播謠言，說地拉那有個位居要職的見證人是他們的間諜。這使有些弟兄對別人失去信心，以致我們的團結也受到若干影響。由於當時我們沒有任何新的聖經刊物，也沒法跟上帝的顯形組織取得接觸，結果有少數同工跌倒了。

除此之外，當局更散播謠言，說斯皮羅·弗魯霍弟兄已自殺身亡了。（弗魯霍是亞爾巴尼亞一位極受尊敬的基督徒長老。）他們說：「你們看看，連弗魯霍也放棄了。」後來我們才獲悉，弗魯霍弟兄其實是被他們害死的。

1975年，我和阿希伊羅在地拉那我們的兒子家裡住了幾個月。選舉期間，當地官員向我們施加壓力，說：「你們如果不去投票，你們兒子的職位就難保了。」

我說：「我兒子做這份工作已有25年，你們早有他全家的詳細個人記錄。我不投票有40多年了。人事記錄通常都有這些資料。如果你們的記錄沒有這些資料，那就有點不妥了；如果你們的記錄存有這些資料，那麼你們就是對黨不忠，因為這麼多年來，你們一直讓他在這裡工作。」他們聽過後表示，只要我們返回姆布列施丹，他們就不會追究這件事。

戲劇性的轉變

我們在1983年離開姆布列施丹，遷到拉塞城去。兩年後，1985年，獨裁者去世了。他自1946年全民投票以來就一直充當國家的元首。他死後不久，人民把地拉那大廣場上的元首塑像和斯大林塑像都一併拆除。

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禁制之下從事傳道工作，期間有不少見證人受到當局粗暴的對待，有些甚至丟了性命。有一次，一個男子在街上對見證人說：「共產黨統治的時候，我們人人都捨棄上帝，只有耶和華見證人歷盡艱辛、試煉，仍然對上帝忠心耿耿。」

我們所受的限制逐漸減少。1991年6月，社方收到九位傳道員的報告。到1992年6月，即政府撤銷禁止見證人傳道的命令之後一個月，有56人參與傳道工作。同年出席耶穌受難紀念的人數有325人，這個數字令我們雀躍不已。傳道員的數字繼續增加，到現在已超過600人。1995年4月14日，這裡一共有3491人出席受難紀念聚會！近年來有不少年輕人加入我們的大家庭，使我們更樂上加樂。

這些年來，阿希伊羅一直在我身邊，忠貞不二地事奉耶和華。無論在我下獄的日子，還是周遊傳道的時候，她都一心一意為我照顧孩子，默默工作，毫無怨言。1993年，我們一個兒子和他的妻子受浸成為見證人，為我們兩老多添一份歡樂。

惟獨支持上帝的王國

我很高興見到耶和華的組織在阿爾巴尼亞這麼團結，在靈性上欣欣向榮。我的感覺就像古代耶路撒冷年老的西緬一樣；他有榮幸在死前見到應許的彌賽亞。（路加福音2:30,31）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喜歡哪一種政權，我就會說：「我所喜歡的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究竟屬於人民還是屬於政府，都不重要。當然，政府會建築道路、為偏僻村落提供電力、維持社會秩序，可是只有耶和華的政府，他的屬天王國，才能夠解決阿爾巴尼亞當前的問題，也能解決世界的種種難題。」

上帝的僕人正在普世各地宣揚上帝的王國；這並不是人的工作，而是上帝的工作。我們是他的僕人。雖然我們在阿爾巴尼亞熬過不少艱辛的日子，也曾跟上帝的顯形組織失去聯絡，耶和華卻從沒有捨棄我們。他的靈一直與我們同在，指引我們的腳步。這是我一生所體驗的確鑿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