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力做個「無愧的工人」
安德烈·索珀自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人類陷入一場又一場的瘋狂屠殺，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絕望。當時我在德國海軍裡服役，駐守在挪威納爾維克附近，任軍隊通信員，曾目睹不少慘無人道的血腥場面。晚上，我時常在峽灣的防空洞內凝望迷人的北極光，思量人生的意義。我的結論是，既然上帝把萬物創造得這麼美好，就斷不會用戰爭折磨人類、塗炭生靈。
1923年，我在拉索特出生。拉索特是個小村莊，鄰近捷克邊界，現今位於波蘭境內。我們一家以務農為生，家境清貧。由於父母是天主教徒，我們的生活深受宗教影響。可是，我很早就對宗教產生懷疑。村裡有三個信奉基督新教的家庭被天主教居民排斥。我百思不解，不明白為什麼天主教徒要仇視基督新教徒。一天，我在學校上要理問答課。我請教士講解一下三位一體的道理，卻被他用棒子打了十下。不過，最令我對教會失望的，是我17歲時發生的一件事。那年，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兩個月內相繼去世。喪禮在教會舉行。媽媽一時不夠錢支付兩個葬禮的費用，請求教士通融，遲些才付款。教士說：「你父母不是有些遺物嗎？賣掉這些東西就有錢付殮葬費了。」
幾年後（1933年），希特勒接管波蘭，下令人人都要說德語，不准再說波蘭語。不聽命或拒絕學德語的人逐漸無故失蹤。後來有人告訴我，原來這些人給送進集中營裡去了。我們的村子也改了個德國名字，叫做格倫夫利斯。我14歲退學，由於沒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很難找工作，幾經波折才找到份小差事，做鐵匠學徒。後來大戰爆發，教會不斷為希特勒和德軍祈禱。我暗自在想，敵軍豈不會同樣禱告祈求勝利嗎？
加入德國海軍
1941年12月，我加入德國海軍服役。1942年年初，我被派往挪威沿岸的巡邏艦上工作。我們的職責是護送運載軍隊、軍用物資或貨物的船隻，從特隆赫姆安全抵達奧斯陸。有一次，我聽到兩名船員談論聖經裡有關世界末日的預言。兩人悄悄告訴我，他們的父母是耶和華見證人，但他們沒有仿效父母的榜樣，過敬虔的生活。這是我頭一次聽見耶和華見證人這個名字。
大戰結束，我們被英軍拘禁起來，先送往美國，然後遣返德國。戰後凡是家園在蘇聯佔領區內的德國戰俘，通通被送去法國北部的列萬戰俘集中營做礦工。1945年8月，我問一個看守我們的法國士兵他信什麼宗教。他回答說：「天主教。」我也是天主教徒，於是我問他，我們為什麼要彼此對立？他說：「你無需知道原因，現實就是這樣。」在我看來，兩個隸屬同一宗教的人竟然自相殘殺，實在是荒謬之極。
在礦場裡找到啟迪之光
我在煤礦場工作的第一日，遇到附近一個礦場的工人埃文斯·埃米奧，他慷慨地把自己那份三明治分給我吃。埃文斯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移居法國多年。他告訴我將來會有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雖然他是美國人，我是德國人，他卻對我全無敵意，反而仁慈有禮，教我對他另眼相看。不過，那次以後，我一直再沒有遇到他了。1948年年初，我們再次相遇，他送了一本名叫《「和平之君」》的冊子給我。我從冊子看出上帝是良善的，他恨惡戰爭；這正是我以前眺望北極光時的想法。於是，我決心要找出傳講這些真理的宗教。可是，由於埃文斯在另一個礦場工作，我無法跟他聯絡上。我到過集中營內各個教會打聽，也找不到出版這本冊子的宗教團體。
1948年4月，我從集中營獲釋，回復自由身。接著那個星期日，我忽然聽到街上響起鈴聲。然後我看見埃文斯，我高興極了！當時他正跟一群耶和華見證人披著三明治式標語牌，宣傳一個公眾演講的題目。搖鈴的人是馬爾索·勒魯瓦，現在是法國分社委員會的成員。埃文斯介紹我認識約瑟夫·庫爾恰克，他是個說德語的波蘭人。約瑟夫曾在集中營裡因緊守信仰而歷盡艱辛。他邀請我當晚參加他們的聚會。我不大明白聚會裡的資料。後來，人人都舉起手來，我問身旁的人他們做什麼。他回答說：「我們打算下星期去敦刻爾克市傳道，他們舉手表示可以同去。」我問：「我也可以去嗎？」他說：「當然可以。」於是我在接著的星期日跟他們一起逐戶傳道。雖然我們遇到的人，不是人人都很和氣，我卻很喜歡這件工作，不久就經常參與傳道工作了。
學習控制脾氣
不久之後，見證人開始到貧民區向已獲釋的德國戰俘傳道。那裡人人都知道我脾氣暴躁，所以對我來說，向人傳道特別困難。要是有人嘲笑我傳道，我就警告他：「你最好不要惹我，不然就有苦頭給你吃。」一次，我在礦場工作，有人拿耶和華來開玩笑，我禁不住動手打他一拳。
幸好憑著耶和華的幫助，我漸漸學會控制脾氣。一天，我們在貧民區傳道，有一夥人喝醉了，要找見證人的麻煩。我身旁的弟兄知道我急躁易怒，連忙提醒我不要插手干預。可是，說時遲那時快，其中一人已氣沖沖地走到我跟前，脫去外衣，想跟我打架。我馬上跳下腳踏車，把車交給他托住，然後雙手放進口袋裡。那人沒想到我有此一著，不知怎樣是好，只好聽聽我要說些什麼。我鼓勵他回家睡個覺，然後來聽公眾演講。下午3時，那人果然出現！最後，大約有20個戰俘接受了好消息，而我自己就在1948年9月受浸成為見證人。
生活忙碌，卻心滿意足
社方派我在指派的地區一面傳道，一面物色舉行公眾演講的地點。由於這個緣故，有時我得從傳道地區騎小型摩托車走大約50公里，才回到礦場當夜班。週末，我們乘公共汽車去傳道地區，沿途派兩至四個傳道員跟講者下車探訪附近的人家。在較大的城鎮，我們一找到合適的地方舉行公眾演講，就把一個個手提箱疊起，充當講台。我們又時常披著三明治牌，宣傳公眾演講的題目，邀請人來聽演講。
1951年，我遇到珍妮特·肖富爾，一位來自蘭斯的見證人。我們可說是一見鍾情。一年後，我們在1952年5月17日結為夫婦，婚後遷到礦業蓬勃的佩克昂孔爾特鎮（法國杜埃附近）。可是，我的健康不久就出現問題；經醫生診斷，證實我患了石末沉著病（又稱矽肺）。這是一種呼吸系統疾病，是由於在礦場工作引起的。雖然我很想轉行，卻無法在其他行業找到差事。1955年，我們去德國紐倫堡參加國際大會，位於萊茵河畔的工業小鎮凱爾有一群人數不多的會眾，那裡的弟兄邀請我們前去協助他們。就這樣，我們遷到凱爾去。那時候，當地只有45個傳道員；我們在這個會眾服務了七年，傳道員增至95人。
享有更多服務特權
凱爾會眾的靈性日見穩固，於是我們向社方申請在法國做特別先驅。出乎意料之外，社方竟然派我們到巴黎。我們在巴黎服務了八個月，過著十分愜意的先驅生活。我和珍妮特總共主持了42個聖經研究。其中5個在我們逗留巴黎期間受了浸，另外11個在我們離開後受浸成為見證人。
我們住在巴黎的拉丁區（學者薈萃之處），經常遇到來自巴黎大學的教授。有一個退了休的哲學教授曾替人施行信仰治療，我們跟他研讀聖經，後來他受浸成為見證人。有一天，我跟一個土木工程師討論聖經，他和耶穌會的導師常有接觸。他在下午3時來到我家，一直討論至晚上10時才離去。最令我們意外的是，個半小時後他又來找我們。原來，他剛剛跟一個耶穌會的教士討論過，對方無法回答他就聖經預言提出的問題。那天，他在凌晨1時才離開，第二天早上7時又再來訪。這位工程師後來成為耶和華見證人。我和珍妮特遇到這麼渴求真理的人，令我們大受鼓勵。
我們在巴黎服務了一段時期之後，社方派我們到法國東部從事周遊探訪的工作。我們奉派探訪區內的法語和德語會眾，強化他們的靈性。這是一段很快樂的日子。我們探訪洛雷恩的龍巴斯會眾期間，遇到斯坦尼斯拉斯·安布羅斯茲恰克。他是個波蘭人，戰時在盟軍的潛艇上從事軍事職務，曾跟挪威海域的戰艦交戰。換句話說，我們曾在敵對的雙方，在同一水域上作戰。現在我們卻成為弟兄，團結一致地事奉耶和華。另一次，我們在巴黎參加大會，我突然看見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那人是法國北部戰俘集中營的司令官，我被囚時遇過他。我們多麼高興能夠在大會重逢和一起工作！上帝的話語的確有力量化干戈為玉帛！
可惜我的健康越來越差，我做了周遊監督14年後，終於不得不停止探訪工作，但我和妻子決心繼續盡力為耶和華服務。我們遷往法國東部的米盧斯鎮，在當地從事先驅工作（全時傳道員）。
後來，我有分參與興建王國聚會所的工程，嘗到另一種喜樂。1985年，社方派我組織一隊志願建築工人，在法國東部展開建築工程。這隊志願人員興建或翻新了80多個大會堂和王國聚會所，作為崇拜耶和華的處所。他們當中有些是熟練工人，有些是受訓的志願工人。1993年，我更有榮幸到南美洲的法屬圭亞那，興建一幢大會堂和五個王國聚會所！
不顧困難勇往直前
毫無疑問，我在過去的50年充滿神治活動，享有無數服務特權，日子過得很快樂。珍妮特在1995年12月去世。我們一起生活了43年了。她突然離我而去，叫我悲痛不已。直至現在，我仍然一提起這事就感到心酸。在最難熬的日子，多虧耶和華賜我力量，屬靈弟兄姊妹不斷的關懷、扶持，我才漸覺寬慰。
至今我仍然清楚記得1963年一位受膏弟兄，在德國慕尼黑大會上所說的話。他說：「安德烈，不要左顧右盼。以往弟兄在集中營裡經歷考驗，現在我們要再接再厲。千萬不要自憐自艾，要勇往直前！」我把這番話緊記在心。由於健康不良、年老力衰，我已不能像以往做那麼多了，但我常常從希伯來書6:10尋得安慰：「上帝並非不義，總不會忘記你們的作為和你們為他的名所顯的愛心」。不錯，為耶和華服務是無上的光榮。在過去50年來，我一直盡力做個「無愧的工人」，今天這仍然是我的目標。——提摩太後書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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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挪威峽灣時，曾在這種船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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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北部騎腳踏車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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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提箱疊起給公眾演講的講者作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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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妻子珍妮特攝於1952年結婚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