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緊守諾言，終生事奉上帝

弗朗茨·古德利基埃斯自述

我們本來有百多名隊員，現在除了我們四個士兵之外，其餘的都陣亡了。在危急關頭，我跪下來向上帝許下諾言，說：「只要我能夠大難不死，我答應永遠事奉你。」

這是我在五十四年前許下的承諾。當時是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尾聲，蘇軍傾盡全力進攻柏林。我們駐守在奧德河畔的塞洛鎮附近，距離柏林不及65公里。敵軍動用重型大炮，不分晝夜地炮轟我們。連番激戰之後，我們一隊人幾乎全軍覆沒。

我嗚咽著向上帝求助。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上帝禱告。我記起虔誠的媽媽常掛在口邊的經文：「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詩篇50:15）在大敵當前、槍林彈雨之下，我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於是正如上文所述，我向上帝許下諾言。可是，我怎能夠履行我的承諾呢？究竟我是怎樣加入德軍、踏上戰場的呢？

在立陶宛長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8年），立陶宛宣布獨立，由民主政府執政。1925年，我在波羅的海附近的梅梅爾（現今的克萊佩達）出生。該區在我出生前一年被納入立陶宛的領土。

我有四個姐姐、一個妹妹，童年過得十分快樂。爸爸跟我們情同密友，常常和我們一起做事。爸媽都是福音派教會的成員，但他們從不參加教會的禮拜，因為媽媽覺得教會裡的教士偽善勢利。不過，媽媽仍然深愛上帝，經常研讀聖經。

1939年，德國奪得立陶宛部分地區，我家一帶開始受德國管治。1943年初，我被召加入德軍。後來，我在一場戰役中受傷，傷愈後給調回打東線戰事。就在這時候，戰況急轉直下，蘇軍連連勝利，德軍卻節節敗退。結果正如文章起頭所說，我險些兒戰死沙場。

堅守承諾

大戰期間，雙親遷到德國境內，在萊比錫東南面的奧沙茨住下來。由於戰後局勢混亂，我一時間無法找到父母的下落。幸好後來我們終於一家團聚！不久之後，1947年4月，我跟媽媽一起參加耶和華見證人的聚會，聆聽麥克斯·舒伯發表的公眾演講。媽媽聽過演講後，相信自己已尋得純真的宗教，而我參加過幾次聚會之後，也同意這是真理。

過了不久，媽媽從梯子墮下重傷，幾個月後不幸傷重去世。在媽媽死前，有一次我到醫院探望她。她柔聲地鼓勵我說：「我時常禱告求上帝幫助我至少有一個孩子認識真理。我知道上帝已應允我的禱告。現在我可以安心離去了。」將來媽媽從死裡復活的時候，她準會發覺自己的禱告已實現了。我熱切期待這一天來到。——約翰福音5:28。

1947年8月8日，也就是聽過舒伯弟兄的演講之後四個月，我在萊比錫的大會接受了水浸禮，表明自己獻身事奉耶和華，藉此實現我向上帝所作的承諾。我受浸後不久成為先驅（耶和華見證人的全時傳道員）。那時候，大約有四百個先驅住在後來稱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境內。

早期的信心考驗

在奧沙茨，一個鄰居設法拉攏我支持馬克思主義。他替我取得州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條件是加入德國社會團結黨（以下簡稱SED）。我拒絕了他的建議，正如耶穌也曾拒絕撒但的引誘一樣。——馬太福音4:8-10。

1949年4月，一天，兩名警察來到我工作的地方把我帶走。他們把我解往蘇聯情報局在當地的辦事處，指控我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效力。他們說除非我一面做傳道工作，一面為他們通風報信，把抨擊蘇聯或SED的人和參加聚會的人通通揭發出來，才可以證明自己是清白的。我不肯跟他們合作，於是他們把我鎖在牢房裡。後來，我被帶到軍事法庭受審，被判到西伯利亞坐苦工監15年！

我聽見判決之後保持鎮靜，令官員頗感意外。他們對我說，我的刑罰可以緩期執行，但必須每星期向警方報到一次，直至我願意跟他們合作為止。我想聽聽其他成熟見證人的意見，於是前往馬格德堡守望台分社辦事處查詢。一路上我受到嚴密監視，好不容易才到達馬格德堡分社。分社法律部的厄恩斯特·維亞弟兄對我說：「抵抗才會勝利，妥協就會失敗。這是我在集中營裡學到的教訓。」a這番話幫助我緊守諾言，繼續事奉上帝。

受禁與被捕

1950年7月，社方委任我做周遊監督。可是，8月30日，警察突擊搜查社方在馬格德堡的物業，隨即禁止我們公開傳道。之後，我接獲一個新任務，社方派我和保羅·希施貝格爾探訪大約五十群會眾。我們在每群會眾逗留兩三天，協助當地的弟兄組織起來，在禁制下繼續執行服事職務。在隨後幾個月，我六次逃過警方的追捕！

後來，一群會眾裡有個內奸把我們的行蹤告知國家安全局。1951年7月，我和保羅在街上被五個持槍男子拘捕。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時並沒有全心順服耶和華的組織，因為有些年長弟兄早已叮囑我們不要結伴同行。我們卻過度自信，結果失去了自由！我們還犯了另一個錯誤，那就是沒有預先商量被捕時該說些什麼話。

我獨個兒坐在牢房裡，流淚懇求耶和華幫助我不要出賣弟兄，也不要背棄信仰。後來我睡著了，突然保羅的聲音把我吵醒，原來保羅正在樓上的房間受國家安全局盤問。那晚天氣悶熱潮濕，他們打開了陽台的門，我隱隱約約聽見他們的對話。不久官員來盤問我，我提出的答案跟保羅的一模一樣，他們都大感驚訝。盤問期間，我不住想起媽媽最喜愛的經文：「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這節經文給我很大鼓勵。——詩篇50:15。

經過一輪盤問之後，他們把我和保羅扣押在國家安全局的拘留所等候審訊。我們總共在拘留所關了五個月，起初在哈雷，後來在馬格德堡。我有時從馬格德堡的拘留所遙望已關閉的分社辦事處。我真渴望自己身在分社而不是呆在拘留所裡！我們在1952年2月受審，被判「入獄10年，並剝奪公民權20年」。

在獄中緊守信仰

凡是要服刑十年以上的耶和華見證人，囚衣上都有個特別的標誌作為識別——褲腳上和外衣的袖子上縫了一條紅帶。此外，也有一塊紅色小卡紙貼在牢房外的門上，目的是提醒警衛，我們是危險的罪犯。

當局認為我們是最頑劣的囚犯。我們不准擁有聖經，因為正如一個獄吏說：「耶和華見證人手上有聖經，就等同罪犯手裡有一支手槍。」為了搜集聖經的片段，我們閱讀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的作品。托爾斯泰很喜歡引用聖經，我們每逢找著經文，就用心記著。

我在1951年跟埃爾莎·里默爾訂了婚，那時我還未被捕。埃爾莎經常來監獄探望我，而且每月寄來一個包裹。包裹內常常暗中藏有靈糧。一次，她在香腸裡塞了幾篇《守望台》文章。通常獄吏會切開香腸檢查一番，看看裡面藏了東西沒有。但這次他們沒有檢查香腸，因為包裹剛巧在下班前一陣子到達，獄吏懶得去查看。

囚室裡除了我和卡爾·海因茨·克萊伯之外，還有另外三個非見證人。那麼，我們怎樣閱讀《守望台》，才不致給人發現呢？為了掩人耳目，我們把《守望台》文章夾在另一本書裡閱讀，乍看起來就像在看另一本書。我們也在獄中祕密傳閱這些寶貴的靈糧。

我們把握機會在監獄裡傳講上帝的王國。我很高興見到其中一個囚犯後來成為上帝的敬拜者。——馬太福音24:14。

重返全時服務的崗位

過了大約六年的鐵窗生涯之後，我終於在1957年4月1日獲釋。出獄後不及兩星期，我跟埃爾莎共諧連理。國家安全局一知道我重獲自由，就千方百計要把我送回監獄去。為了避免危險，我和埃爾莎決定越過邊界，逃到西柏林去。

我們抵達西柏林之後，分社詢問我們有什麼計劃。我們說打算其中一人做先驅，另一個從事世俗工作。

不料分社問我們：「你們喜歡兩人一起 做先驅嗎？」

「要是真的可能，我們願意馬上就開始。」

就這樣，我們在1958年成為特別先驅，社方每月給我們小量的生活費。目睹聖經學生在生活上作出重大改變，最後成為耶和華的敬拜者，實在叫我們心花怒放！隨後十年的特別先驅服務使我們學會夫唱婦隨、緊密合作。埃爾莎常伴我左右，甚至我修理汽車，她也在我身旁。我們也一起看書，一起研讀，一起禱告。

1969年，社方派我們從事周遊探訪的工作，每週探訪不同的會眾，鼓勵會眾的成員。約瑟夫·巴爾特弟兄在周遊探訪的工作上經驗豐富，以下是他給我的忠告：「如果你想探訪發揮最大功效，就千萬不要以周遊監督自居。」我嘗試把勸告付諸實行。結果，我和信徒同工能夠保持融洽親密的關係，他們也樂於接受我提出的勸告。

1972年，埃爾莎證實患了癌症，需要接受手術。後來她又患上風濕病，飽受頑疾折磨，但她仍然週復一週陪伴我探訪會眾，跟其他姊妹一起從事外勤服務。

作出調整

1984年，埃爾莎的父母需要有人長期照顧，我們不得不離開原有的崗位，回去照顧兩位老人家，直至他們在四年後去世為止。（提摩太前書5:8）埃爾莎在1989年一度病重，幸好後來她康復過來。自此以後，所有家務都由我一手包辦。到現在我仍然學習怎樣照顧長期飽受痛楚煎熬的病人。這段日子我們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受到很大壓力，但我們對屬靈事物的喜愛卻始終如一。

目前我們仍是先驅，這當然值得高興。可是，我們體會到，最重要的不是以什麼身份為上帝服務，也不是能夠做多少，而是繼續對上帝保持忠貞。我們渴望永永遠遠事奉耶和華上帝，而不是短短幾年。人生的種種經歷往往可以訓練我們為未來作妥準備。不管環境多麼艱辛，耶和華都賜我們力量去繼續讚美他。——腓立比書4:13。

［腳注］

［第23頁的圖片］

我被囚在馬格德堡的獄中

［鳴謝］

Gedenkstätte Moritzplatz Magdeburg für die Opfer politischer Gewalt; Foto: Fredi Fröschki, Magdeburg

［第23頁的圖片］

攝於1957年我們結婚的日子

［第23頁的圖片］

跟埃爾莎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