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權統治下過了五十年
連比特·托姆口述
1951年，我被判到西伯利亞的勞動營去服刑十年。我們一行多人，給押送到北極圈以上，離家遙遙數千公里以外的勞動營去。那兒氣候嚴寒，生活環境惡劣，工作教人不勝負荷，箇中苦況實在不足為外人道。容我先解釋一下事情的始末，以及我們所吃的苦為何絕非徒然。
1924年3月10日，我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愛沙尼亞出生。雖然家父在當地被視為知識分子，他後半生卻在愛沙尼亞中部的耶爾瓦瑪一帶經營家庭農場。我們一家是路德會信徒，家裡有九個孩子，不過其中三個在年幼時夭折了。我是家中幺子。我13歲那年，父親就去世了。
父親去世後一年，我小學畢業。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哥哥埃里希被召服兵役，而我也只好輟學。1940年，愛沙尼亞給蘇聯吞併。隨後一年，德軍又攻佔了愛沙尼亞。埃里希給關在監牢裡，可是在1941年8月，卻獲釋回到愛沙尼亞來。1942年，我得以在一所農業學校裡繼續升學。
1943年，我趁著學校放聖誕節假回家探望家人。姐姐莉伊達告訴我，家庭醫生阿圖爾·因杜斯曾向她提及聖經，又把若干由守望台聖經書社出版的小冊子送給她看。我把冊子讀過之後，就匆匆找著因杜斯醫生，請求他跟我研讀聖經。
面臨抉擇
與此同時，德國跟蘇聯的戰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到了1944年2月，蘇軍已逼近愛沙尼亞邊境。哥哥埃里希被德軍徵召入伍，而我則受到正式通知，不久也得服役。我深知上帝的律法禁止人殺害同胞。於是，因杜斯醫生答應找個地方給我藏起來，直至戰事結束為止。
有一天，地區民兵組織的頭子偕同警官來到我家的農場。他們說我涉嫌意圖逃避服役，因此接獲命令要把我緝拿歸案。這時候，我知道我要不趕快離家遠去，他們就會把我送到德國集中營去了。
我在一個耶和華見證人經營的農場裡躲起來。其間，我盡可能研讀聖經和守望台聖經書社出版的書刊，以求強化自己的信心。一天晚上，我偷偷溜回家去，打算拿點食物充饑。不料，埃里希正巧帶了幾個德國士兵回家，好住上幾天，順便休息一下。那天晚上，我悄悄地跟埃里希在打穀場上談了一會兒。那次之後，我就再沒有見過他了。
險象環生
同一個晚上，我回到藏身的農場後不久，農場就給地方警察和民兵突擊搜查了。原來有人向警方舉報，說有人正匿藏在農場裡。我溜進地板下的爬行空隙後，頭上旋即響起裝了加固木靴子的聲音。警官一面用來福槍威嚇著農場的主人，一面高聲嚷道：「你的房子藏著一個人！我們要怎樣做，才能鑽進地面下的爬行空隙去？」他們拿著手電筒不停搜索，手電筒發出的光清楚可見。我只好把身子再縮緊一點，然後躺著不動，默然等候。為了確保安全，在警察離去之後，我在爬行空隙又呆了好一會兒才敢出來。
在黎明時分，我離開了農場，為沒有給抓住而感激耶和華。基督徒弟兄立時幫我找了另一個藏身之所；我之後就一直躲在那兒，直至德國結束佔領愛沙尼亞為止。後來，有人告訴我，打算拘捕我的警官和民兵頭子都死了，顯然是蘇聯游擊隊所為。1944年6月19日，我接受水浸禮，象徵我已經獻身給上帝，而姐姐莉伊達也成為耶和華見證人。
1944年6月，蘇聯再度佔領愛沙尼亞。幾個月之後，我得以重返家園，幫忙打點農務。可是，在同年11月，也就是回家後不久，我卻接獲命令要向蘇軍報到。我大無畏地向徵兵委員會的人作見證。徵兵委員會的人對我說，蘇聯政府對我的宗教信仰不感興趣，而且不管怎樣，每個人都得當兵。不過，至戰事結束為止，我一直得保自由，同時能夠盡力為見證人同工供應聖經書刊。
戰後活動
1945年5月，戰爭終於結束。因良心緣故而拒絕參與戰爭的人獲得特赦，於是我又重返校園，繼續學業。1946年初，由於蘇聯政府以一切集體化取代私營化制度，我看出在愛沙尼亞經營農場，實在沒有前途可言。於是，我決定輟學，開始全力參與宣揚王國的工作。
在蘇聯的統治下，我們不再可以像從前一樣，公開地從事傳道工作了。事實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愛沙尼亞的見證人就已經跟守望台社失去聯繫。因此，我利用一部古老的蠟紙油印機，協助弟兄把保存下來的書刊加以複製。此外，我們也盡可能舉行基督徒聚會。
1948年8月，蘇聯國家安全部（後來改稱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安會）向耶和華見證人發動迫害。五個在傳道工作上帶頭的弟兄迅速被捕下獄。我們不久就看出，國安會根本沒打算放過任何見證人。於是，我跟另外三個弟兄組成一個委員會，繼續組織傳道工作、鼓勵基督徒弟兄和協助繫身囹圄的同工。由於我仍享有相當自由可以四處走動，我也負責跟其他見證人同工保持聯繫。
1948年9月22日，愛沙尼亞的見證人向派駐國內的蘇聯官員發出一份正式的抗議書。抗議書陳述見證人的組織和工作宗旨，同時要求政府當局釋放被囚的信徒同工。當局有什麼反應？他們變本加厲，對見證人加緊追捕。1948年12月16日，我們向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法院送交另一份的抗議宣言，要求當局撤銷對弟兄的控罪和釋放他們。時至今日，你仍可以在塔林市的檔案館裡，找著這份抗議書和其他請願書的副本。
由於我們得不著合法的旅遊證件，要四處走動其實相當危險。即使這樣，憑著一輛購自蘇聯軍官的摩托車和附在車旁的邊車，我們得以探訪在阿拉韋特村、奧泰佩、塔林、塔爾圖和沃魯鎮的基督徒會眾。這部摩托車外置四汽缸發動機，馬力強勁，我們把它暱稱為戰車。
向斯大林致抗議書
1949年6月1日，我們向愛沙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最高機關，和蘇聯最高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祕書尼古拉·什維爾尼克，致另一封請願書。後來，我們從塔林的檔案館取回這份文件的副本。文件上有尼古拉·什維爾尼克的印章，顯示他確曾收到這封信，還把信的副本呈交蘇聯主席斯大林。請願書的最後部分摘錄如下：
「我們要求政府釋放被囚的耶和華見證人，並且終止迫害他們。此外，政府該批准耶和華上帝所任用的守望台聖經書社，自由地向蘇聯境內所有居民傳講上帝王國的好消息……。
「我們謹以耶和華上帝、他屬天王國的君王耶穌基督，以及所有被囚的信徒同工的名義，提出以上要求。
「簽署：愛沙尼亞的耶和華見證人（1949年6月1日）。」
迫害變本加厲
1950年初，我們從一個自德國旅遊歸來的人獲得三期《守望台》雜誌。為了使所有基督徒弟兄都能夠從這些靈糧得益，我們決定於1950年7月24日，在奧泰佩村附近一個聖經學生存放乾草的倉庫召開大會。可是，國安會不知從哪裡獲悉這個計劃，更準備把我們一網打盡。
當天，兩輛滿載士兵的貨車駐守在帕盧佩拉鎮的火車站，打算在弟兄下車時立即拘捕他們。在奧泰佩跟帕盧佩拉交界的路上，即距離舉行大會的地點不遠的地方，也有個配備無線電發報機的士兵在守候著。由於有些我們預期早到的弟兄沒有依時抵達，我們猜想計劃也許是給國安會發現了。
於是，我跟見證人同工埃拉·基卡斯立時跳上摩托車，風馳電掣地趕到帕盧佩拉以前的第二個火車站去。我們抵達火車站時，列車剛好到站，於是埃拉和我即時登上頭尾車廂，以相反方向走遍整列火車，高聲叫所有人下車。弟兄都下了車之後，我們就作出安排，把大會推遲一天，改在另一個穀場舉行。因此，國安會預期可以大規模捉拿見證人的行動終告失敗。
不過，在大會後兩個月，政府當局對見證人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捕行動。1950年9月22日，負責督導愛沙尼亞傳道工作的委員會的三個弟兄和我，都一一被當局召見、盤問。結果，我們在塔林市帕加里街的國安會監獄裡坐了八個月牢。後來，我們給轉送到卡爾達街又名電池的普通監獄，給囚在那裡三個月。在國安會監獄時，我們是囚在地下室裡的。要是把兩所監獄相比，這所位於波羅的海的監獄倒像個度假勝地呢。
西伯利亞的艱苦歲月
不久，哈利·恩尼卡、亞歷山大·黑爾姆、阿爾貝特·科塞、萊昂哈德·克里比和我，給判到西伯利亞的諾里爾斯克附近的勞動營服刑，刑期長達十年。諾里爾斯克位於西伯利亞北部，而勞動營比諾里爾斯克還要遠。在那個地方，夏季時太陽有整整兩個月時間都維持在地平線以上。冬季則剛剛相反，人們有兩個月都看不見一絲陽光。
1951年8月，我們在塔林乘坐火車，展開前往諾里爾斯克勞動營的漫長旅程。火車載著我們，走了約莫6000公里，沿途經過普斯科夫、聖彼得堡（前列寧格勒）、彼爾姆、葉卡捷琳堡（前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亞，以及在葉尼塞河河畔的克拉斯洛亞爾斯克。同年10月初，我們在克拉斯洛亞爾斯克登上一艘平底駁船，然後給向北拖行了逾1600公里。兩星期後，我們抵達遠在北極圈以上的杜金卡鎮。我們從那兒轉乘火車，又走了120公里的路，才來到諾里爾斯克。下車之後，我們在漫天風雪下走完全程最後的15公里，終於抵達鎮外的勞動營。
早在乘坐駁船時，我的禦寒衣物已經給人偷光了，因此身上僅餘的衣物，就只有一件夏季穿的外套、鴨舌帽和涼鞋。我們從塔林起行，多週以來舟車勞頓，又常常食不果腹，身體早已變得虛弱不堪。結果，有些囚犯終於不支暈倒。於是，我們也就協助照料他們，直至人們把馬兒帶來，才把他們放在由馬兒拖行的雪橇上。
一抵達勞動營，我們就向有關方面報到。洗過澡後，我們接獲配給的糧食。營房十分溫暖，我不久就沉睡了。可是，由於耳朵發炎，我半夜痛得醒了過來。第二天清早，我看了醫生，也得以豁免不用工作。可是，我也因而觸怒了勞動營的官員，給他們打了一頓。他們說我「破壞了勞動營的規矩」，把我單獨監禁了一個月。幸好，我可以繼續到診療所求醫，使我在單獨監禁期間得以康復過來。
在勞動營度過的第一個冬天最是難受。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露天的鎳礦場工作。工作辛苦之餘，獲配給的食物卻又少又糟。不少勞工犯陸續患上壞血病，結果，我們都給注射維生素C以減輕病情。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在營裡遇上許多來自摩爾多瓦（現稱摩爾達維亞）、波蘭和烏克蘭的見證人同工。
監獄生涯的改變
1952年春季，勞工犯開始可以支取微薄的工資，好用來買點食物，以補充日常食用的不足。不但這樣，人們也可以把食物送到營裡來。於是，有些人把聖經書刊藏在食物箱子的底部，送給營中的見證人。有一次，一個來自摩爾多瓦的見證人收到一罐豬油。他把豬油用光之後，發現罐的底部藏著豬的胃壁。他打開一看，裡面竟然藏著三期《守望台》呢！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營裡的生活頓起巨變。起初，部分勞工犯要求釋放，不時罷工或引起騷亂，於是軍隊被差到營中來加以鎮壓。在諾里爾斯克的勞動營，120個勞工犯在一場暴亂中喪生。由於見證人沒有參與其事，因此沒有一個見證人被殺或受傷。1953年夏季，鎳礦場停工兩個星期。之後，營裡的日子就變得較為好過了。有些勞工犯重獲自由，其餘勞工犯的服刑時間則縮短了。
忠貞不二的見證人
連番擾攘之後，我被轉送到南部伊爾庫茨克省泰舍特市附近的勞動營去。那裡，我有幸跟最初教導我學習聖經的阿圖爾·因杜斯弟兄重逢。因杜斯弟兄拒絕在營中當醫生，反而選擇做吃力的苦工。他解釋說：「有些身體健康、被委以重任的勞工犯要我批准他們請病假，而害病的反倒要工作，我的良心實在不容許我這樣做。」
由於因杜斯弟兄從前沒怎樣做過苦工，結果身體日漸消瘦，後來更不支病倒。雖然這樣，因杜斯弟兄卻告訴我，他覺得這些經歷倒使他在靈性方面得到鍛鍊。我們在勞動營共處了約莫三個月。然後，因杜斯弟兄給送到營裡的醫院去，並於1954年1月在醫院裡病逝。因杜斯弟兄給埋葬在亞北極區無邊無際的森林的某個角落。因杜斯弟兄至死保持忠貞，正靜候著復活的日子來臨。
獲得釋放，踏上歸途
1956年，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會的特派團來到我們的勞動營，複查囚犯的檔案。我被召見時，特派專員問我：「你獲釋之後打算做什麼？」
「到時才算罷。」我回答說。
他們就叫我離去了。後來，他們再次召見我。專員對我說：「你這個思想犯，簡直是蘇聯政府的死對頭！」然而他說：「我們打算釋放你，但我們會派人跟蹤你。」1956年7月26日，我終於重獲自由。
隨後兩天，我探訪了蘇耶季哈的烏克蘭見證人。蘇耶季哈是泰舍特附近的一條鄉村，1951年烏克蘭的弟兄曾被放逐到泰舍特去。之後，我在托木斯克區逗留了四天，而母親給放逐的地方就在附近。我從火車站走了20公里路，來到一條叫做格里戈里耶夫卡的村落。我發現那兒的情況竟然比我們的勞動營還要糟！較早時候，姐姐莉伊達從哈薩克斯坦的集中營獲釋，幾個月前已經來到這裡跟母親作伴。可是，她的護照給充公了，因此還未能回到愛沙尼亞去。
在愛沙尼亞飽受壓力
我回到愛沙尼亞之後，立時朝著雙親一度經營的農場直奔。早在西伯利亞時，我已經聽到傳聞，說政府把所有建築物都夷為平地。我到達農場時，發現建築物的確已經夷平了！幾天之後，我感染了腦灰質炎。結果，我花了一段頗長的時間留院治療，離開醫院後還得繼續接受診治。時至今天，我走路時還是一拐一拐的。
不久，我在萊赫采泥炭公司找到一份差事。我在1943年時也曾為這家公司打過暑期工。公司給我安排了一個公寓房間。1956年12月，母親和姐姐流放回來，跟我一起住在萊赫采。
1957年11月，我跟埃拉·基卡斯共諧連理。當時，埃拉剛從西伯利亞的集中營獲釋歸來。兩個月後，我們在塔爾圖一幢私人房子中找著地方，於是遷到那兒去。此外，我也在塔爾圖的區域消費合作社裡當司機。
在西伯利亞時，我曾經把十篇《守望台》研讀文章從俄語翻譯成愛沙尼亞語，還把它們帶回家中。後來，我們收到一本書，叫做《從樂園的失落到樂園的復得》，也把它翻譯成愛沙尼亞語。翻譯完畢後，我們就著手把譯本用打字機打出來，加以複製。其間，國安會仍然一直監視著我們。不過，由於熟知他們的跟蹤方法，我們都像正在給捕獵的動物一樣，總是小心翼翼、步步為營。
國安會的攻擊對象
60年代初期，國安會開始向耶和華見證人發動攻擊，對我們大加誹謗。埃拉和我是他們主要的攻擊對象。報章開始登載毀謗見證人的文章，電台和電視節目也不時猛烈抨擊見證人。國安會兩度在我的工作地點舉行公開集會。在塔林市的愛沙尼亞劇場，更上演由專業演員演出、諷刺我的喜劇。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的攻勢，使我不禁想起大衛以下的話：「坐在城門口的談論我；酒徒也以我為歌曲。」——詩篇69:12。
國安會毫不間斷地誣衊見證人。1965年，塔爾圖的工人公共衛生大樓舉行了一個集會。場內有國安會的代表，埃拉和我雙雙出席，還有滿場的市民列席旁聽。埃拉被盤問時，在場的人好幾次鼓掌支持她。顯然，人們都是站在我們一方的。事情的結局出乎意外，使國安會的代表既失望，又憤怒。結果，國安會羞辱見證人的行動就隨這件事而告一段落了。
滿足靈性需要
共產黨試圖阻止我們的書刊流通，可是大概在1965年之後，我們已經可以向基督徒弟兄供應相當充足的靈糧。但是，要在暗地裡翻譯雜誌，然後在僻靜的地方印刷，都得花不少時間和精神。有一次，國安會的代表跟我說：「托姆，你總是有辦法瞞天過海，掩人耳目的。」他所指的，就是我們的地下活動和偷運書刊的方法。
在這種情況下，聚會自然得以小群的形式暗中舉行，而傳道工作也只限於非正式的見證。由於弟兄的家可能給人突擊搜查，他們都得時刻準備妥當。守望台社出版的書刊一定要小心收藏。不過，即使形勢不甚有利，我們依然找著許多愛好真理、擁護王國的人。
在80年代，蘇聯總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開始進行改革，我們在事奉上帝方面獲得更大自由。1991年，蘇聯解體，愛沙尼亞的耶和華見證人獲得法律認可。目前，塔爾圖有四群會眾，我們的王國聚會所大樓也快將落成啟用。今天，愛沙尼亞共有3800多個參與服事職務的見證人，跟我在五十多年前開始傳道時，全國只有四五十個傳道員，是個多麼強烈的對照呢。
過基督徒生活令人心滿意足
對於選擇採取立場事奉耶和華一事，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什麼。回顧自己一生，我感到心滿意足，更慶幸能親眼目睹耶和華的組織不斷奮力地向前邁進，而渴望事奉耶和華的人又多而又多。
我深深感激耶和華多年來一直對埃拉和我愛護有加，使我們能度過上述的艱辛歲月。時刻緊記耶和華的正義制度已經近在眼前，往往使我們的屬靈力量大增。毫無疑問，看到敬拜耶和華的人的數目激增，我們可以深信，我們吃過的苦絕非僅是徒然。——希伯來書6:10；彼得後書3:11,12。
［第12,13頁的地圖］
（排版後的式樣，見出版物）
從塔林到臭名昭著的諾里爾斯克勞動營，歷時兩個月的艱苦旅程中所走的路線
塔林
普斯科夫
聖彼得堡
彼爾姆
葉卡捷琳堡
新西伯利亞
克拉斯洛亞爾斯克
杜金卡
諾里爾斯克
北極圈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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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不屈的基督徒殉道者阿圖爾·因杜斯
［第14頁的圖片］
1956年西伯利亞勞動營裡的囚犯。我站在後排，從左數起第四個
［第15頁的圖片］
在前國安會總部跟妻子合照。我們以前常常被召到這兒來接受盤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