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倫的年代計算 巴比倫主要從尼布甲尼撒二世開始，就在聖經的記載裡出現。尼布甲尼撒的父親那波帕拉薩爾登基後，開創了新巴比倫王國；新王國到了拿波尼度和他兒子伯沙撒聯合執政時就被波斯人居魯士推翻了。聖經學者對這段時期深感興趣，因為巴比倫毀滅耶路撒冷及猶太人淪為俘虜70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包含在這段時期。

耶利米書52:28說，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七年，第一批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去。《巴比倫編年史》（大英博物館21946號）上的楔形文字記載了同一件事：「第七年：在基斯萊月［基斯流月］，阿卡德國王揮軍進侵哈圖。他在猶大城附近安營，亞達月二日奪取了該城，擒獲（城中的）［約雅斤］王。他在城中隨自己心意另立新王［西底家］（並）把大批貢物帶回巴比倫去。」（《亞述與巴比倫的編年史》，A．K．格雷森著，1975,102頁；另見王下24:1-17；代下36:5-10）（見下冊326頁圖片）尼布甲尼撒統治的最後32年，沒有編年史之類的歷史記載存世，只有一塊殘缺的碑文記述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三十七年出征埃及。

關於阿維爾－馬爾杜克（以未米羅達，王下25:27,28），考古學家找到一些泥板，是馬爾杜克在位第二年的文物。至於被視為阿維爾－馬爾杜克的繼位人涅里格利沙爾，有些出土的泥板合同是他在位第四年的文物。

一塊巴比倫泥板有助於聯繫巴比倫年代和聖經年代。這塊泥板記載了以下發生於居魯士二世的兒子岡比西斯二世在位第七年的天文現象：「第七年，搭模斯月十四日晚，入夜後兩個1 ²⁄₃小時［即3小時20分］，月食；整個過程清楚可見；月食直到［月亮的］上半部。特貝特月十四日晚，夜間在黎明前［深夜］兩個兩個半小時［即5小時］，月食；整個過程清楚可見；月食直到月亮的下部分和上部分。」（《巴比倫王岡比西斯銘文》，J．N．斯特拉斯邁爾著，萊比錫，1890,400號，45-48行；《巴別的星學和星站》，F．X．庫格勒著，明斯特，1907,第1卷，70-71頁）這兩次月食顯然就是公元前523年7月16日和公元前522年1月10日在巴比倫出現的那兩次月食。（奧波爾策著的《日食和月食大典》，譯自O．金格里奇的英譯本，1962,335頁）因此，這塊泥板表明公元前523年的春天就是岡比西斯二世在位第七年的開始。

既然岡比西斯二世在位第七年始於公元前523年的春季，那麼他在位的第一年就是公元前529年，而他的登基年（居魯士二世做巴比倫王的最後一年）則是公元前530年。居魯士二世在位最後期的一塊泥板，追溯到他在位第九年第五個月二十三日。（《公元前626-公元75年的巴比倫編年史》，R．帕克與W．杜伯斯坦合著，1971,14頁）既然居魯士二世做巴比倫王的第九年是公元前530年，那麼他在位第一年是公元前538年，他的登基年則是公元前539年。

貝羅索斯 公元前3世紀，巴比倫一個叫貝羅索斯的祭司顯然根據楔形文字的記錄，用希臘語寫下巴比倫的歷史。奧姆斯特德教授論及貝羅索斯所寫的歷史，說：「流傳下來的只是斷簡殘篇或零碎的資料而已。當中最重要的殘片都是輾轉相傳地流傳下來的，而且幾乎沒有其他資料可以對照。今天，要查閱貝羅索斯的記載，就得翻查優西比烏斯的《編年史》。這部書的希臘語原作已經失傳，現有的是一部現代拉丁語譯本，譯自亞美尼亞語譯本。優西比烏斯《編年史》當中有部分內容取自亞歷山大（波利希斯托），還有部分內容取自阿比德努斯。亞歷山大（波利希斯托）的資料直接取自貝羅索斯；而阿比德努斯的資料看來取自朱巴，朱巴的資料取自亞歷山大（波利希斯托），亞歷山大（波利希斯托）的資料取自貝羅索斯。更令人混亂的是，在一些地方，優西比烏斯沒有意識到阿比德努斯只是抄襲亞歷山大（波利希斯托）的記載，因而把二人的資料一同引錄，一起並列！更糟的是，雖然優西比烏斯取自波利希斯托的記載一般都比較可取，但優西比烏斯卻看來採用了波利希斯托著作的一個錯誤連篇的抄本。」（《亞述史學》，62-63頁）公元1世紀的猶太歷史家約瑟夫斯，也聲稱他的記載是引述貝羅索斯的著作，但這些據稱引述貝羅索斯著作的年代資料看來也不是真確可靠的。

造成差異的其他因素 粗略地研究古史的學生常常有個誤解，以為楔形文字泥板（例如貝羅索斯可能曾經參考過的泥板）上的記載總是在事件發生的時候或稍後寫下來的。但是，除了許多用楔形文字書寫的商業文件確實是即時記錄之外，有不少證據表明巴比倫的史書，甚至許多天文記錄，都是在很久以後才記下來的。因此，亞述學家D．J．懷斯曼表示，所謂的《巴比倫編年史》，也就是記載了從拿布－尼斯爾到沙馬什－舒姆烏金的統治時期的史書（世俗歷史學家推斷這段時期是從公元前747年至前648年），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大流士在位第二十二年［腳注說：如果指大流士一世，時維公元前500/前499年］根據一份殘缺的舊文本抄錄而成的」。（《迦勒底王編年史》，倫敦，1956,1頁）因此，這部編年史所記的事不僅發生在150至250年前，而且是根據以往一份不完整的文本抄錄的，這份文本可能是原作，也可能不是。至於記載了從那波帕拉薩爾到拿波尼度這段時期的《新巴比倫編年史》，D．J．懷斯曼又說：「《新巴比倫編年史》用一種細小的字體書寫，字體本身難以反映書寫的明確日期，但可以顯示編年史是在事發後，由幾乎即時至阿開民王朝結束之間的任何時候寫下來的。」因此，這部編年史可能晚至波斯帝國於公元前331年覆亡時才撰寫，即巴比倫陷落大約200年之後。我們在上文已看到，年代學的資料，包括許多數字在內，過了幾百年後，往往無法保全原貌，甚至被異教史官篡改了。鑑於這一切因素，如果人硬要說新巴比倫時期列王在位的傳統年數是真實無誤的，那就不智了。

傳統數據缺乏同期史書佐證，又容易被人篡改，因此，新巴比倫時期的統治者很可能有一個或更多個在位的時期比傳統數據長。雖然至今還沒發掘到任何泥板提到這些統治者在位後期的事跡，但不能因此就堅決否認有這個可能性。有例子表明，有一些王確實到了後期才作王，他們在位的事跡也沒有泥板記載。例如亞達薛西三世（奧克斯）（歷史家說他統治了21年［公元前358-前338］）和阿爾色斯（據說只統治了兩年［公元前337-前336］）這兩個統治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同期的楔形文字泥板確立他們在位的年數。

事實上，雖然有史書提到某幾位巴比倫王，歷史家卻不知道他們是哪個時代的人。A．W．阿爾教授（《波斯歷史概要》，1922,84頁）說：「在博爾西帕出土的泥板合同上，出現了一些巴比倫王的名字，在其他地方卻沒有出現過。這些王統治的時期很可能在大流士一世在位的後期至薛西斯一世在位的初期，就如安納德推測。」今天，這仍然是推測而已。

托勒密的列王在位表 克勞狄·托勒密是希臘天文學家，公元2世紀的人，生於新巴比倫時期結束超過600年後。學者一併研究他的列王在位表和他所寫的天文學巨著。關於新巴比倫時期的君王和他們在位的年數，現代許多歷史家都接受托勒密所記載的資料。

托勒密顯然根據塞琉西時期的記載編寫他的史料，塞琉西時期始於居魯士攻陷巴比倫250多年後。因此，托勒密的資料跟貝羅索斯大同小異是不足為奇的，貝羅索斯正是塞琉西時期的一個巴比倫祭司。

月食 年代學家曾利用月食去證實新巴比倫時期列王在位的某些年份，這些年份是根據托勒密的列王在位表和楔形文字泥板記載的資料推算出來的。即使托勒密準確地計算了或記錄了從前某些月食的日子（現代一個天文學家發現托勒密記錄的日子有五分三是正確的），這並不能證實他傳達的史料是準確無誤的，換句話說，不能證實他由始至終都根據歷史事實將月食和某些王在位的日子聯繫起來。

可是，歷史家也不是完全根據日食和月食去推算古代的歷史時期和事件發生的日期。一些已出土的天文日誌記錄了月亮（跟某些星體或星座相對的位置）在巴比倫某一天頭尾出現的位置（例如「月亮位於獅子後腿前面一肘尺」），也記錄了同一時間某些行星出現的位置。現代的年代學家指出，不同星體在同一時間處於的相對位置，是千年不遇的天文現象。這些天文日誌提及某些王在位的年份，看來跟托勒密的列王在位表上的數字吻合。在某些人看來，這或許是確鑿不移的證據，但有一些因素大大削弱其可信性。

首先，在巴比倫觀測的天文現象可能存在錯誤。巴比倫的天文學家最感興趣的是發生在接近地平線的天文現象，即日月升降的位置。然而，在巴比倫觀看地平線，常常因為沙塵暴而看不清楚。關於這點，O．諾伊格鮑爾教授說托勒密抱怨「［在古巴比倫］觀測星體殊不可靠。他［托勒密］說以往的觀測做得不好，因為只觀測星體的出現和消失，以及停留的位置，這種天文現象在本質上是很難觀測的」。（《古代精密的科學》，1957,98頁）

其次，已經出土的天文日誌大都寫成於塞琉西時期（公元前312-前65），而不是新巴比倫或波斯帝國時期，雖然日誌包含了較早的這兩段時期的數據。歷史家推斷這些日誌是早期文獻的抄本。事實上，沒有任何同期 的天文資料，可以用來確立新巴比倫和波斯帝國時期（公元前7世紀末葉到前4世紀末葉）的所有年代。

最後，論到托勒密，即使他寫下的天文資料（按今天的理解）基本上是準確的，這卻不能證實連帶的歷史資料也是正確無誤的。就如托勒密只是以古代君王在位的年份（按他對這些君王的理解）作為構架，編排他的天文數據，同樣撰寫（或抄寫）塞琉西時期的天文資料的人，也可能只是在他們的天文資料裡加入當日受大眾認同或「普遍接納」的年代資料。這些受大眾認同或普遍接納的年代資料很可能在上文提過的關鍵之處存在錯誤。例如，古代一個天文學家（或抄寫經書的人）可能說，某個天文現象在某年出現，那年根據現代曆法計算是公元前465年，他的話經過精確的計算證實是正確無誤的。但他可能同時說這個天文現象是薛西斯王在位第二十一年出現的（公元前465），這是完全錯誤的。簡單來說，天文準確不能證實歷史也準確。